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那根磨得发亮的洋车辕杆，后脖颈子还沾着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尘土，眼前的北平却已不是我熟悉的模样。街角的邮筒歪歪扭扭挂着“防空警报测试”的木牌，电车轨道上跑着裹着铁皮的怪物，突突的响声比骡马受惊时的嘶鸣还刺耳。我正发愣的当口，一个穿灰布制服的小子撞了我胳膊肘，他斜眼瞅着我的蓝布短褂和扎腿裤，嘴里嘟囔着“哪儿来的土包子”，手里的纸卷哗啦啦响，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黑字，最上头几个大字刺眼——“战时物资管制令”。我这才后知后觉，手里的洋车早没了影，脚下的青石板路裂着缝，墙根下蜷缩着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怀里揣着破碗，眼睛直勾勾盯着路过的行人。
“祥子？你咋在这儿傻站着？”一个粗嗓门在背后炸响，我回头见是个高颧骨的汉子，戴顶破军帽，帽檐下露出半张胡子拉碴的脸，他手里拎着个铁皮桶，桶里晃荡着半桶黑黢黢的东西。我正纳闷这人咋认识我，他已经拽着我往胡同里钻，“别愣着！鬼子巡逻队刚过去，你这身打扮显眼得很！”胡同里光线暗，墙头上爬满枯黄的藤蔓，风一吹哗啦响，像有人在暗处磨牙。他把我拽进个破院子，院里堆着半人高的杂物，墙角草堆里卧着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老狗，见了人连叫的力气都没有。
“你是谁？这到底是啥年月？”我搓着冻得发僵的手，喉咙干得发紧。汉子往地上啐了口唾沫，蹲下来翻铁皮桶里的东西，原来是些捡来的碎煤块和几块冻硬的窝头。“我叫石头，前儿个在哈德门那儿见你跟洋车较劲，以为你是新来的难民。”他掰了半块窝头递给我，“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北平早改名北京了，城里城外全是鬼子的岗楼，你连这都不知道？”我咬了口窝头，硬得硌牙，咽下去时像吞了块石头，心里头更沉——民国三十三年，那不是比我那会儿晚了十好几年？我这是遭了啥邪，一睁眼就过了这么多年？
正琢磨着，院门外传来“哐哐”的砸门声，伴着生硬的中文：“开门！检查良民证！”石头脸色一变，赶紧把我往柴房推，“快躲进去！别说漏嘴！”柴房里一股霉味，我扒着门缝往外看，三个戴钢盔的鬼子端着枪闯进院子，枪上的刺刀在昏暗里闪着寒光。石头点头哈腰地递烟，手指抖得厉害，嘴里不停念叨“太君辛苦”。一个鬼子踹翻了铁皮桶，碎煤块滚了一地，他指着石头的鼻子吼：“你的，良民证！家里有没有藏八路？”石头慌忙掏证件，手忙脚乱中证件掉在地上，另一个鬼子抬脚就踩，皮鞋底在纸上碾来碾去。
我在柴房里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这场景比当年兵痞抢我的车还让人窝火，可我啥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看着石头被推搡，看着鬼子把院子翻得乱七八糟。等鬼子骂骂咧咧走了，石头瘫坐在地上，背都湿透了。“瞧见没？这就是现在的日子。”他抹了把脸，声音发哑，“前儿个东单那儿，有个老太太给孙子偷了块米糕，被鬼子当街打断了腿。”我想起小福子，想起二强子，心里头像被针扎似的疼，原来这么多年过去，北平的天还是这么黑。
往后几天，我跟着石头在城里转悠，捡破烂、帮人拉货，混口饭吃。他教我认新规矩：见了鬼子要鞠躬，夜里不能出门，买东西得用“联银券”，那玩意儿印得花里胡哨，却不值钱，一麻袋钱才能换半袋米。我还学会了听防空警报，那尖锐的声音一响，全城的人都得往防空洞里钻，有时候警报响了大半天，天上连个飞机影都没有，可没人敢出来，谁都怕那炸弹说不准啥时候就掉下来。有回我在胡同口见个小姑娘，也就七八岁，怀里抱着个布娃娃，娃娃的胳膊断了一根，她却宝贝似的搂着，见了我就问：“叔叔，你见过我爹娘吗？他们说去给我买糖，就再也没回来。”我鼻子一酸，摸遍了全身，只摸出半块干硬的窝头递给她。
这天我跟石头去给一家洋行拉货，货是些铁皮罐头，沉甸甸的。石头说这是给鬼子军官送的，咱们能捞点好处。路过王府井时，我看见个熟悉的影子，穿件灰布旗袍，头发挽得一丝不苟，正站在一家闭店的绸缎庄门口发呆。是虎妞？我心里一紧，可再仔细看，那女人眼角有了细纹，手里拎着个篮子，篮子里是些野菜。她转身时看见了我，先是一愣，随即快步走过来，声音带着颤：“你是……祥子？”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这真是虎妞？可她咋变成这样了？当年那个叉着腰骂人的虎妞，眼神里咋没了戾气，只剩了愁绪？
“你咋在这儿？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她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吓人。石头在旁边捅了我一下，我才回过神，拉着她往胡同里走。找了个背风的墙根，她才慢慢说起来：我当年“走丢”后，她日子难熬，爹刘四爷没过两年就病死了，车厂被人占了，她只能靠缝缝补补过日子。后来鬼子来了，日子更难，为了活命，啥苦都吃过。“我以为你早没了……”她抹着眼泪，篮子里的野菜掉出来几根，“你这些年到底在哪儿？”我没法解释，总不能说我睡了一觉就过了十几年，只能含糊说“在外头跑买卖，刚回来”。她盯着我的脸看了半天，叹了口气：“回来也好，总算活着。”
从那以后，我常去找虎妞，有时候给她带点捡来的煤块，有时候帮她劈柴。她住的屋子小得可怜，四面漏风，冬天只能裹着破棉被发抖。有回我见她手上全是冻疮，裂着口子，心里不是滋味，就把攒下的几个钱给她，让她买双棉手套。她死活不要，说：“你自己留着吧，现在挣钱难，别到时候连饭都吃不上。”我知道她的脾气，就没再推，转头去捡了些碎布，学着她以前的样子，缝了个粗糙的棉套子给她，她接过时，眼圈红了。
这天警报响得格外急，我正在拉货，赶紧跟着人群往防空洞跑。洞里黑压压的全是人，空气又闷又臭，孩子们的哭声、大人的咳嗽声混在一起。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旁边是个戴眼镜的先生，手里抱着本书，在昏暗的光线下还在看。我问他：“先生，这仗啥时候才能打完？”他推了推眼镜，轻声说：“快了，听说南边打了胜仗，鬼子的日子不长了。”我心里一动，又问：“那打完仗，北平是不是就好了？”他笑了笑：“会好的，总有一天，咱们能堂堂正正走在大街上，不用再躲躲藏藏。”
正说着，洞外传来“轰隆”一声巨响，震得洞顶掉土渣，人群顿时乱了起来，尖叫声、哭喊声一片。有人喊“炸塌了！炸塌了！”我赶紧护住身边一个吓得发抖的小孩，虎妞不知啥时候挤到我身边，紧紧抓着我的胳膊。等外面的爆炸声停了，防空洞里的人才敢慢慢出去。我一出去就傻眼了，刚才路过的那条街塌了半边，火光冲天，碎砖烂瓦堆了一地，有个老太太坐在废墟上哭，怀里抱着个被炸烂的布偶，那布偶的碎布上还沾着血。
石头在混乱中找到我，脸上全是黑灰，他拉着我就跑：“快！去东四！那边有鬼子抓人！”我们跑到东四时，见一群鬼子正把十几个年轻人往卡车上赶，其中一个我认识，是常在胡同口修鞋的小李。小李挣扎着喊：“我不是八路！放开我！”一个鬼子举起枪托就砸在他头上，小李顿时满脸是血，被拖上了卡车。我看得眼睛冒火，攥着拳头就要冲上去，被石头死死拉住：“别傻！你去了也是白搭！”我眼睁睁看着卡车开走，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喘不上气。
夜里，我躺在破庙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虎妞白天塞给我的窝头还在怀里，硬邦邦的，可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我想起当年拉洋车的日子，那会儿苦，可心里有盼头，总想着攒钱买辆车，过好日子。可现在，连活着都这么难，哪还有啥盼头？石头凑过来，递我半块烟卷：“别愁了，祥子。我听人说，咱们的队伍快打回来了，到时候这些鬼子都得滚蛋。”我抽了口烟，呛得咳嗽：“真能回来？”他肯定地点头：“能！我爷爷说过，咱们中国人骨头硬，从来没服过谁！”
过了些日子，城里的鬼子越来越少，听说都被调去南边打仗了。街上的“联银券”更不值钱了，有人用一捆钱换个窝头，老百姓都在偷偷用银元交易。虎妞的精神好了些，她说要攒点钱，等仗打完了，开个小铺子，卖针线布料。我也跟着高兴，每天更卖力地干活，拉货、搬东西，啥脏活累活都干，就想多攒点钱，帮虎妞把铺子开起来。有回我帮人拉一趟远活，挣了两块银元，我偷偷塞给虎妞一块，她攥着银元，手都在抖，说：“祥子，等日子好了，我给你做件新棉袄。”
这天我路过天安门，见好多人围在那儿看告示，我挤进去一看，上面写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底下盖着红色的大印。人群里先是安静，接着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把帽子扔到天上。我愣了半天，突然反应过来，拽着旁边的人问：“鬼子……真走了？”那人拍着我的肩膀，眼泪直流：“走了！真走了！咱们赢了！”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咚”地落了地，鼻子一酸，眼泪也下来了。我转身就往虎妞家跑，想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虎妞正在缝衣服，见我气喘吁吁跑进来，吓了一跳。我把告示上的字一个一个念给她听，她听着听着，手里的针线掉在地上，捂着脸哭了起来，哭得浑身发抖。我没劝她，就陪着她，心里又酸又甜。哭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却带着笑：“祥子，你看，我说过会好的。”那天晚上，胡同里家家户户都点了灯，有人放鞭炮，有人唱歌，虽然日子还是苦，可空气里都带着盼头。
石头拉着我去喝了点酒，他说要去参军，跟着队伍解放全中国。我问他：“你不怕打仗？”他灌了口酒，脖子通红：“怕啥？以前是鬼子欺负咱们，现在咱们要为自己打仗，值！”我没说话，心里却在琢磨，等北平真的太平了，我还要拉洋车，不，要开个车厂，让所有像我一样的车夫都有车拉，都能过上好日子。虎妞说她要把铺子开起来，到时候我拉车累了，就去她铺子里歇脚，她给我倒热茶，缝补衣服。
日子一天天过去，城里的岗楼拆了，街上的鬼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穿军装的解放军，他们见了老百姓就笑，帮着挑水、扫街，不像以前的兵痞，见了东西就抢。我还是干着力气活，不过挣的钱能换更多粮食了，虎妞的铺子也开起来了，虽然小，可每天都有人来买东西。有回我拉着车路过以前常去的茶馆，见里面坐满了人，说书的先生正讲着抗战的故事，听客们拍着桌子叫好，声音震天响。
我站在街角，看着北平的太阳慢慢升起来，照在崭新的门楼上，照在来往行人的脸上，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我摸了摸怀里的钱袋，里面装着攒下的钱，沉甸甸的。我知道，好日子还在后头，不管以前有多苦，不管我是从哪个年月来的，只要活着，有盼头，就总有熬出头的那天。就像这北平城，遭了这么多罪，不还是挺过来了？我拉着空车，迎着太阳往前走，脚步轻快，心里头亮堂堂的，仿佛又看见了当年那个揣着梦想的年轻祥子，正一步步朝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