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元年（公元345年，乙巳年）
春天，正月初一，皇太后在太极殿设了白色纱帐，抱着皇帝来到殿前。
赵国义阳公石鉴镇守关中，徭役繁重赋税多。要是看到文武官员有长头发的，直接拔下来做冠缨，剩下的给宫里人。长史把这事报告给赵王石虎，石虎就把石鉴召回邺城，让乐平公石苞代替他镇守长安，还征调雍州、洛州、秦州、并州十六万人去修建长安的未央宫。
石虎喜欢打猎，年纪大了后，身体胖得骑不了马，就造了一千辆猎车，定期打猎。从灵昌津往南到荥阳，东边到阳都，这片区域都成了猎场，还派御史监督猎场里的禽兽，谁要是冒犯了这些动物，那可是死罪。老百姓家里有美女，或者好的牛马，御史要是没索要到，就诬陷人家冒犯禽兽，因此被处死的有一百多人。又征调各州二十六万人去修建洛阳宫，征调老百姓的两万头牛，配给朔州的牧官。还增加了女官，分成二十四等，东宫十二等，公侯七十多个封国也各有九等，大规模征选民间女子三万多人，分成三等来分配；太子和各个王公私下又征选了将近一万人。郡县官员一心找美女，好多都是强行抢夺别人的妻子，导致那些女子的丈夫被杀或者自杀的有三千多人。这些女子送到邺城后，石虎亲自到殿前挑选，觉得哪个使者能干，就封十二个使者为侯。结果荆楚、扬州、徐州的百姓几乎都流亡反叛了；那些地方官员因为没能安抚好百姓，被关进监狱处死的有五十多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趁着侍奉石虎的时候恳切劝谏，石虎大怒，让龙腾卫士把他给弄死了。
燕王慕容皝把牛借给贫苦百姓，让他们在皇家园林里耕种，要收八成的税，要是百姓自己有牛，也要收七成的税。记室参军封裕上书劝谏，说：“古代收十分之一的税，这是天下最公正的税率。到了魏、晋时期，仁政衰弱，借官府田地和牛的，最多收十分之六的税，自己有牛的，收成对半分，也不会收七八成。自从永嘉之乱以来，天下动荡，武宣王用仁德安抚百姓，中原和周边各族的百姓，从万里之外赶来，像小孩子投奔父母一样带着家小归附。所以现在户口比以前多了十倍，没工作的人占了三四成。殿下您继位后，向南打败强大的赵国，向东兼并高句丽，向北拿下宇文部，开拓了三千里土地，增加了十万户百姓，现在应该把园林都开放，分给新归附的百姓，没牛的官府赐给他们牛，不应该再收这么重的税。再说，用殿下您的百姓，耕殿下您的牛，牛不还是殿下您的嘛！要是这样做，等咱们军队向南进军的时候，百姓谁不会拿着吃的喝的来迎接王师，石虎还能跟谁混呢！那些荒废堵塞的河流沟渠，都应该疏通，干旱的时候可以灌溉，发大水的时候能排水。一个人不耕种，就可能挨饿。何况现在游手好闲吃闲饭的有好几万，怎么能让家家户户都富足呢？现在官府机构繁杂，白白浪费俸禄，要是才能不行，都应该清理淘汰。工商业这些次要行业，应该设定固定的人员数量。学生学了三年没成果，只会堵住优秀人才的上升之路，都应该让他们回去务农。殿下您圣德宽厚英明，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参军王宪、大夫刘明都因为提意见违背了您的旨意，主管官员要判他们死罪，殿下您虽然饶恕了他们的性命，但还是免去官职并禁止他们做官。想要别人提意见，却惩罚直言的人，这就像想去南方却往北走，肯定达不到目的啊！右长史宋该等人阿谀奉承，随意弹劾提意见的人，自己没骨气，还嫉妒别人有，蒙蔽您的视听，这是最不忠诚的表现。”
慕容皝看了之后就下令说：“看了封记室的劝谏，我真的很害怕。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以粮食为命，可以把园林都开放，分给没田的百姓。实在贫困的，官府给他们牛；有能力又想要官府牛的，都按照魏、晋的旧制度来。沟渠要是真的有好处，要按时修整。现在战事正兴起，立功的人多，今年还不能减少赋税，等中原统一了，再慢慢商议。工商业者和学生都要进行裁减和挑选。臣子向君主提意见，是非常困难的事，就算言辞狂妄，也应该选择好的意见听从。王宪、刘明虽然按罪应该罢黜，但也是因为我没有度量，现在让他们官复原职，继续留在谏官的位置。封裕直言敢谏，很符合臣子的本分，赐给他五万钱。向内外宣告，要是有人想指出我的过错，不管贵贱，都不要有所忌讳！”慕容皝向来喜欢文学，经常亲自到学校讲学，考核的学生多达一千多人，其中有不少滥竽充数的，所以封裕才提到这些事。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东晋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的历史记载，如同一面双面镜，映照出乱世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统治逻辑——一边是石虎的暴虐失道，一边是慕容皝的纳谏图治，两者的对比不仅揭示了政权兴衰的密码，更留下了深刻的治理启示。
暴虐统治的“自我毁灭”：石虎的权力狂欢与民本崩塌
赵主石虎的统治堪称“暴政教科书”。他任儿子石鉴镇守关中时，竟允许其将文武官员的长发拔作冠缨、充作宫用，这种对人格的践踏已突破治理底线；而他本人为满足私欲，征发十六万人修未央宫、二十六万人建洛阳宫，甚至因河桥石料随流而斩杀工匠，将“权力即真理”的逻辑发挥到极致。
更荒诞的是其“猎场治国”——划定千里区域作为私人猎场，以“犯兽”罪名诛杀百馀人，实则是借“护兽”之名行勒索之实；强征三万民女充实后宫，逼死三千馀名女子的丈夫，却对掠夺者封侯嘉奖。这种“以民为草芥”的统治，彻底背离了“君舟民水”的基本逻辑：当百姓被剥夺得“流叛略尽”，当守令因“不能绥怀”而遭诛杀，看似强大的政权早已失去根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直谏被虐杀，更堵死了最后的纠错通道，让暴政陷入“愈暴虐愈恐惧，愈恐惧愈暴虐”的恶性循环。
纳谏图治的“清醒尝试”：慕容皝的自我革新与民本觉醒
与石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燕王慕容皝对封裕劝谏的接纳。这段君臣互动堪称乱世中的“治理典范”：封裕直击燕国弊政——税收过重（私牛税七、官牛税八）、苑囿占地、冗员泛滥、学生冒滥，句句切中要害；而慕容皝的回应更显难得：不仅全盘接纳建议，罢苑囿给无田之民、赐牛给贫者，还反思自身“无大量”，恢复直谏者官职，甚至悬赏五万鼓励批评。
这种“闻过则改”的姿态，背后是对“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的深刻认知。慕容皝明白：在政权林立的乱世，民心是最珍贵的资源。他将“税重”“游食”视为亡国之兆，通过“罢苑给田”“裁汰工商学生”释放生产活力，本质上是通过让利换取百姓支持。尤其难得的是他对“谏言”的态度——承认“人臣关言至难”，即使意见狂妄也择善而从，这种胸襟在“拒谏者昌，纳谏者亡”的乱世中，成为燕国崛起的关键伏笔。
两种统治逻辑的碰撞：民本与私欲的终极较量
石虎与慕容皝的统治形成尖锐对比：前者将权力视为满足私欲的工具，以“掠夺-镇压”为核心手段，最终导致“民流政崩”；后者将权力视为整合资源的纽带，以“纳谏-让利”为治理思路，实现“民心凝聚”。这种差异并非个人性格使然，而是统治理念的根本分野——石虎代表“强权即正义”的原始统治逻辑，慕容皝则隐约触及“民为邦本”的治理智慧。
封裕的劝谏与慕容皝的回应，更揭示了“良性互动”的重要性：封裕敢于直谏，源于对政权的认同；慕容皝乐于纳谏，源于对长治久安的追求。这种“臣敢言、君肯听”的机制，让燕国能够及时修正错误，避免重蹈赵的覆辙。而慕容皝“俟中原平一再议减税”的务实，“裁汰妄滥学生”的清醒，更显其治理的理性——既不空谈理想，也不固守错误，在现实约束中寻找最优解。
乱世启示：政权存续的“核心算法”
永和元年的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无论时代多么混乱，“民心向背”始终是政权存续的核心算法。石虎的失败不在于疆域不够辽阔、武力不够强大，而在于他将百姓视为对立面，用暴力透支信任；慕容皝的成功也不在于一时的军事胜利，而在于他懂得“让利换认同”，通过尊重民力、接纳批评构建政权合法性。
此外，“纠错机制”的有无决定了政权的生命力。石虎通过杀谏者堵死纠错通道，让小错酿成大祸；慕容皝通过重奖谏言打开纠错窗口，让问题在萌芽阶段得到解决。这两种选择印证了一个永恒规律：任何政权如果失去自我修正的能力，无论一时多么强盛，终将被历史抛弃；而那些能倾听批评、回应民需的政权，即便起步艰难，也能在乱世中找到生机。
从石虎的猎场到慕容皝的庠序，从百姓的流叛到燕民的归心，永和元年的历史碎片拼凑出一个清晰的答案：统治的本质不是权力的炫耀，而是责任的承担——对百姓的责任，对时代的责任，对历史的责任。这或许正是乱世中最珍贵的治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