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厚重的橡木门紧闭，斯大林巨大的办公室内，烟雾缭绕，巨大的办公桌上，摊开着来自远东的情报汇总。
斯大林本人正握着标志性的烟斗，缓缓地在桌后踱步，听着他麾下元帅和将军们的分析。
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指着地图上察哈尔的位置，“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最新的情报确认无误。
日本人的察哈尔方面军，主要是其精锐的第五师团和已被重创的第二十五师团残部，已经被周辰的先锋军合围在独石口一带。
这位白泽将军的指挥非常出色，切断了一切退路和补给。”
总参谋部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以其一贯的严谨和专业补充道：“从纯军事角度分析，日本人输定了。包围圈已经形成，先锋军拥有绝对的装甲和空中优势，并且采取了高效的围困战术。除非……”
他顿了顿，“除非先锋军自己先于日本人断粮，或者发生极其重大的指挥失误，否则，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短期内能够拼凑出的所有机动兵力，都绝无可能撕开这个钢铁包围圈。他们缺乏足够的重武器和突破能力。”
帕夫洛夫接口道：“这再次印证了现代战争的理论。根据中共方面同志提供的情报，日军在燕山山脉的丘陵地带进行防御时，表现尚可，能给先锋军造成不少麻烦。但一旦战场转移到开阔的察哈尔草原……”
他摇了摇头，语气中带着一丝对技术兵器的推崇，“就成了先锋军装甲部队的绝对领域。大规模装甲集群在平原对纯步兵，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尤其是他们展现出的空地协同能力，轰炸机削弱，坦克集群突击，这种组合拳爆发出的摧毁性力量，是日本那种旧式军队无法抵挡的。”
众人就装甲战术、制空权的重要性讨论了一会儿。
斯大林停下脚步，深吸了一口烟斗，灰白色的烟雾缓缓吐出，他望着窗外莫斯科阴沉的天空，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惊异和凝重：
“这个周辰，还有他的先锋军……就像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两年，仅仅两年的时间，就从默默无闻成长为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击败了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掌握了如此庞大的现代化军队……”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同志们，看来用不了几年，在东方，我们将要面对一个比日本更加庞大、也更难对付的邻居了。”
这句话让房间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一个虚弱、分裂的中国符合他们的地缘利益，但一个即将由强大军事力量统一的、充满未知的庞然大物，则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威胁。
伏罗希洛夫试探性地打破了沉默，话语谨慎而含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也许……这是一个机会？目前先锋军的主力正被日本人牢牢牵制在华北，战事激烈。
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在某些方向上，进行有限的调整？”
他的意思不言而喻——是否趁此机会，在新疆、外蒙或者东北边境有所动作，攫取利益或建立缓冲。
但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包括沙波什尼科夫在内更多人的反对。
沙波什尼科夫反驳道，“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我们的战略重心和最大的威胁始终在欧洲，纳粹德国正在疯狂扩军。我们在远东的任何大规模军事冒险都是不明智的。
而且，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先锋军正规军及其控制区的民兵组织，总兵力可能在短短一年多内已经膨胀到了接近一百万人。想要武力颠覆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只会把我们自己拖入泥潭。”
这时，负责国际情报或与中共联络的另一个成员补充了一个关键信息：“我们在陕北的顾问团之前汇报过一个情况。一位与周辰有过直接接触的高层领导对他有过一个私下评价。”
他回忆着报告内容，“大概意思是：此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脉络有着异常深刻和独到的研究，这使得他对自身和势力发展的每一步都有着极其清晰的战略规划。
在追求‘救亡图存’和强大自身的目标上，他秉承的是‘不择手段’的实用哲学，一切皆可为我所用。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至上者，但同时，他对外来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抱有极深的敌意。对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他也同样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他顿了顿，“不过，有趣的是，中共那边的同志似乎给他留下了相当好的个人印象。就目前观察来看，周辰对‘红色思想’本身非常警惕，但对于真正的红党人士却又表现得相当亲善和尊重。”
另一位将领若有所思地接话：“这一点可以理解。从行为模式上看，周辰显然更像一个纯粹的军人或强人政治家。
他可能不太在乎一个人内心真正信奉什么主义，而更看重这个人的能力、品行和实际行事风格是否与他富国强兵的目标相符。中共的人员恰好在很多方面符合他的用人标准。”
斯大林缓缓点头，似乎想起了什么，用烟斗轻轻敲了敲桌面，透露了一个隐秘的信息：“我们在德国的‘红色乐队’和其他渠道，也曾发回过来自柏林高层的零星情报。
希儿元首本人似乎也注意到并评价过周辰。据传大概的意思是：‘周辰？一个典型的东方实用主义者。对他而言，只要交易条件足够让他的国家强大，他根本不在乎坐在谈判桌对面的是上帝还是撒旦。’”
这番来自敌人最高统帅的评价，为周辰的形象做了另一个侧面的注脚。
经过这一番深入的讨论和情报汇总，结论逐渐清晰。
斯大林最后拍板：“继续加强对东方同志的各种支持，他们是目前我们与周辰和先锋军之间最可靠、也可能是唯一的桥梁。
但我们绝不会亲自军事介入远东的混战。同时，开始非公开地撮合延安与济南之间的接触与合作。”
这时，他的目光忽然变得深邃：“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与信奉三民主义、且与我们关系复杂的国民党不同，周辰的先锋军虽然推行铁腕反腐、发展农工的政治方针，看起来颇有章法，但至今尚未提出一个统一、明确、系统性的意识形态主张。
他的阵营，在思想上还存在巨大的真空和可塑性。这片土壤，未来会生长出什么，值得我们谨慎地投下种子，并施加影响。”
克里姆林宫的这次会议，最终定下了苏联在未来一段时间对华政策的微妙基调：谨慎观察、间接影响，并开始尝试在思想层面为未来的东方巨邻，预先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