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初的香港，空气中已然浮动着早春的湿暖，但位于九龙大埔工业邨的“振华电子”新厂区研发实验室内，气氛却冰冷得如同寒冬。
实验室内部窗明几净，崭新的仪器设备排列有序，穿着白色防静电服的技术人员穿梭其间，无声地忙碌着。只是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央那张宽大的测试台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凝固的紧张感。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向外望去，是九龙地区典型的工业景象——密密麻麻、高低错落的工业大厦如同灰色的丛林，烟囱零星地吐着白烟，勾勒出这个时代香港制造业蓬勃而又带着粗粝感的轮廓。
张工，这位“振华一号”芯片设计团队的领头人，此刻正站在测试台旁。他手里捏着几张刚刚从高速打印机上吐出来的、还带着些许温度的测试报告单，手指因用力而微微泛白。他那张平日里总是带着技术者专注与热情的脸上，此刻只剩下疲惫与难以掩饰的失落，眼下的乌青昭示着又一个不眠之夜。
“萧董，廖先生，”张工的声音干涩，仿佛每一个字都需要耗费极大的力气才能挤出喉咙，“第一次流片……结果出来了。”
他将报告单在测试台上铺开，指尖点向那一行行冰冷的数据。
“看这里，核心频率……只有我们设计目标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三。缓存延迟……超标百分之二十五。最严重的是功耗，”他的指尖重重落在最后一行加粗的红色数字上，“静态功耗超标百分之二十八，动态功耗在全负载下……甚至比预期高出百分之三十七！”
“成功了，但只是部分成功。”张工抬起头，眼神中充满了血丝和一种近乎绝望的不甘，“芯片能点亮，基础功能可以运行，证明我们的设计逻辑没有原则性错误。但是……这性能，这功耗……没有任何市场竞争力。我们投入了这么多心血，这么多资源……”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后面的话没有说出口，但实验室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巨大的研发成本和流片费用，很可能因为这不达标的性能而血本无归。
实验室里一片死寂，只能听到仪器散热风扇持续不断的低鸣。团队成员们或低头看着地面，或茫然地望着窗外灰色的工业大厦，先前因为流片成功而燃起的希望之火，被这残酷的数据彻底浇灭，只剩下冰冷的灰尽。
萧亚轩站在张工身侧，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深色职业套装，身姿依旧挺拔。她仔细地翻阅着每一页报告，脸上看不出太大的波澜，但紧抿的唇线和微微收缩的瞳孔，暴露了她内心绝非表面这般平静。这枚芯片，承载的不仅仅是“振华”在高端电子领域破局的希望，更是他们对抗罗斯戴尔家族技术封锁的关键一子。
她合上报告，抬起眼，目光缓缓扫过在场每一位垂头丧气的研发人员。这些面孔，她都熟悉，他们中有从本土高校挖来的尖子，有从海外愿意回国效力的工程师，为了“振华一号”，他们付出了无数个日夜。
“各位，”萧亚轩开口，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带着一种强自压抑后反而显得异常稳定的力量，“我知道大家现在的心情。我们付出了汗水，期待收获硕果，却得到了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结果。”
她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坚定，甚至带上了一丝鼓舞：“但是，请大家看清楚，我们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她拿起测试台上那片在灯光下反射着金属光泽的、指甲盖大小的方形芯片，“这是香港，可能也是整个亚洲，第一颗由本土团队独立设计、并成功实现流片的复杂集成电路！仅仅在几年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她的目光变得锐利，扫过众人：“是的，它现在还不够好，性能不达标，功耗太高。但这恰恰说明，我们找对了方向，也触碰到了真正的瓶颈！这不是失败，这是我们香港电子工业，想要真正站起来，必须跨过去的一道坎！如果因为眼前的困难就垂头丧气，那我们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捡拾他们淘汰的技术残渣！”
她的话，像一剂强心针，让不少团队成员抬起了头，眼神中重新燃起一丝微光。
“张工，还有各位工程师，”萧亚轩看向张工，语气缓和下来，带着信任，“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自责和气馁，而是找出问题的根结所在。告诉我，以你们的专业判断，问题出在哪里？是设计本身，还是……制造环节？”
张工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从沮丧的情绪中挣脱出来，重新聚焦于技术本身。他拿起旁边电子显微镜拍摄的高倍率芯片表面照片，指着上面那些细微的、如同迷宫般的金属线路和晶体管结构。
“萧董，廖先生，我们拿到测试数据后，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反向分析和故障定位。”他的语气恢复了技术人员的严谨，“我们反复核对了所有的设计图纸，进行了多次仿真模拟，从逻辑层面和电路层面来看，‘振华一号’的设计，理论上是能够达到预期指标的。”
他的手指点在照片上几处线条边缘略显毛糙、尺寸似乎有些许偏差的区域。
“问题，出在这里。”他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无奈，“是工艺实现。是制造精度不够。”
他详细解释道：“看这些关键晶体管的栅极宽度，设计值是3微米，但实际制造出来，偏差超过了正负零点五微米！还有这些金属互联线的边缘，不够平滑，存在明显的‘锯齿’现象，这会导致电阻增加和信号串扰。所有这些微观层面的偏差累积起来，就导致了宏观上的性能下降和功耗飙升。”
“归根结底，”张工苦涩地总结，指向实验室角落里那台被小心维护着、看起来有些笨重的光刻机，“是我们的基础制造设备，精度到顶了。这台光刻机，是我们花费不小代价，从荷兰买来的二手货，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但它的极限分辨率就在2微米左右，而且稳定性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在不断下降。用它来制造我们设计的3微米工艺芯片，本身就非常勉强，良率和精度都无法保证。”
他叹了口气，语气中充满了无力感：“而这，已经是我们目前在香港，甚至在整个东南亚范围内，能接触到的最好水平的设备之一了。日本那边倒是有更先进的，但他们对关键设备和技术参数封锁得非常死，根本不对外出售，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新兴公司。欧美那边就更不用想了，巴统协议（巴黎统筹委员会）像一道铁幕，严格限制着高新技术流向我们这边。”
张工的话，如同一把冰冷的刻刀，精准地剖开了血淋淋的现实——这不是某个工程师的失误，也不是某个环节的疏漏，而是整个香港乃至亚洲电子工业，在面对西方技术壁垒时，所面临的共同时代困局。空有设计理念，却受困于落后的制造基石。
一直沉默旁观的廖奎，此时缓缓走上前来。他没有去看那些令人沮丧的报告，而是直接拿起了那片承载着希望与失落的“振华一号”芯片样品。他将芯片对着灯光，深邃的目光仿佛要穿透那硅晶的表面，看清其内部每一个原子的排列。
他听得懂张工的话。这就像在北大荒，你有了最优良的种子，设计了最科学的种植方案，但如果你没有肥沃的土壤、没有精准的灌溉系统、没有抵御病虫害的有效手段，那么再好的蓝图，也无法在贫瘠的土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
“也就是说，”廖奎开口，声音低沉而平稳，带着一种抓住问题核心的冷静，“问题不在我们设计的‘种子’，而在于培育‘种子’的‘土地’和‘农具’不够好，是这意思吗，张工？”
张工愣了一下，随即用力点头：“廖先生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就是这样！我们的‘种子’——芯片设计，是优良的。但‘土地’——晶圆材料纯度、洁净度，‘农具’——光刻机、蚀刻机等设备的精度，都跟不上设计的要求。”
廖奎点了点头，将芯片轻轻放回测试台上的防静电盒中。他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有一种深沉的思考。
“既然如此，”他看向萧亚轩和张工，语气斩钉截铁，“那就先不要纠结于这一颗芯片的得失。我们的方向没有错，只是工具拖了后腿。一方面，继续优化设计，看看能否在现有工艺条件下，挖掘出更大的潜力。另一方面……”
他的目光变得锐利，如同瞄准了目标的鹰隼：
“想办法，找到更好的‘农具’，改良我们的‘土地’。”
他没有具体说如何去找，但实验室里的人，包括萧亚轩，都从他那沉稳而坚定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决心。这位看似沉默的幕后老板，似乎总有办法在绝境中，找到那一线生机。
萧亚轩深吸一口气，接话道：“张工，就按廖先生说的办。团队不能散，士气不能泄。继续分析数据，优化设计，等待下一次流片的机会。设备和技术的问题，由我和廖先生来想办法解决。”
她的语气中，也重新注入了力量。虽然前路依旧迷茫，但至少，他们明确了困境的根源，也坚定了继续前进的方向。这场围绕“振华一号”的性能困境，不仅仅是“振华电子”的挑战，更是这个时代，香港乃至整个中国电子产业，在艰难中求索、试图突破重重封锁的一个缩影。而打破这困境的关键，或许就藏在那些不为人知的、超越常规的可能之中。
随着国际局势的微妙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破冰带来的涟漪效应，大量国际游资和英资财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涌入这片弹丸之地。股市如同被注入兴奋剂，恒生指数一路狂飙，街头巷尾谈论股票的声音甚至盖过了茶餐厅的喧嚣，一种近乎狂热的投机氛围弥漫在维多利亚港两岸。然而，在这片资本盛宴的浮华之下，本土企业，尤其是那些缺乏深厚国际资本背景的制造业，正悄然感受着刺骨的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