周凯推开家门时，秦淮茹正趴在缝纫机上赶制一批出口的枕套。台灯的光晕落在她鬓角的碎发上，映出几缕不易察觉的白。听见动静，她抬起头，眼里带着疲惫却温和的笑意：“回来了？锅里温着粥。”
“嗯，部里开了一天会。”周凯脱了外套，凑过去看她手里的活计，针脚细密，是要发往欧洲的订单。“纺织厂也忙到这么晚？”
“可不是嘛，厂里刚接到的新任务，说要赶在圣诞节前发出去，我也没什么事就帮着干干。”秦淮茹放下针线，给她倒了杯热水，“看你脸色不好，又吵架了？”
周凯苦笑一声，坐在沙发上揉着太阳穴：“算不上吵架，是争论。关于东北工厂‘自然减员’的事，部里吵翻了。”
他把会议的内容跟秦淮茹说了——所谓“自然减员”，就是让工厂不再补充退休人员，任由职工数量慢慢减少。这个在后世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办法，在当下却像颗炸弹，炸得不少老领导直拍桌子。
“他们说这是‘变相裁员’，是‘忘了本’。”周凯叹了口气，“可他们不想想，那些资源型小厂，煤挖完了，矿采光了，留着那么多人，将来靠什么吃饭？”
秦淮茹沉默了。她在纺织厂待了十几年，见过太多“人浮于事”的景象——车间里明明三个人就能干完的活，却塞了五个，大家轮流歇着，工资却一分不少拿。可真要让谁离开，又像是剜掉一块肉。
“我老家那边有个煤矿，”秦淮茹忽然说，“前几年还红火得很，这两年煤少了，工人就天天闲着，工资发一半，听说不少人游到去南边打工了。”
周凯心里一动：“这就是问题所在。与其等厂子垮了让大家乱跑，不如现在就慢慢收缩，至少能稳住局面。”
可他也知道，这个道理说着容易，做起来难。这个年代的工人，把“铁饭碗”看得比命还重，“不补充新人”意味着未来没了盼头，光是舆论压力就顶不住。
果不其然，第二天的会议上，“自然减员”的提议刚被提起，就遭到了潮水般的反对。
“周副司长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位来自矿区的老领导拍着桌子，“我手下的煤矿工人，祖孙三代都在矿上干，你说不补充新人，让他们的孩子将来去哪？喝西北风吗？”
“就是！”另一位领导接过话头，“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哪有‘让主人慢慢减少’的道理？这要是传出去，老百姓该怎么看我们？”
周凯坐在那里，听着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指尖在笔记本上画着圈。他想起穿越前看过的新闻：南方城市房价飙到百万时，东北的鹤岗一套房只要三万块，不是因为房子不好，是因为资源枯竭后，年轻人都走光了，留下的都是走不了的老人。
那种萧条，那种绝望，他不想在这个时代提前看到。
“各位领导，”周凯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让会议室渐渐安静下来，“我不是要‘减少主人’，是想给‘主人’留条活路。”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指着东北的鹤岗、抚顺、阜新几个城市：“这些地方，煤矿储量最多还能挖十年；还有内蒙古的几个铁矿，最多十五年。等资源没了，厂子肯定撑不住。到时候再裁员，是几十万万、几百万地裁，那才是真的让大家喝西北风！”
他拿起一份报表：“现在这些厂，平均每个厂都有20%的富余人员。我们现在不控制，再过十年，就是50%、60%。与其到时候手忙脚乱，不如现在就‘踩刹车’——退休一个，替补一个，不再额外招人，至少能让厂子‘瘦下来’，活得久一点。”
这番话让不少人陷入了沉思。那位矿区来的老领导张了张嘴，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他何尝不知道煤矿的储量在减少，只是不愿面对罢了。
“那技术岗怎么办？”王部长适时开口，“总不能让技术员也‘退休一个补一个’吧？厂子要转型，还得靠技术。”
“技术岗例外。”周凯立刻接话，“工程师、技术员、高级技工，不仅要补，还要从全国招人，给他们提待遇，让他们愿意留下来搞研发。”
会议室里的气氛缓和了些。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细节：哪些算“技术岗”？替补人员的标准是什么？资源型工厂和加工型工厂怎么区别对待？
讨论持续了整整三天，最终形成了一个折中方案：
一、资源完全依赖型工厂（如煤矿、铁矿、铀矿），除技术岗外，一律实行“退一补一”，不再扩大规模；
二、加工型工厂（如机械厂、农具厂），根据订单情况适度招人，但需报部里审批；
三、鞍钢作为重点企业，保留一定的扩招权，但需将扩招名额向技术岗倾斜，同时加快剥离社会职能。
“这已经是目前能做到的极限了。”王部长在总结时，语气里带着疲惫，“既不能让厂子一下子垮掉，也不能任由它继续‘虚胖’。”
他拿起会议纪要：“我会把这份文件上报给各位委员。说到底，这么大的事，不是咱们部里能拍板的，得让上头定夺。”
散会时，李副部长走到周凯身边，递给他一支烟：“你小子，倒是比我们这些老家伙看得远。只是这路，难走啊。”
“难走也得走。”周凯点燃烟，看着窗外飘落的枯叶，“总不能把难题留给下一代。”
接下来的几天，部里上下都动员了起来。统计司的人加班加点，把全国的工厂按“资源依赖度”分类：红色标注的是“高度依赖”，黄色是“中度依赖”，绿色是“加工型”。报表堆了满满一桌子，红色的标记密密麻麻，看得人心头发沉。
周凯看着那份报表，忽然想起钢蛋和铁蛋的信。两个孩子在信里说，东北的老乡们开始议论“高考可能恢复”，不少知青都在偷偷找课本复习。
“或许，这才是最好的出路。”周凯喃喃自语。让年轻人走出工厂，走进考场，走进更广阔的天地，总比困在资源枯竭的死胡同里强。
这天晚上，他给孩子们写回信，特意加了一句：“不管将来干什么，都要记得，路不止一条。别被眼前的安稳困住，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写完信，他走到阳台，望着远处部里大楼的灯光。那里还有很多人在加班，灯光像一颗颗星星，在夜色里闪烁。
他知道，上报的文件大概率会通过——那些站在更高处的人，比谁都清楚改革的紧迫性。而他要做的，就是等文件下来后，一点点推动落实：给资源型工厂划红线，给技术岗涨工资，给鞍钢的转型找路子……
这条路会很长，会很磨人，甚至可能招来骂名。但他不怕。
因为他见过未来的模样，知道此刻每一点微小的改变，都在为那个更光明的明天，埋下伏笔。
夜风渐凉，周凯裹紧了外套。远处的灯光依旧亮着，像在告诉他：改革的路上，从来不是孤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