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大将军杨津进入皇宫，在宫殿中打扫卫生，封闭好府库，然后到北邙山迎接北魏皇帝，流着泪向皇帝请罪，皇帝安慰并犒劳了他。庚午日，皇帝进入华林园居住，宣布大赦天下。任命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跟随皇帝从北方来的军士以及跟随贺拔胜的文武官员中那些立下义举的人，都晋升五级官阶；河北来报告军情的官员以及在河南立下义举的人，晋升二级官阶。壬申日，加封大丞相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增加封户，加上之前的一共达到二十万户。
北海王元颢从轘辕往南逃到临颍，他的随行骑兵都跑散了，临颍县的士兵江丰把他斩杀；癸酉日，将元颢的首级送到洛阳。临淮王元彧又重新归附北魏皇帝，安丰王元延明则带着妻子儿女来投奔梁朝。
陈庆之进入洛阳的时候，萧赞送来书信请求回到梁朝。当时萧赞的母亲吴淑媛还在世，梁武帝派人把萧赞小时候穿的衣服寄给他，信还没送到，陈庆之就战败了。陈庆之从北魏回来后，对北方人特别尊重，朱异觉得奇怪，就问他原因，陈庆之说：“我一开始以为长江以北都是蛮夷居住的地方，等我到了洛阳，才知道文明礼教、杰出人才都在中原地区，这可不是江东能比得上的，怎么能轻视他们呢？”
甲戌日，北魏任命上党王元天穆为太宰，城阳王元徽为大司马兼太尉。乙亥日，北魏皇帝在都亭设宴犒劳尔朱荣、上党王元天穆以及从北方来的各位将领，还拿出三百名宫女，以及几万匹绸缎锦缎等财物，根据功劳大小分别赏赐。凡是接受过元颢封爵、赏赐、升官的人，这些都被全部追回剥夺。
秋季，七月辛巳日，北魏皇帝才正式进入皇宫。
任命高道穆为御史中尉。皇帝的姐姐寿阳公主出行时冲撞了清道的队伍，手持赤棒的士兵大声呵斥，公主却不停下，高道穆就命令士兵砸坏了她的车子。公主哭着向皇帝告状，皇帝说：“高中尉是清正耿直的人，他执行的是公事，怎么能因为私情去责备他呢！”高道穆见到皇帝，皇帝说：“家姐在路上冲撞了你，我感到非常惭愧。”高道穆摘下帽子谢罪，皇帝说：“应该是我向你感到愧疚，你为什么要谢罪呢！”
当时北魏市面上流行很多轻薄的小钱，一斗米几乎要值一千钱。高道穆上奏表说：“现在市场上铜的价格，八十一文钱能买到一斤铜，私自铸造轻薄的小钱，一斤铜就能多赚二百文。既给人展示了这么高的利益，又接着用重刑处罚，虽然判罪的人很多，但私自铸钱的人却越来越多。现在的钱虽然有五铢的字样，实际上连二铢的重量都没有，放在水上，几乎都沉不下去。这是长期因循造成的，法律防范也不够严格，朝廷都没做好，那些人又有什么罪呢！应该改铸大钱，钱上铸上年号，来记录开始铸造的时间，这样一斤铜铸出来的钱就只有七十文，估计私自铸造也没什么利润可图，既然没有利益，他们自然就会打消念头，更何况还设置了严厉的刑罚呢！”金紫光禄大夫杨侃也上奏，请求允许百姓和官府一起铸造五铢钱，这样百姓愿意去做，弊端自然就会改正。北魏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开始铸造永安五铢钱。
辛卯日，北魏任命车骑将军杨津为司空。
当初，北魏因为梁、益二州土地荒凉偏远，就另外设立巴州来管辖各獠族部落，一共有二十多万户，任命巴族首领严始欣为刺史。又设立隆城镇，任命严始欣的同族子弟严恺为镇将。严始欣贪婪残暴，孝昌初年，各獠族部落反叛，包围了州城，行台魏子建安抚劝谕，他们才散去。严始欣害怕获罪，就暗中来请求投降梁朝，梁武帝派使者带着诏书、铁券、衣冠等赏赐给他，结果被严恺截获，交给了魏子建。魏子建上奏，把隆城镇改为南梁州，任命严恺为刺史，把严始欣囚禁在南郑。北魏任命唐永为东益州刺史，代替魏子建，任命梁州刺史傅竖眼为行台。魏子建离开东益州后，氐族、蜀族很快就反叛了，唐永弃城逃走，东益州于是沦陷。
傅竖眼刚到梁州的时候，州里的人都互相庆贺。但不久后他就长期生病，不能亲自处理政事。他的儿子傅敬绍，奢侈荒淫，贪婪残暴，州里的人都深受其害。严始欣给傅敬绍送了很多贿赂，得以回到巴州，然后就起兵攻打严恺，把他消灭了。严始欣带着巴州投降梁朝，梁武帝派将军萧玩等人带兵去支援他。傅敬绍看到北魏朝廷正处于混乱之中，就暗中有占据南郑的想法，他让自己的妻兄唐昆仑在外面煽动引诱山里的百姓聚集起来围城，想作为内应。包围圈形成后，他的阴谋却泄露了，城中的将士一起抓住傅敬绍，报告给傅竖眼后，把他杀了，傅竖眼感到羞耻和愤怒，不久后就去世了。
八月己未日，北魏任命太傅李延寔为司徒。甲戌日，侍中、太保杨椿退休。
九月癸巳日，梁武帝前往同泰寺，举办四部无遮大会。梁武帝脱下皇帝的衣服，穿上法衣，进行大规模的清净施舍，把便省当作自己的房间，用素床和瓦器，乘坐小车，让侍从做杂役。甲子日，登上讲堂的法座，为四部大众讲解《涅盘经》的题目。癸卯日，群臣用一亿万钱向佛、法、僧三宝祈福，请求赎回皇帝菩萨，僧众默许了。乙巳日，百官到同泰寺东门，上表请求皇帝回宫，继续统治天下，经过三次请求，皇帝才答应。皇帝三次回信，前后都自称“顿首”。
北魏尔朱荣派大都督尖山人侯渊到蓟州讨伐韩楼，给他配备的士兵很少，骑兵只有七百。有人对此表示疑惑，尔朱荣说：“侯渊能根据情况灵活应变，这是他的长处；要是让他统领大批人马，未必能发挥作用。现在用这些兵力去攻打韩楼，一定能取胜。”侯渊于是大造声势，准备了很多物资，亲自率领几百骑兵深入韩楼的地盘。在距离蓟州一百多里的地方，遇到贼帅陈周率领的一万多步兵和骑兵，侯渊潜伏起来，从背后突袭，把他们打得大败，俘虏了五千多人。不久后，侯渊把马匹和兵器还给这些俘虏，放他们回城，身边的人劝阻说：“既然已经俘虏了这么多敌人，为什么又给他们装备放他们回去呢？”侯渊说：“我们兵力少，不能跟他们硬拼，必须用奇计来离间他们，才能取胜。”
侯渊估计那些俘虏已经回城，就率领骑兵趁夜前进，天快亮的时候，来到蓟州城门下敲门。韩楼果然怀疑那些投降的士兵是侯渊的内应，于是逃走；侯渊追击并抓住了他，幽州就此平定。北魏任命侯渊为平州刺史，镇守范阳。
在此之前，北魏派征东将军刘灵助兼任尚书仆射，到濮阳顿丘慰问安抚幽州的流民，刘灵助就率领流民往北返回，和侯渊一起消灭了韩楼；之后就让刘灵助管理幽州事务，加封车骑将军，又让他担任幽、平、营、安四州的行台。万俟丑奴攻打北魏的东秦州，把它攻克了，杀死了刺史高子朗。
冬季，十月己酉日，梁武帝又举办四部无遮大会，道人和俗人一共有五万多人参加。大会结束后，梁武帝乘坐金略车回宫，来到太极殿，宣布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北魏任命前司空萧赞为司徒。
十一月己卯日，就德兴向北魏请求投降，营州平定。
丙午日，北魏任命城阳王元徽为太保，丹杨王萧赞为太尉，雍州刺史长孙稚为司徒。
十二月辛亥日，兖州刺史张景邕、荆州刺史李灵起、雄信将军萧进明反叛，投降北魏。
任命陈庆之为北兖州刺史。有个妖贼叫僧强，自称天子，土豪蔡伯龙起兵响应他，聚集了三万人，攻陷了北徐州；陈庆之前去讨伐，把他们斩杀。
北魏任命岐州刺史王罴管理南秦州事务。王罴诱捕了州境内的一群盗贼，把他们全部杀掉。
【内核解读】
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末：秩序重建的幻梦与乱世惯性的延续
元颢败亡、孝庄帝复位后的北魏，并未迎来期待中的稳定。尔朱荣的权势达到顶峰，却未能填补河阴之变留下的权力真空；梁朝的“无遮大会”看似鼎盛，实则暴露了统治者的避世心态。这段历史中，无论是北魏的“制度修补”还是梁朝的“文化虚饰”，都难以阻挡乱世的惯性——权力的游戏仍在继续，而普通人的命运，不过是这场游戏中随时可弃的棋子。
北魏的“虚假稳定”：尔朱荣专权与制度自救的困境
孝庄帝重返洛阳后的一系列举措，试图营造“秩序恢复”的假象：杨津“扫洒宫庭、封闭府库”的迎驾仪式，象征着官僚体系的暂时回归；对尔朱荣“增封至二十万户”、加“天柱大将军”的极致封赏，彰显着对军阀的妥协；追夺元颢所授爵赏，则是为了重建朝廷权威。但这些表面文章，掩盖不了北魏统治的深层危机。
尔朱荣的“隐性篡权”是最大隐患。他虽未直接称帝，却通过以下手段掌控全局：
--军事垄断：以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将北来军士“加五级”，用利益捆绑军队；派侯渊平定韩楼，展现对地方的控制力；
--人事控制：安插亲信于关键岗位（如元天穆为太宰、城阳王徽为大司马），朝廷要职“悉用其腹心”；
--暴力威慑：河阴之变的阴影仍在，洛阳士族敢怒不敢言，连孝庄帝都需对其“誓言无复贰心”。
北魏的“制度自救”则显得苍白无力。高道穆推动的“改铸永安五铢钱”，试图解决“细钱泛滥、米斗千钱”的经济危机，其思路（“铸大钱以绝私铸之利”）具有合理性，但在中央权威丧失的背景下，难以在地方推行。杨侃“听民与官并铸”的建议，更可能加剧货币混乱——当朝廷失去对经济的掌控力，任何制度设计都只是纸上谈兵。
值得玩味的是高道穆“击破寿阳公主车驾”的事件。孝庄帝“卿所行者公事，岂可以私责之”的表态，看似维护法纪，实则是对“尔朱荣体系”的无奈——他只能在无关痛痒的“执法案例”中彰显存在感，却无力触碰真正的权力核心。这种“象征性清明”，恰是北魏衰亡的隐喻。
梁朝的“自我陶醉”：宗教狂欢与北伐幻想的破灭
梁武帝在同泰寺举办的“四部无遮大会”，是南朝政治的荒诞缩影。这位皇帝“释御服、持法衣”，以“皇帝菩萨”自居，用“钱一亿万赎身”的闹剧，将国家仪式转化为个人宗教表演。五万道俗参与的盛会，耗费无数财力，却对解决南北对峙、民生疾苦毫无助益。
梁朝的“北伐幻想”在陈庆之归来后彻底破灭。陈庆之那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的感叹，道破了南朝士大夫的文化优越感与现实落差——当他们沉迷于“华夏正统”的迷梦中时，北方虽战乱频发，却仍保有中原文化的根基。这种认知上的冲击，并未转化为梁朝的改革动力，反而让统治者更倾向于用宗教麻醉自己。
梁朝的“内忧”同样不容忽视。张景邕、李灵起等刺史叛降北魏，暴露了地方统治的脆弱；妖僧僧强与土豪蔡伯龙聚众三万攻陷北徐州，反映出底层民众的不满。陈庆之虽平定叛乱，却无法改变梁朝“外强中干”的本质——宗室腐败、士族空谈、武帝佞佛，这个王朝已失去了进取的锐气，只能在“无遮大会”的喧嚣中等待衰亡。
地方势力的博弈：从巴州之乱到幽州平定
北魏末年的地方格局，呈现出“中央失控、豪强割据”的特征。巴州刺史严始欣的反复（先叛魏、后降梁、再被灭），以及傅敬绍“保据南郑”的图谋，展现了边疆豪强的投机心态——他们不再忠诚于任何政权，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魏子建“抚谕诸獠”的暂时成功与唐永“弃城而走”的溃败，印证了“地方稳定依赖能吏，而非制度”的残酷现实。
侯渊平定韩楼的战役，则凸显了乱世中“军事奇谋”的重要性。尔朱荣仅给七百骑兵，却坚信侯渊“临机设变是其所长”，最终侯渊以“伪释降卒、夜叩城门”的心理战术，平定幽州。这场胜利的背后，是北魏正规军的彻底瓦解——朝廷只能依赖少数“名将+精锐”的组合维持统治，而这种模式注定难以持久（侯渊后来亦叛）。
万俟丑奴攻陷东秦州、就德兴降而复叛，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北魏“疆域碎片化”的图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已降至冰点，边疆州郡或被叛军占领，或被豪强割据，或依附南朝，北魏的“统一帝国”名号，已名存实亡。
个体命运的浮沉：在权力夹缝中挣扎
这段历史中的个体，命运多被时代裹挟：
--杨津的坚守：作为北魏旧臣，他“封闭府库、出迎魏主”的举动，是对传统忠君观念的最后坚守，却终究沦为尔朱荣专权的点缀；
--傅竖眼的悲剧：这位曾受梁州人“相贺”的良吏，因儿子敬绍的叛乱“耻恚而卒”，反映出乱世中“父慈子孝”的伦理已被权力欲摧毁；
--陈庆之的清醒：从“七千破洛阳”的辉煌到“削发为僧”的狼狈，他的经历打破了南朝对北朝的轻视，却未能改变梁朝的战略保守；
--严始欣的投机：作为巴酋，他在魏、梁之间反复横跳，最终死于内斗，成为边疆豪强“朝秦暮楚”的牺牲品。
这些个体的命运印证了：在制度崩溃的乱世，无论忠诚还是投机，都难以逃脱被吞噬的命运。
结语：重建秩序的尝试与失败——乱世的本质
中大通元年的尾声，北魏与梁朝都在进行“秩序重建”的尝试：北魏试图通过“货币改革”“封赏军阀”稳定局面，梁朝则以“宗教盛会”“平定内乱”粉饰太平。但这些努力都注定失败，因为它们回避了核心问题：
--北魏的症结不在于“货币贬值”或“叛军未平”，而在于“军阀专权”与“士族离心”的恶性循环；
--梁朝的问题不在于“地方叛乱”或“北伐失利”，而在于“皇权僵化”与“士风虚浮”的积重难返。
乱世的本质，就是“旧秩序已破，新秩序未立”的权力真空期。在这个时期，任何局部的修补都无法阻止整体的崩塌，任何个体的挣扎都难以对抗时代的洪流。尔朱荣的专权、梁武帝的佞佛、陈庆之的清醒、严始欣的投机，不过是这场大崩溃中的不同注脚。
接下来的历史，将是更残酷的洗牌——尔朱荣与孝庄帝的最终决裂、高欢与宇文泰的崛起、梁朝“侯景之乱”的爆发，都已在这段历史中埋下伏笔。中大通元年的“虚假稳定”，不过是暴风雨前的短暂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