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士的诏书如春风般拂过帝国，为寒门才俊开辟了通往庙堂的狭窄蹊径。然而，陈衍与崔浩等有识之士深知，一次考试所能选拔的人才终究有限，且无法系统性地塑造其思想与忠诚。若要为新朝奠定万世不移之基，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持续不断地培养符合新朝价值观、精通治国之术的人才摇篮。于是，在科举制度初具雏形的同时，另一项关乎帝国文化根基与未来人才储备的重大工程——重振太学，被提上了紧迫的日程。
前朝太学，历经战乱，早已凋敝不堪。房舍倾颓，典籍散佚，博士离散，曾经弦歌不绝的学术圣地，只剩下断壁残垣和荒草萋萋，无声诉说着文明的劫难。
这一日，陈衍在崔浩、礼部尚书以及将作大监墨衡的陪同下，亲临长安城南郊的前朝太学旧址。残破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寒鸦立于枯树之上，歪斜的碑碣半埋于黄土之中。
陈衍驻足于一片废墟前，沉默良久，方才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斯文扫地，乃至于此。然，武功可定天下，文教方安天下。太学，乃文教之核心，贤才之渊薮。此处，必须重建！要建得比以往更大，更好，要让它成为永兴盛世的文化象征！”
皇帝的金口玉言，如同最强劲的动员令。将作监立刻调集最好的工匠和物料，工部拨付专款，一场大规模的重建工程迅速展开。拆除危房，清理废墟，夯实地基，新的殿堂、斋舍、藏书楼、射圃拔地而起。陈衍甚至亲自审阅了几处主要殿堂的设计图，要求务必宏伟庄严，又能体现新朝气象。
与此同时，礼部在全国范围内广发“求贤令”，重金礼聘硕学名儒出任太学博士。不仅限于关中，甚至派人前往江东、河北等文化昌盛之地，延请那些因战乱而隐居、德高望重的学者。
“陛下有旨，太学将广开大门，不限门第，无论士庶，只要通晓经术，通过考核，皆可入太学就读！学成之后，或由太学推荐参加科举，或直接由朝廷量才授官！”求贤的使者如此宣告。
这对于许多坚守学术却报国无门的儒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力。很快，一批声名显赫的大儒应召而来，他们之中有皓首穷经的经学大师，有擅长策论的实务之才，甚至还有几位精通律法、算学的专家。皇帝亲自接见了他们，授予博士头衔，待遇优渥，以示尊师重道。
生源的招募同样打破了常规。诏令明确：“凡大秦疆域之内，年十五以上，三十以下，通一经以上者，无论华夷胡汉，皆可报名参加太学入学试。” 这“无论华夷胡汉”一条，尤为引人注目。它明确向河西、陇右地区的羌、氐、匈奴乃至鲜卑等族的子弟敞开了大门，体现了新朝推动民族融合、以文化认同超越血统差异的深远战略。
消息传出，各方反响强烈。汉族士子自然是踊跃报名，期望进入这最高学府深造，为未来的仕途增添最重的砝码。而一些归附的胡人贵族，在经历了最初的观望和犹豫后，也意识到让子弟学习汉家经典、融入主流文化的重要性，开始谨慎地选派聪慧的子弟前来应试。
长安太学重建竣工之日，举行了隆重的“释奠”典礼。崭新的太学矗立在阳光下，庑殿顶覆着青色琉璃瓦，朱漆大门庄严厚重，“太学”匾额由皇帝御笔亲题。钟磬齐鸣，香烛缭绕，陈衍率文武百官，亲自祭祀孔子及历代儒家先贤。
典礼之后，首次太学入学考试举行。经过严格筛选，首批三百名太学生脱颖而出。他们之中，有衣着简朴的寒门之子，有锦衣华服的士族子弟，甚至还有几十位穿着本民族服饰、神情略带局促却又目光新奇的胡人青年。他们站在一起，构成了太学乃至整个大秦王朝未来的一道新奇而充满希望的风景。
开学伊始，一道更深刻的变革随之而来。崔浩奏请：“经学乃治国之本。然前朝经学，师法多家，章句繁杂，往往歧义百出，甚或曲解经义，于新政不利。臣请陛下钦定《五经》标准文本及权威注疏，颁行天下，以为太学教材及科举考试之依准，统一学术，匡正思想。”
陈衍准奏。于是，以崔浩为首，召集太学博士中的顶尖学者，成立了“经局”，开始了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校勘《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摒弃那些被认为过于玄虚或不合时宜的注解，选择或亲自撰写能够宣扬“大一统”、“忠君爱国”、“仁政德治”、“华夷一体”等符合新朝意识形态的标准注疏。
这项工作同样伴随着争论。一些固守旧学的博士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是“桎梏学术”。但崔浩态度坚决：“学术需为现实服务。永兴新朝，需要有永兴之学术。统一经义，非为禁锢思想，乃是为国家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天下学子确立共同之是非标准！”
最终，一套带有鲜明永兴朝印记的“官定”经学教材被编纂出来，迅速刊印，分发至太学以及各州郡县学。太学的课堂上，博士们开始依据这套统一教材进行讲授。
课堂上，博士引经据典，阐述着“天子受命于天”、“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斋舍里，各族学子共同研读经书，切磋学问；射圃、算学场中，也时常可见他们活动的身影。一种新的、融合了学术、政治与民族色彩的文化氛围，在重光的太学中逐渐形成。
陈衍时常会微服前往太学，巡视学舍，甚至偶尔会坐在课堂后排，听博士讲学，观察学子的反应。他看到胡人子弟刻苦学习汉文经典，汉族学子也开始尝试了解胡人的风俗习性，心中颇感欣慰。
太学的重光，不仅仅是一座学校的重建，更是一个强大的文化信号。它宣告着新朝在武力征服之后，开始了文化上的整合与建设。它旨在系统地培养忠于新朝、精通儒术、具备治国才能的后备力量，并通过统一经学教材，将儒家思想与永兴新政的合法性紧密结合起来，为帝国的长久统治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石。这里走出的学子，将来不仅会成为官员，更会成为儒家教义的传播者，将“永兴”的理念带往帝国的四面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