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四、见·北平新生与华北解放的历史丰碑
一＞、见·北平接管：千年古城的和平新生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战士们身着整齐的草绿色军装，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从北平各个城门有序进入城区，正式接管防务。没有炮火轰鸣，没有硝烟弥漫，街道两旁挤满了自发前来迎接的百姓——老人颤巍巍地捧着热水壶，孩子举着自制的小红旗，商户们打开紧闭多日的店门，用鞭炮声和欢呼声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战士们严格遵守纪律，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有的帮老乡扶正被风吹倒的柴火垛，有的耐心解答孩子们“解放军会不会走”的疑问，还有的小心翼翼地绕过街角的文物古迹，生怕碰损一砖一瓦。当队伍经过故宫午门时，战士们特意放慢脚步，目光中满是对这座千年宫殿的敬畏——他们深知，自己不仅是城市的接管者，更是文化的守护者。
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早已按协议全部撤出城外，前往指定地点接受改编，昔日戒备森严的“剿总”司令部，此刻已换上了解放军的岗哨，门前张贴的“保护文物、安定民生”标语，让百姓们彻底放下了心中的担忧。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解放军迅速控制了火车站、电报局、银行等关键设施，确保城市运转稳定；政工干部深入街巷，向百姓宣传党的政策，打消大家对“新政权”的疑虑；
卫生队队员背着药箱，挨家挨户为百姓义诊，尤其是为躲避战火而躲在地窖里的老人和孩子检查身体。在北平的胡同里，时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解放军战士与百姓围坐在一起，吃着老乡送来的烤红薯，听老人讲北平的历史故事，笑声与谈笑声交织在一起，融化了冬日的寒冷，也让这座古城焕发出久违的生机。
一＞、见·平津战役胜利：华北解放与全国解放的坚实基石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历时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正式落下帷幕。这场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余人，解放了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华北大片地区，使华北绝大多数地区与东北、华东、中原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广阔且稳固的战略后方。这一胜利，不仅彻底铲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最后一支主力，更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维度，为解放军进军全国创造了无可比拟的有利条件。
军事层面，平津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使其“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解放军在战役中展现出的“快速分割围歼”战术——先切断傅作义集团西逃南撤通道，再逐个击破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等据点，最后以军事威慑迫使北平和平解放——成为大型战役中“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经典范例，为后续渡江战役、解放南方诸省提供了宝贵的战术参考。
政治层面，北平的和平解放创造了“以和平方式解放大城市”的先例。解放军在战役中始终将“保护百姓利益、守护文化古迹”放在首位，不仅让北平这座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免受战火摧残，更向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珍视文明”的执政理念。这种“政治优势”的充分发挥，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军残存部队的抵抗意志，此后湖南、新疆、云南等地的和平解放，都或多或少借鉴了北平和平改编的经验，有效减少了战争带来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经济层面，华北解放区的连成一片，为解放军提供了充足的粮食、物资和兵源。华北地区丰富的煤炭、钢铁资源，以及较为发达的工商业基础，成为支援全国解放和后续新中国建设的重要经济支柱。同时，北平作为华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其和平解放保障了铁路、公路运输的畅通，为解放军南下作战提供了便捷的后勤补给通道。
平津战役的胜利，是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与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必然产物。它不仅是解放战争史上的辉煌篇章，更在中华民族走向独立、自由、解放的征程中，树立起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当华北大地迎来解放的曙光，当北平古城在和平中焕发新生，全国解放的胜利曙光已清晰可见，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也在这片获得解放的土地上，开始缓缓铺展。
一二五、见·蒋介石在三大战役后的反思与喟叹
三大战役的硝烟渐渐散去，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蒋介石的统治摇摇欲坠。这段时期，蒋介石内心充满了懊悔与反思，从他的日记、演讲等记录中，可一窥其复杂心境。 在蒋介石看来，外交的失败是致使其政权垮台的“最大致接因”。他在日记里痛心疾首地写道，世界各国心怀叵测，苏联外交手段阴狠，反复无常；美国承诺援助却虎头蛇尾，轻诺寡信；英国则精于算计，唯利是图。自己以信义相待，却换来背叛与抛弃。
一九四六年三月，苏联曾抛出橄榄枝，愿调解国共纷争并开展经济合作，蒋介石果断拒绝。多年后回首，他懊悔不迭，觉得当时应不顾美国，凭借自主精神与苏联谈判，借此牵制美国，避免被美方怠慢。
对于军事上的溃败，蒋介石更是深感自责。一九四九年十月，他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时沉痛指出：“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国民党高级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军队纪律松弛，毫无战斗意志。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率先逃窜，全然不顾部下死活。在与敌人交锋前，他们便盘算着如何逃命，致使军队如一盘散沙。
蒋介石还反思军事战略与指挥的失误，一九五一年八月七日，他在日记中提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鉴于苏军阻挠东北接收困难，自己曾主张将东北的五个军调至华北，先解决关内中共军队，再图东北。但因马歇尔调处，自己轻信外援，将精锐部队大量投入东北，结果内地兵力空虚，各战场陷入被动，犯下舍本逐末的大错。党内的分裂与混乱，也让蒋介石痛心疾首，他将此视为革命失败的“种因”。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陈立夫掌控的国民党系统与陈诚领导的三青团争斗不休。即便一九四七年九月宣布党团合并，矛盾依旧根深蒂固。蒋介石认为陈立夫借合并打压三青团，在选举中肆意把持，加剧党内分裂。一九四八年五月，他无奈叹息党内纠纷日益激烈，裂痕难以弥合，认为这是自己“生平最大过失”。
迁台后，他甚至设想解散国民党，重新组党，期望重塑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失败，同样被蒋介石视为军事崩溃的“种因”。宋子文任行政院长时，为抑制通货膨胀抛售国库黄金，蒋介石始终认定这是宋子文“误国”的最大过错。
一九五二年十月，他撰写讲稿时，虽对是否如实记录此事有所犹豫，但最终决定“实录”，直言宋子文害国败党，私心自用，此行为“罪过”最大。直至一九五五年，他仍对此事耿耿于怀，感叹“误用宋子文一人”，致使经济陷入困境，动摇统治根基。回顾三大战役，蒋介石晚年懊悔不已，感叹自己最大的失策是未及时将精锐部队撤出东北。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精锐尽失，解放军兵力首次超越国民党军，战争形势从此逆转。
蒋介石在日记中两次深刻反省，称辽沈战役失败让自己“愧作交集，生后悔莫及之叹”，是“平生以来最大之失败，亦为余最大之耻辱”。但他并未真正认识到失败的根源，仅将原因归结于地形不利、士气不正、将心不固、兵力不足等表面因素。
蒋介石虽进行了诸多反思，却始终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失去民心。国民党统治后期，官员贪污腐败成风，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国统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反观共产党，干部清正廉洁，战士纪律严明，在解放区积极开展土地改革，让百姓翻身做主人，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蒋介石的政权因背离人民意愿，最终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即便他在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做出调整，若不能解决民心向背的根本问题，失败的命运依旧难以避免。
一二六、见·蒋介石离开大陆前的个人行为
一＞、见·权力操控、物资转移与仓皇逃亡
一九四九年，随着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席卷大陆，蒋介石的统治濒临崩塌。从年初“下野”退居幕后，到年末仓皇飞往台湾，他在离开大陆前的一系列个人行为，始终围绕“保存实力、掌控权力、铺垫退路”展开，既暴露了其对权力的执念，也尽显败亡之际的狼狈与算计。
二＞、见·“下野”不退权：幕后操控党政军核心权力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权。但这并非真正的“退休”，而是他以退为进的政治算计——表面将行政权交给李宗仁，实则通过亲信牢牢掌控着国民党军、政、财核心权力，阻挠李宗仁的“和平谈判”与军事部署，为后续逃亡铺路。
在军事上，他秘密召见嫡系将领，如汤恩伯、陈诚等，亲自部署长江防线，要求“死守长江”，同时暗中将精锐部队（如胡宗南部、宋希濂部）调往西南，试图构建“西南防线”作为最后据点。即便李宗仁多次要求调整防线、与解放军和谈，蒋介石也通过国防部、参谋总部等亲信机构层层阻挠，甚至直接绕过李宗仁向部队下达命令，导致国民党军指挥体系混乱，前线将领无所适从。
在财政与物资上，他下令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外汇等核心资产分批转移至台湾。据史料记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仅从上海外滩中央银行运出的黄金就达二百二十七万余两、白银一千五百二十万余两，以及大量美元、英镑外汇，这些资产后来成为他在台湾立足的经济基础。同时，他还命令将南京、上海等地的兵工厂设备、重要文物（如故宫部分文物）、工业机器等运往台湾，对大陆经济与文化造成严重掠夺。
在党务上，他通过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cc系等亲信势力，持续掌控国民党内部权力，打压李宗仁派系及其他异己力量。一九四九年四月，李宗仁推动的《国内和平协定》被国民党当局拒绝，背后正是蒋介石的暗中反对——他深知“和谈”会彻底断送自己的“反攻”幻想，因此通过党部施压，迫使南京政府拒绝签字，彻底关闭和平大门。
三＞、见·溃败中的挣扎：从“划江而治”到“西南割据”的幻想破灭
三大战役后，蒋介石仍未放弃“划江而治”的幻想。一九四九年四月前，他多次在浙江溪口老家召见将领，强调“长江天险不可破”，要求汤恩伯部“死守上海、南京”，甚至亲自到长江沿岸视察阵地，试图用“督战”提振士气。但四月二十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迅速崩溃，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蒋介石的“划江而治”美梦彻底破碎。
南京解放后，蒋介石被迫前往上海，试图依托上海的防御工事与海上退路“死守”。他在上海召开军事会议，要求汤恩伯“与上海共存亡”，甚至下令破坏上海的工厂、码头、电力设施，妄图“焦土抗战”。但此时的上海守军早已士气涣散，百姓也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纷纷暗中支持解放军。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蒋介石仓皇乘飞机逃往台湾，却因台湾当时尚未完全掌控，又转往广东、重庆等地，试图依托西南地区的胡宗南、宋希濂等部，效仿“刘备割据四川”，做最后的挣扎。
在西南期间，他频繁往返于重庆、成都，召见刘文辉、邓锡侯等西南地方实力派将领，试图拉拢他们共同“反共”。但此时的西南将领早已认清形势，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相继起义，四川、云南等地迅速解放，蒋介石的“西南割据”计划彻底破产。
十二月十日，解放军逼近成都，蒋介石在成都黄埔军校旧址召开最后一次军事会议，面对众叛亲离的局面，他甚至声泪俱下地要求将领“坚守待援”，却无人响应——此时的他，已沦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四＞、见·仓皇逃亡：成都最后时刻的狼狈撤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随着四川境内起义不断、解放军逼近成都，蒋介石意识到“被活捉”的风险，终于下定决心逃离大陆。十日，他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前，上演了最后的“告别”戏码——召见少数亲信将领，颁发“勋章”、题写“遗嘱”式的训词，试图维系最后的“领袖尊严”，但语气中早已没了往日的威严，只剩绝望与不甘。
登机前，他还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销毁成都城内的重要档案、军事设施，防止落入解放军手中。据当时的随行人员回忆，蒋介石登机时，双手微微颤抖，频频回头望向成都市区，眼神复杂——他深知，此次离开，大概率再也无法返回大陆。飞机起飞后，他并未直接飞往台湾，而是先飞往重庆上空盘旋一圈，似乎在最后回望这片他统治了二十二年的土地，随后才转向台湾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逃亡前，还对大陆的亲信与财产进行了最后的“清理”：一方面，将仍忠于自己的嫡系官员、将领及其家属分批运往台湾，确保核心势力不散；另一方面，下令将重庆、成都等地剩余的黄金、军火等物资紧急转运，甚至不惜征用民用船只、飞机，对大陆资源进行最后的掠夺。
十三日，蒋介石的专机抵达台湾台北松山机场，至此，他彻底离开大陆，结束了其在大陆的统治生涯。蒋介石离开大陆前的一系列行为，本质是其独裁统治濒临崩溃时的本能挣扎——既不愿放弃权力，又无力挽回败局；既想通过掠夺物资为退路铺路，又始终抱有不切实际的“反攻”幻想。
但历史早已证明，他的失败并非单纯的军事溃败，而是失去民心、背离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即便他通过转移物资、操控权力为自己铺好了台湾的退路，也终究无法挽回蒋家王朝覆灭的命运，更无法阻挡中国人民走向解放、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