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走进重工业部大楼时，走廊里的空气似乎都比往常凝重。擦肩而过的同事们眼神复杂，有好奇，有担忧，还有几分不易察觉的敬畏——谁都知道，这位年轻的副司长刚从东北回来，就给鞍钢下了“病危通知”，这在部里可是捅了马蜂窝。
“周司长，王部长在会议室等您。”传达室的老张低声提醒，语气里带着点小心翼翼。
周凯点点头，径直走向会议室。推门的瞬间，里面的说话声戛然而止，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他。在座的都是部里的高层领导，大多头发花白，资历最浅的也是五十年代就投身工业的“老兵”，其中那位从鞍钢走出来的李副部长，正端着茶杯，眼神沉沉地盯着他。
“周凯来了，坐。”王部长指了指自己身边的空位，打破了沉默，“人都到齐了，开会吧。”
周凯刚坐下，李副部长就放下了茶杯，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一声脆响。“周副司长，”他开门见山，语气带着压抑的火气，“你那份关于鞍钢的报告，我仔细看了。你说鞍钢机构臃肿、社会责任过重，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甚至暗示再不改就要出大问题——我倒想问问，你是不是觉得鞍钢这面共和国工业的红旗，快要扛不住了？”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谁都知道李副部长的脾气，更知道他对鞍钢的感情——他在那里干了三十年，从学徒做到厂长，最后才调回部里，周凯的报告，无异于在否定他大半生的心血。
周凯迎着李副部长的目光，语气平静却坚定：“李副部长，我从未说过鞍钢会倒闭。恰恰相反，我认为鞍钢永远不会倒。”
这话一出，满座皆惊。几位刚才还皱着眉的老领导忍不住交头接耳——报告里把鞍钢的问题说得那么严重，怎么又说“永远不会倒”？
李副部长也愣住了，随即冷笑一声：“哦？周副司长这话说得有意思。你在报告里列了那么多问题，又是‘效率低下’又是‘利润下滑’，现在倒说不会倒？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矛盾。”周凯站起身，走到会议室前方的黑板前，拿起粉笔写下“共和国工业长子”几个字，“鞍钢的意义，早就超越了一个普通企业。它是龙国重工业的象征，是无数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寄托，就算有一天真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家也会举全国之力保住它。这一点，我从未怀疑。”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全场：“但‘不会倒’不代表‘不会痛’，更不代表‘不需要改’。就像一个身强体健的壮汉，长了毒疮，不及时剜掉，只会越烂越深，最后拖垮整个身子。鞍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毒疮。”
“你这话未免太危言耸听！”一位分管东北工业的老领导忍不住开口，“鞍钢每年还在为国家创汇，养活几十万工人，怎么就成了‘毒疮’？”
“创汇的利润在逐年下滑，养活工人的成本却在逐年上升。”周凯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翻开数据页，“去年鞍钢的利润率是7.3%，今年上半年已经降到5.1%；而职工退休金支出同比增长了12%，学校和医院的运营成本增长了15%。再这么下去，用不了10年，它创造的利润就会被这些‘包袱’吞噬干净。”
他顿了顿，语气越发沉重：“更可怕的是东北整个重工业体系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六十年代支援三线建设，东北向全国输送了多名技术骨干——这是奉献，但也导致本地人才断层。剩下的企业里，像鹤岗的煤矿、抚顺的铁矿、齐齐哈尔的机床厂……大多是资源型、依赖型企业。”
“资源是有限的。”周凯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回荡，“煤矿会挖完，铁矿会采空，铀矿会枯竭。大家有没有想过，等这些资源耗尽的那天，东北的重工业靠什么立足？那些依附资源生存的小厂，又该何去何从？”
这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激起层层涟漪。几位来自东北的领导脸色凝重——他们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不敢深想，更不敢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
“依你看，这些小厂最终会怎么样？”王部长的声音打破了沉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周凯深吸一口气，说出了那个所有人都在回避的答案：“会倒闭。大部分都会倒闭。只有鞍钢这样有特殊地位、能得到国家持续扶持的企业，才可能存活下来。”
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连掉根针都能听见。李副部长的手指紧紧攥着茶杯，指节发白——他知道周凯说的是实话，那些依附鞍钢生存的小轴承厂、小炼钢厂，早已是风雨飘摇，只是没人愿意戳破这层窗户纸。
“那……那几百万工人怎么办？”一位老领导声音发颤，“他们一辈子靠工厂吃饭，厂没了，他们怎么活？”
这个问题像一把重锤，砸在每个人的心上。是啊，工人怎么办？他们的家庭怎么办？那些靠着工厂学校读书的孩子，靠着工厂医院看病的老人，又该怎么办？
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周凯身上，带着期盼，也带着绝望——似乎所有人都在问：你既然提出了问题，总该有解决办法吧？
周凯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前所未有的沉重：“我不知道。至少现在，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
这话让不少人露出失望的神色，李副部长更是冷哼一声：“合着你就只会挑问题，拿不出方案？”
“我能拿出的，是止损的方案。”周凯直视着他，“第一，所有资源型小厂，立刻停止招工，现有工人实行‘自然减员’——退休一个少一个，不再补充新人，避免将来负担更重；第二，鞍钢必须剥离社会职能，学校、医院交给地方政府，企业只干企业该干的事；第三，淘汰四五十年代的老旧炼钢炉，引进新设备，主攻高附加值的特种钢，放弃低利润的粗制钢坯。”
他敲了敲黑板：“这些措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能让阵痛减轻一点。船大难掉头，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能做的，是先把船身的漏洞堵上，再慢慢调整航向，毕竟我们还有十年时间”
李副部长沉默了。他看着周凯写下的方案，想起自己在鞍钢时，多少次想淘汰那些老掉牙的设备，都因为“影响生产”“怕工人失业”而不了了之。现在想来，那些犹豫和妥协，其实都是在积累更大的风险。
“你说的‘自然减员’，是不是太冷血了？”一位女领导轻声问，眼里带着不忍。
“比起将来大规模下岗的惨烈，这已经是最温和的方式。”周凯的声音有些沙哑，“这个年代，我们不能随便开除工人，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再把更多人拉上船——船快沉了，少一个人，就多一分活下去的希望。”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沉默，但这次的沉默里，少了几分抵触，多了几分沉思。老领导们开始低声交流，有人翻出东北工业的报表，有人算起了资源枯竭的年限，气氛从剑拔弩张，渐渐变成了沉重的务实。
王部长看着这一幕，悄悄松了口气。他知道，周凯的话像一把手术刀，虽然锋利得让人疼痛，却精准地切开了病灶。改革的序幕，或许就从这个会议室开始了。
散会时，李副部长走到周凯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子，胆子不小。但你说得对，是该痛下决心了。”
周凯看着这位头发花白的老领导，心里涌起一阵暖流：“李副部长，改革需要您这样懂鞍钢、爱鞍钢的人牵头，我只是敲了敲警钟。”
李副部长笑了，眼里的火气散了，只剩下疲惫和坚定：“放心，只要是为了鞍钢好，为了东北的工人好，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再拼一把。”
走出会议室时，走廊里的阳光正好。周凯抬头望向窗外，部大楼前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他知道，今天的会议只是开始，真正的阻力还在后面——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来自习惯了旧模式的抵触，来自对未知的恐惧……
但他不害怕。因为他看到，会议室里那些曾经质疑的眼神，最终都变成了正视问题的勇气。改革或许艰难，但只要有更多人愿意直面沉疴，愿意为了长远的未来承受暂时的疼痛，这条路就一定能走通。
他想起东北那些在寒风中矗立的厂房，想起棚户区里孩子们冻红的脸颊，想起钢蛋铁蛋信里说“会好好复习”的承诺。深吸一口气，周凯迈开脚步，朝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那里，还有厚厚的文件等着他处理，还有更具体的改革方案等着他细化。
路还长，但方向已经明确。而他，会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