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深秋的省厅办公楼，走廊里的暖气还没通，冷风顺着窗户缝钻进来，裹着楼道里飘来的粉笔灰味。林砚攥着南州市局开的介绍信，刚踏上三楼会议室的台阶，就听见里面传来激烈的争执声，木门缝里漏出的烟味呛得他下意识皱了皱眉——这是他借调省厅的第一天，刚到就赶上了三省“红衣女尸案”的紧急研判会。
“吱呀”一声推开门，满屋子的目光瞬间聚过来。长条会议桌旁坐满了人，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像小山，摊开的案卷上还沾着咖啡渍。主位上的省厅刑侦总队王厅长抬了抬老花镜，指了指桌角的空椅子：“林砚是吧？南州刚报上来的骨干，快坐，正好赶上讨论关键处。”
林砚刚坐下，旁边一位满脸胡茬的中年刑警就把一份案卷推过来，声音带着急意：“小同志你来得正好！你看看这三起案子，豫东的张桂兰、皖北的李梅、苏北的赵秀，全是穿红外套被抛在铁路边，脖子上都有麻绳勒痕，可三地查了半个月，连个像样的嫌疑人都没抓着！”
他顺着对方手指的方向看去，案卷里的照片上，三位受害者的红色外套都有磨损痕迹，抛尸地点分别在陇海线、京沪线的偏僻路段，间隔最远的有三百多公里。另一位来自豫东警局的老刑警敲了敲桌子：“依我看，就是本地流窜犯干的！每回都挑铁路沿线的独居妇女下手，得在沿线村镇重点排查有前科的！”
“不对！”皖北的刑警立刻反驳，“我们查了李梅案发前的行踪，她那天是去县城买布料，根本没接触过村里人！我觉得是长途客车司机，能跨这么远的距离，除了开车的还能有谁？”
会议室里顿时又吵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有的坚持“本地熟人作案”，有的认定“长途司机流窜”，还有人说要从“红色外套”的特殊含义入手查民俗，吵到最后，连王厅长都忍不住叹了口气，手指在桌案上轻轻敲着。
林砚没急着发言，而是把三起案子的细节从头到尾捋了一遍：豫东案受害者是52岁的独居老人，口袋里有没花完的五毛钱；皖北案受害者38岁，死前刚给女儿买了新鞋，鞋还揣在包里；苏北案受害者29岁，身上带着一张去省城的火车票——三个受害者年龄、身份不同，唯一的共同点是“穿红色外套”“抛尸铁路边”“死前都有被控制的痕迹”。
他突然注意到苏晓递过来的一张便签，上面写着“尸检发现三人胃里都有微量安定残留”——苏晓作为南州法医，这次也被省厅临时抽调来协助，此刻正坐在角落，手里拿着放大镜盯着尸检报告。林砚抬眼看向她，苏晓轻轻点头，用口型比了个“同一类药物”。
“王厅长，我有个想法。”林砚终于开口，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落在他身上。他把三起案子的照片按案发时间排开，指尖在铁路线路图上划过：“大家看，豫东案发在9月12号，抛尸点在陇海线K124公里处；皖北案发在10月3号，抛尸点在京沪线K89公里处；苏北案发在10月28号，抛尸点在京沪线K156公里处——这三个点看似分散，但如果把它们连成线，正好是长途货车常走的‘豫皖苏货运通道’。”
“可这也不能排除客车司机啊！”豫东的老刑警追问，语气里带着几分质疑，“你刚从南州来，没接触过跨省案子，不知道这里面的复杂——三地警力各管一块，信息都不通，你怎么确定是货车不是客车？”
“靠信息整合。”林砚拿出纸笔，快速画了个表格，“现在的问题是，豫东有豫东的线索，皖北有皖北的记录，苏北有苏北的排查名单，就像三块互不搭界的拼图，根本拼不出完整的凶手画像。我建议，立刻建立‘跨省犯罪信息库’，把三地的线索按四类汇总：第一类是受害者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案发前接触过的运输从业者；第二类是现场物证，比如麻绳的材质、安定药的品牌；第三类是抛尸点周边的监控（虽然少，但铁路道口有值班员）；第四类是近期往返三地的货运车辆登记信息。”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又起了波澜。一位老刑警摇了摇头：“小林同志，你这想法是好，可1985年哪有什么‘信息库’？三地报送信息靠邮寄，最快也得三天，等信息汇总完，凶手说不定又作案了！”
“所以要简化流程，用‘电报+电话’双渠道报送。”林砚立刻接话，语气坚定，“每个警局指定一名联络员，每天下午四点前把当天的新线索用电报发给省厅，关键信息直接打电话确认。我来牵头整理，把重复的排除，把关联的标出来——比如苏北案发现的麻绳，和皖北案的麻绳都是三股黄麻，这就是关键关联点，之前因为信息不通，两地都没注意到！”
王厅长眼睛一亮，身体微微前倾：“接着说，这个信息库怎么建？需要省厅协调什么？”
“需要您牵头，给三地市局发通知，明确信息报送的范围和格式，避免杂乱。”林砚看向苏晓，“苏法医负责整合尸检信息，比如安定药的剂量、受害者身上的捆绑痕迹是否一致；其他同志按地域分工，督促本地联络员按时报送。我们每天晚上开一次线上会（用省厅的长途电话），同步最新进展。”
苏晓立刻点头：“我支持林砚的想法。刚才我对比了三起尸检报告，发现受害者脖子上的勒痕都是‘左重右轻’，说明凶手是左撇子——这个细节豫东和苏北的法医都没标注，只有皖北的报告提了一句，如果不是整合信息，根本发现不了！”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会议室里的质疑声渐渐小了。王厅长沉吟片刻，猛地一拍桌子：“就按林砚说的办！我现在就给三地市局打电话，下午六点前必须把联络员名单报上来。林砚，这个信息库就交给你负责，办公室在隔壁302，需要什么人手尽管提！”
散会之后，林砚和苏晓抱着案卷往302办公室走。走廊里的冷风还在吹，可林砚却觉得心里热乎——这是他第一次牵头跨省大案，也是第一次把现代刑侦的“信息整合”思路用到实际办案中。苏晓帮他整理案卷，忽然指着一份报告笑了：“你还记得在南州破操场埋尸案时，你也是这么画图找线索的吗？现在都能给省厅提方案了。”
林砚也笑了，指尖划过案卷上的红色外套照片：“不一样，那时候有李队罩着，现在得自己扛起来。对了，你刚才说的左撇子细节，一定要在信息库里重点标注——凶手是左撇子，又常走货运通道，还懂用安定药控制受害者，这些特征加起来，范围就能缩小很多。”
正说着，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是苏北市局的联络员打来的，声音急促：“林同志！我们刚排查到一辆车牌号为‘豫N·’的解放牌货车，最近三个月往返过豫皖苏三地，司机叫周大海，有盗窃前科，而且……他是左撇子！”
林砚的心猛地一沉，立刻拿起笔记录：“把周大海的详细信息发过来，包括他的家庭住址、常去的货运站，还有近期的行车路线！”
挂了电话，他和苏晓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紧张和期待。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302办公室的灯却亮了起来，桌上的信息库表格才刚填了一半，可第一条关键线索已经浮现——这场跨省追凶的硬仗，终于有了第一个突破口。林砚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拿起电话拨给南州的李建国：“李队，省厅的案子有眉目了，可能是个左撇子货车司机……”
电话那头传来李建国欣慰的声音：“好小子，到了省厅也没掉链子！需要南州帮忙的，尽管开口——对了，注意安全，跨省案子比你想的还复杂，别大意。”
挂了电话，林砚看着桌上的案卷，指尖在“周大海”的名字上轻轻敲了敲。他知道，这只是开始，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三地警力的协调、货运信息的排查，还有可能隐藏在暗处的更多危险。但他没退路，也不想退——从穿越到1985年的那天起，守护正义就成了他的使命，哪怕跨越三省，哪怕面对再多困难，他也要把这个穿红衣作案的凶手，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