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深秋，库力下岗的第三个月，家里终于爆发了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妻子李秀兰把他藏在床底下的半瓶白酒摔在地上，玻璃碴子和酒液溅得到处都是。库力红着眼睛吼：“不过了！这日子不过了！”他摔门而出时，外面天色已经全黑，潮湿的风裹着落叶打转。
他在村口站了十分钟，最后拐进发小张二狗家。两人喝到深夜，张二狗劝他看开些，库力只是闷头灌酒。十一点半，他晃晃悠悠起身回家，拒绝了张二狗相送。夜里静得出奇，连狗叫声都没有。库力打着手电，光柱在土路上摇晃。走到老槐树下时，手电忽然灭了。他骂骂咧咧地拍打几下，灯光重新亮起的瞬间，他看见了那个人。
那人撑着巨大的黑伞，站在槐树阴影里。深夜，无雨，撑伞。库力的酒醒了一半。他眯眼细看，发现那人高得异常——至少三米，像根竹竿似地杵在那儿。更怪的是，裤腿湿漉漉地往下滴水，脚下积了一滩反着油光的水渍。
“谁在那儿？”库力问。没回应。他往前走了两步：“问你话呢！”依然静默。库力心里发毛，但酒劲和莫名的怒气让他又往前凑。离着三步远时，手电光终于照清了伞沿下的那只手——苍白浮肿，布满溃烂的疮口，黄白色的脓液正慢慢渗出。
库力的呼吸停了。光柱颤抖着上移，掠过湿透的衣摆，最后停在伞下的脸上。那张脸像泡烂后又晒干的馒头，密密麻麻全是流脓的疮疤，有些地方的皮肤剥落了，露出底下暗红色的肉。最骇人的是眼睛的位置，两个深陷的黑洞里有什么东西反着光。而那张烂嘴，正慢慢向上扯出一个笑。
手电筒“啪嗒”掉在地上。库力想叫，喉咙里只发出“嗬嗬”的怪声。他想跑，腿却像钉在地上。恐惧从脊椎往上爬，他感到裤裆一热，刺鼻的尿骚味在潮湿空气里弥漫开来。
就在这一刻，伞下那张脸的表情变了。烂眉头皱起来，脓液从眉骨滴落。那个“笑容”消失了。撑伞的东西极其缓慢地向后退了一步，又一步，仿佛库力身上的气味令它难以忍受。最后它转过身，迈着古怪不协调的步伐朝村外走去，那把大黑伞稳稳撑在头顶，遮住了所有可怖的部分。
库力瘫坐在地，直到那身影完全消失在黑暗里，才连滚爬爬往家跑。李秀兰找到他时，他裤腿湿透，浑身发抖，嘴里只会重复“伞”和“脸”两个字。把他扶回家后，库力开始高烧昏迷。村医王大夫来看过，说是惊吓过度，打了退烧针，但私下对李秀兰摇头：“怕是撞邪了，不行就得找人来看看。”
库力昏迷了一天一夜，醒来时眼神空洞。李秀兰喂他喝水时，手一直在抖。等库力断断续续讲完遭遇，她突然想起什么，翻出半个月前的镇周报。第四版角落有则小消息：邻村王姓男子因怪病去世，生前全身溃烂流脓，病因不明，三日前已下葬。报道旁的照片很模糊，但能看见盖着白布的板车上，一只溃烂的手露在外面。
“是他...”库力脸色惨白，“可王大夫说，那人死了三天就埋了。”
接下来几天，库力身体渐好，精神却始终恍惚。他不敢关灯睡觉，夜里稍有响动就惊醒。李秀兰辞了临时工在家照顾他。村里开始有风言风语，有人说看见库力那晚在村口发疯，有人说他撞了“遮阴人”——老辈人讲，有些死人执念太深，夜里打伞游荡，不能见月光，见了就魂飞魄散。
第七天夜里，库力能下床了。他站在窗前看外面浓稠的黑暗，突然说：“秀兰，我明天去找工作。”李秀兰的眼泪涌了出来。她知道丈夫被吓醒了，但醒来的代价太大。
库力开始在镇建筑工地做小工，每天早出晚归。他再也不喝酒，工资全数交给妻子。夫妻关系奇迹般缓和了，甚至比下岗前更亲密。只是库力从此不在夜间独自出门，如果晚归，一定让妻子打手电到村口接他。
村里关于怪伞人的议论渐渐少了，只有几个老人喝茶时还会提起。有人说，王家那人的坟被动过，土是新翻的，但没人承认。也有人说，不止一个人见过那把伞，都是在无雨深夜，在村口老槐树下。
那年腊月，库力一家搬到了镇上。搬离那天，他回老屋取最后一点东西，傍晚时在村口槐树下抽了支烟。槐树已经枯死大半，树干上有片不自然的黑色痕迹，像被什么泡过。库力盯着看了很久，转身离开时总觉得背后有视线，但回头只有空荡荡的村路和暗下来的天色。
多年后，库力儿子考上大学，全家搬到了省城。一次家庭聚餐，儿子问起当年的事，库力沉默很久才说：“有些东西，看见了就一辈子忘不掉。”他没说的是，直到现在，某些潮湿的夜晚，他还会在梦中闻到那股混合着腐烂和甜腥的气味。而在极少数失眠的深夜，他从窗玻璃反光里，会恍惚看见一把巨大的黑伞，静静立在远处街角，伞下空空荡荡，却像在等待什么。
去年秋天，库力老家拆迁，他回去办手续。老槐树早就枯死了，但树根挖出来时，工人们发现下面埋着个腐烂的伞柄，还有几块分不清是什么的碎布。库力站在废墟边看了很久，最后什么也没拿，转身走了。那天夜里，他久违地梦见了那把伞，伞下的人影这次转过了身，烂脸上那个古怪的笑容似乎温和了些。醒来时是凌晨三点，窗外下着细雨，库力坐在黑暗里，直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