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出西苑那幽玄静谧的氛围，重返日光之下的紫禁城，林琛只觉得肩头沉甸甸的，仿佛那“便宜行事”的权柄并非虚无的恩宠，而是由最沉重的玄铁铸就，压得他几乎要喘不过气。皇帝的信任如同悬崖边的立足之地，后退一步便是万丈深渊，而前方，是迷雾重重、遍布荆棘的未知险途。
徐阶在宫门外便与他分道扬镳，老首辅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拱手道了声“林尚书好自为之”，便登轿离去。那眼神复杂难明，有关切，有审视，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忌惮。
回到工部衙门，那绯红的官袍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反而更像是一种无形的束缚。值房内，王启年早已等候多时，脸上带着得知丹房问对结果后的兴奋与忧惧交织的复杂神色。
“部堂！陛下竟赐下‘便宜行事’之权！此乃旷古恩典啊！”王启年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如此一来，格物院诸多设想，推行新政诸多举措，便可减少许多掣肘！”
林琛坐在宽大的公案后，手指无意识地划过冰凉的桌面，脸上并无多少喜色：“启年，福兮祸之所伏。陛下此举，是将我置于炉火之上炙烤。以往我们行事，尚有规章可循，有部议可挡。如今这‘便宜行事’四个字，看似权力无边，实则步步惊心。做得好，是分内之事；稍有差池，便是万劫不复。不知多少双眼睛，正盯着我，等着我犯错。”
王启年闻言，神色也凝重起来：“部堂所虑极是。属下刚从通政司得到消息，弹劾您的奏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虽都被陛下留中，但……还有，成国公府近日虽无明面动作，但其门下清客、姻亲故旧，在朝在野，议论格物院‘僭越’、‘坏法’之声，甚嚣尘上。”
“意料之中。”林琛冷笑，“他们不敢直接攻击陛下，便将矛头对准了我。这‘便宜行事’之权，便是他们最好的攻击靶子。”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工部衙院内那几株在秋风中略显萧瑟的古柏，“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陛下给了我们机会，就必须抓住。不仅要做事，还要做得漂亮，做得让人无话可说！”
他猛地转身，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坚定：“启年，传我命令：第一，格物院所有项目，尤其是燧发枪量产、农具改良、水利勘测，必须加快进度，我要在年底前，看到足以让朝野震动的成果！第二，工部内部，全面推行新账法，厘清所有积年旧账，追缴亏空，任何阻挠者，无论背景，一律按新章严办！第三，以工部名义，行文各省，征集精通算学、格物、水利的‘实学’人才，不论出身，唯才是举，充实格物院及工部各司！”
王启年一边飞快记录，一边问道：“部堂，这征集实学人才……是否需先与吏部、乃至内阁通气？毕竟涉及官员铨选……”
“不必！”林琛断然道，“陛下既准我‘便宜行事’，此事便在权限之内。我们先行征集、考核，将确有才干者名录与考评结果，直接呈报陛下御览！至于授官任职，再按程序办理。我们要的，是一个破格用才的先例！”
王启年心中一凛，知道林琛这是要绕过传统的科举和吏部铨选体系，直接为“新学”人才开辟一条晋升通道，此举必将引起轩然大波。但他看到林琛眼中不容置疑的决心，立刻应道：“是！属下明白！”
命令下达，整个工部和格物院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起来。燧发枪工坊日夜炉火不熄，叮当之声不绝；算学科的学子埋首于浩繁数据，核算天下田亩、税赋；水利科的官员带着新式仪器，奔赴各地勘察河工……林琛更是以身作则，几乎宿在衙门，批阅文书，召见属官，勘验图纸，事无巨细，皆要过问。
然而，权力的行使，从来不会一帆风顺。
数日后，都水司郎中张润面色难看地求见。
“部堂，河南布政使司回复公文，对工部行文要求调阅黄河历年修防档案及征调实学人才之事，措辞……甚为推诿。言道‘档案繁杂，整理需时’，‘地方人才，自有铨选，不劳部堂费心’。”张润递上公文，语气愤懑，“这分明是阳奉阴违！还有，我们派往淮安清江浦勘察漕船工坊的两位主事，被当地官吏以‘涉及军工重地，不便外人探查’为由，阻在门外已三日了！”
林琛接过公文扫了一眼，脸上看不出喜怒。他知道，这是地方大员和旧有体系对他的“便宜行事”发出的第一次明确抵制。河南布政使是徐阶的门生，淮安漕督衙门更是勋贵势力盘踞之地。
“看来，我这‘便宜行事’的招牌，还不够响亮。”林琛淡淡一句，随即提笔，在一张空白的工部文牒上飞快地书写起来，然后盖上自己的尚书大印。
“将此公文，以六百里加急，发往河南布政使司。”林琛将公文递给张润，“告诉他们，黄河安危，关乎社稷，工部依旨督查，十日之内，若档案未能送达，本官便亲自去河南，看看究竟是何等‘繁杂’！至于所需人才，乃为陛下遴选干才，若有阻挠，以贻误军机论处！”
他又写了一道手令给王启年：“启年，你亲自去一趟淮安，持我手令，带上五十名京营兵士。告诉漕督衙门，格物院勘察，乃奉旨改进漕船工艺，利国利民。若再敢阻挠，便是抗旨！必要时，可强行进入，一切后果，由我林琛承担！”
张润和王启年接过文书，看着上面斩钉截铁的字句和那鲜红的印章，只觉得重若千钧。他们知道，林琛这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便宜行事”的权力用到极致，哪怕与地方大员、与勋贵势力正面冲突！
“下官（属下）遵命！”两人凛然应命，知道已无退路。
林琛的强硬态度，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加急公文与王启年的强势介入，迅速产生了效果。河南的档案在第八日便快马加鞭送到了京城，虽然其中必然有所保留，但至少打开了缺口。淮安漕督衙门在王启年出示手令和兵士的威慑下，最终妥协，允许格物院人员进入工坊勘察。
然而，此举也彻底激怒了背后的势力。朝堂之上，弹劾林琛“擅权跋扈”、“威逼地方”、“视朝廷法度如无物”的奏疏几乎堆满了通政司的案头。甚至连一些原本中立，或对格物院抱有好奇的官员，也开始对林琛如此激进的行事风格感到不安。
面对汹涌的物议，林琛恍若未闻。他只是在一次工部内部议事时，对一众神色各异的属官说道：“诸位，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若事事循规蹈矩，我们与那暮气沉沉的旧工部有何区别？陛下予我权柄，不是让我用来和光同尘的！我们要做的，是用这权柄，砸碎那些阻碍大明前进的锁链！一切责任，由我林琛一力承担！”
他的话语在值房内回荡，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属官们看着这位年轻的上官，有的被其魄力感染，热血沸腾；有的则暗自忧心，觉得他过于锋芒毕露。
权柄之重，在于其能破开迷雾，亦能招致毁灭。林琛手握这柄双刃剑，义无反顾地走在了那条最为艰险的改革之路上。他知道，前方的阻力只会越来越大，但他已别无选择，唯有高举这沉重的权柄，劈波斩浪，砥砺前行。因为他深信，唯有如此，方能不负圣恩，不负所学，为这古老帝国，开辟出一条通往强盛的新生之路。而真正的考验，或许就在那即将到来的、决定“新学”能否真正成为帝国“砥柱”的朝会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