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夏，汴梁崇文院的“经史阁”里，梧桐树荫透过雕花窗棂，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阁内的长案上，整齐摆放着两类文书——左侧是五代的《藩镇将领任免册》（后唐李嗣源任邺都节度使时的任命状，仅需君主一人签字，可兼掌军政财），右侧是宋朝的《武将任职流程册》（需枢密院、中书省、三衙联合署名，武将仅掌统兵，无调兵权），一简一繁，清晰勾勒出乱世与治世对“武权”的不同态度。
年过六旬的赵仲（致仕后仍兼崇文院“五代史顾问”）身着素色儒衫，手持赵烈晚年编纂的《五代武人乱政考》，站在长案前，目光扫过围坐的文官与武将代表，声音温和却带着沉甸甸的历史重量：“五代五十三年，换了五个朝代，八姓君主，皆因‘武人专权’——郭威以邺都节度使逼宫，赵匡胤以殿前都点检黄袍加身，故大宋立国后，太祖、太宗皇帝定‘重文轻武’国策，以文官制衡武将，防乱之念，源于五代血泪。”
台下，刚升任枢密副使的文臣富弼（四十余岁，手持《宋会要辑稿·职官志》）起身发言，语气带着对国策的认同：“赵先生所言极是！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太宗皇帝设‘文官监军’，皆为杜绝五代‘将强君弱’之祸。如今枢密院主官多为文官，地方军政由经略安抚使（多文官）统筹，武将仅负责练兵作战，虽少了‘高效’，却多了‘稳定’——自大宋立国，六十余年无藩镇叛乱，此乃国策之功。”
话音刚落，一身戎装的赵承（刚从河北回京汇报北伐准备，腰间仍挂着杨业的铁胎弓）起身反驳，声音带着前线将领的急切：“富大人，‘稳定’固然重要，可‘弱武’之弊，前线将士最清楚！去年高阳关抗辽，我率部欲夜袭辽营，监军王大人（文官）却以‘未报枢密院’为由阻拦，等批复下来，辽军早已转移；还有士兵晋升，需先经文官考核‘策论’，能打仗的士兵因不会写文章，升不了校尉，反倒是会吟诗作对的文官子弟，能轻松获授‘武职’——这难道不是本末倒置？”
赵仲闻言，翻开《五代武人乱政考》，指着其中“后汉武人劫掠”的章节，又引过宋朝的《监军制度细则》：“承儿，老夫懂你的委屈，可你也要知国策之根源。后汉乾佑二年，邺都武将慕容彦超，因无文官制衡，纵容士兵劫掠百姓，致民变四起；如今设文官监军，正是怕重蹈此覆辙。只是‘制衡’过甚，竟成‘掣肘’，这是太祖、太宗皇帝当年未想到的——他们只防了‘武人乱政’，却没防‘文官误军’。”
此时，杨宗保（陪同赵承回京，手持《杨家将守边录》）走到案前，翻开录中“杨业陈家谷之败”的记载：“富大人，晚辈祖父杨业，当年在陈家谷，就是因监军王侁（文官）强令出战，又擅自撤兵，才战死沙场。文官不懂军事，却能决定战术、任免将领，这不是‘制衡’，是‘害军’！五代时武将乱政，是因‘权独’；如今大宋武将弱，是因‘权无’——两者皆非治世之道。”
富弼看着《杨家将守边录》中“王侁撤兵”的细节，脸色渐显凝重：“杨将军所言，老夫亦有耳闻。只是国策已行六十余年，贸然更改，恐生变数。当年太祖皇帝曾言‘文官贪腐，不过乱财；武将专权，必乱天下’，故将‘重文轻武’写入《太祖誓碑》，我辈臣子，岂敢轻易违背？”
“《太祖誓碑》防的是‘武人专权’，非‘武人无权’！”赵仲突然提高声音，从怀里掏出赵烈手绘的《五代与宋初武将权力对比图》，图上用红色标注五代武将“掌军、政、财、人事”的全能权力，用蓝色标注宋朝武将“仅掌统兵”的有限权力，中间用虚线标注“合理权力边界”，“老夫父亲赵烈，亲历五代武人乱政，也见证周世宗‘文武相济’之治——柴荣陛下既让赵匡胤掌军，又让王朴（文官）掌政，武将有‘临机决断权’，文官有‘监督建议权’，两者互补，才有高平之战的胜利。如今大宋的‘重文轻武’，是矫枉过正，丢了周世宗‘文武平衡’的精髓！”
范仲淹（刚主持完江南粮草转运，身着参知政事官袍）走进经史阁，手里拿着《庆历新政·军事改革稿》，笑着解围：“诸位不必争论，新政正是要修正‘重文轻武’的偏失。老夫拟在新政中加入三条：其一，‘武将临机权’——边疆将领遇敌袭，可先调兵防御，三日内补报枢密院，无需事事请示；其二，‘武职考核改’——士兵晋升以‘战功、武艺’为主，策论仅作参考；其三，‘监军权责定’——文官监军仅掌‘军纪监督’，不得干涉战术决策。这三条，既保留‘文官制衡’，又还武将‘合理权力’，正是对五代教训的‘扬弃’，对周世宗‘文武相济’的回归。”
赵承听到“武将临机权”，眼睛一亮：“范公此策，若能推行，前线将士定能放开手脚！去年若有‘临机权’，我至少能多打三次胜仗，不会让辽军在高阳关外围肆意劫掠！”
杨宗保也补充道：“还有‘武职考核改’——晚辈在西北时，有个叫张铁牛的士兵，能开两石弓，斩杀过十个党项骑兵，却因不会写‘策论’，三年没升职，最后心灰意冷退伍。若按新政考核，他早该当校尉了！”
富弼接过《庆历新政·军事改革稿》，仔细翻阅后，点头认可：“范公此策，兼顾‘稳定’与‘高效’，老夫赞同。只是需在‘武将临机权’后加一条‘事后追责’——若将领滥用临机权，需严惩不贷，如此方能防‘武人专权’之弊。”
赵仲看着几人达成共识，心里满是欣慰。他想起父亲赵烈在《五代秘史》中写的“治世之道，不在‘抑文’，不在‘抑武’，而在‘文武相济’——文以治国，武以安邦，缺一不可”，如今新政的方向，正合父亲遗愿。
午后，众人移步到崇文院的“武备库”，库中陈列着五代与宋初的军事装备：五代的“重装骑兵甲”（后唐李存勖的亲军铠甲，重达五十斤，仅武将可穿）、宋朝的“轻装步兵甲”（禁军通用铠甲，仅二十斤，便于机动却防护不足）；五代的“丈二长枪”（用于骑兵冲锋，威力巨大）、宋朝的“改良突火枪”（射程八十步，却因“文官监制”，枪管薄易炸膛）。
“这些装备，都是老夫父亲从战火中抢救的。”赵仲指着五代的重装骑兵甲，“后唐同光年间，李存勖的亲军，靠这身铠甲，能正面冲垮契丹骑兵；如今大宋的步兵甲，防护太弱，士兵在辽军铁骑面前，几乎无还手之力——这就是‘重文轻武’的副作用：文官掌军械监制，为省钱、省工，刻意简化装备，却忘了‘甲不坚，则兵不勇’。”
赵承拿起宋朝的突火枪，检查枪管后皱眉：“范公，您看这枪管，薄得能透光，去年在西北，有三个士兵因枪管炸膛受伤！晚辈按曾祖父《武经总要》里的‘枪管厚度标准’，让工匠加厚枪管，监军却以‘费铜’为由制止——文官只算‘成本’，不算‘士兵性命’，这怎么行？”
范仲淹接过突火枪，脸色凝重：“此事老夫定严查！新政中拟设‘军械监’，由武将与文官共同监制装备，武将提‘实战需求’，文官算‘成本预算’，两者协商，绝不让‘省铜’害了士兵！”
傍晚时分，夕阳斜照，经史阁的长案上，《五代武人乱政考》与《庆历新政·军事改革稿》并排放置，仿佛跨越时空的对话。赵仲、范仲淹、富弼、赵承、杨宗保围坐案前，总结“重文轻武”国策的得失。
“大宋‘重文轻武’，得在‘防乱’，失在‘弱军’；五代‘重武轻文’，得在‘善战’，失在‘致乱’。”赵仲缓缓开口，手里摩挲着赵烈的《五代秘史》，“故治世之道，不在‘偏文’或‘偏武’，而在‘平衡’——文官掌‘政、财、监督’，不掣肘军事；武将掌‘军、战、装备’，不干预民政，如此方能‘文安邦、武安疆’。”
范仲淹点头：“赵先生所言，正是新政的核心。如今北伐在即，若仍以‘重文轻武’束缚武将，恐难取胜；若能按新政调整，还武将合理权力，再配上精锐士兵、充足粮草，收复燕云可期。”
赵承握着腰间的铁胎弓，目光坚定：“晚辈在河北已选拔五万精锐，个个能开一石弓、善用突火枪，只要新政能落实，晚辈定率他们北上，攻克幽州，告慰曾祖父（赵烈）、杨业公的在天之灵，也让‘重文轻武’的弊端，在北伐的胜利中得以修正。”
富弼站起身，对着众人躬身行礼：“此前老夫只知‘防乱’，忽略了‘强军’，今日受教了。老夫愿在朝堂上力推新政军事改革，为北伐扫清障碍——大宋既需‘文官治国’的稳定，也需‘武将守边’的底气，两者缺一不可。”
当晚，赵仲在《五代秘史》的“重文轻武”章节写下批注：“宋仁宗庆历四年，论大宋‘重文轻武’国策，叹其‘成也五代，困也五代’——因惧五代武人乱政，故抑武；因抑武过甚，故弱军。然国策非不可改：取五代‘文武相济’之智（周世宗之治），弃五代‘武人专权’之祸，补宋初‘文官掣肘’之弊，方能‘文治’与‘武功’兼得。赵烈亲历五代，深知‘武不强则国不安，文不兴则国不宁’，此改革，亦为完成其‘治世需文武平衡’之遗愿。”
批注写完，赵仲将《五代武人乱政考》与《庆历新政·军事改革稿》放在一起。窗外的月光洒在案上，照亮了“文武相济”四个字，也照亮了大宋国策调整的方向——北伐不仅是收复燕云的战争，更是修正“重文轻武”弊端的契机，是让大宋从“稳定”走向“强盛”的关键一步。
此时的汴梁，枢密院正连夜修订《武将临机权实施细则》，确保“放权”不“失控”；河北的练兵场，赵承选拔的五万精锐正在演练“八卦阵”，突火枪的轰鸣声震彻云霄；江南的漕运码头，范仲淹调度的粮草正装船北上，帆影连天——一场围绕“国策调整”与“北伐备战”的行动，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它源于五代的教训，源于宋初的反思，更源于赵家、杨家、范家等无数人对“大宋文武平衡、国强民安”的执着，而这份执着，终将让“重文轻武”的困局被打破，让大宋在收复燕云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