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冬深议货殖，泉府新立动朝仪。
金帛价争庭辩烈，钱粮策定国基丕。
老臣守成忧剧变，新锐锐意赞良规。
圣心裁断衡四海，富国通商正可期。
公元238年，肇元二年，时入深冬，长安连降大雪，琼装素裹，将未央宫的巍峨殿宇妆点得一片肃穆。然帝国的心脏却未曾因严寒而放缓搏动。东征带来的巨额财富已陆续入库，如何有效管理、运用这笔空前庞大的资本，使其真正惠及国计民生，成为未央宫内最核心的议题。
宣室殿内，炭火烧得正旺，驱散了严冬的寒意。刘禅与丞相诸葛亮对坐，中间御案上摊开着户部、大司农府呈报的诸多文书，以及几份字迹迥异的密奏。
“相父，”刘禅将一份来自益州商会的陈情书推向诸葛亮，“你看，自东征财货流入，民间交易活跃，本是好事。然各地金、银、铜钱比价混乱，奸商巨贾趁机囤积居奇，低买高卖，甚至私铸劣钱，百姓深受其害。蜀锦换辽东人参，竟需先以铜钱换银，再以银换金，其间损耗，大半落入钱贩之手。长此以往，恐伤民力，乱市易，亦损及朝廷赋税。”
诸葛亮羽扇轻摇，神色凝重：“陛下明察秋毫，此确为眼下大患。货币之乱，甚于洪水。以往朝廷虽铸五铢钱，然各地私铸、剪边、劣钱充斥，加之前朝董卓坏五铢更铸小钱之遗毒未清，民间信任本就不足。如今海量金银涌入，若无妥善管理，其乱更剧。”
他顿了顿，从袖中取出一卷帛书：“此乃臣与户部、大司农府诸臣工，并咨询了一些通晓西域、南中贸易的商贾后，草拟的《泉府疏略》，请陛下御览。”
刘禅展开帛书，仔细观看。其核心便是建议仿效《周礼·地官》“泉府”之制，并参酌先秦圜法、管仲之策，设立一个由朝廷主导、直属中央的金融机构，名曰“大汉皇家银行”，总揽货币发行、金银兑换、国库收支、官民借贷、平准物价等职能。
“设立‘银行’……统一发行新五铢钱，足重足色，逐步收回旧钱劣钱……规定金银与铜钱之官方比价，并以此价无限兑兑……”刘禅边看边沉吟，“更以国库金银及未来赋税为储备，发行‘金钞’、‘银票’，便于大额商贸及异地汇兑……妙！此策若成，则货币之权尽归朝廷，市井可清，商旅便利，国库亦多一稳定财源！”
诸葛亮补充道：“然此策关乎国本，牵动极大。尤其是定立金银铜之比价，更是重中之重。价高则利于有金银者，多为豪强富户；价低则利于用铜钱者，多为平民小户。其间分寸，拿捏不易。且骤然统一币制，必定触动无数以钱生钱、操弄市价者之利益，朝堂之上，恐有非议。”
刘禅合上帛书，目光坚定：“利国利民之事，纵有万难，亦当行之。相父可先将此疏略核心，交于蒋公、费公等重臣阅看，听听他们的意见。三日后大朝会，朕将亲提此事，集思广益，务必定下章程。”
三日后，朔日大朝会。
未央宫前殿，百官依序肃立。虽然殿外风雪呼啸，殿内因议及东征封赏余绪而尚存几分热气，但当刘禅提出欲设立“大汉皇家银行”，统一币制，定立金银官价时，整个朝堂瞬间如同被冰雪封冻，旋即爆发出巨大的争议波澜。
大司农先出列，表示支持：“陛下圣明！丞相深谋！如今市面钱法混乱，劣钱驱逐良钱，百姓困苦，国库征收赋税亦时常因折算问题而亏损。若能设立泉府，统一发钞定价，则国库收支清晰，市场交易顺畅，实乃富国强民之良策！”
话音刚落，一位出身兖豫大族的御史大夫便高声反对：“陛下！臣以为万万不可！货币之行，自古乃由民间自然形成，官府强行定价，岂非与民争利？更何况，金银乃天下通行之宝，其价岂能由一纸诏书而定？若官价与市价不符，必生黑市，徒增扰乱！且发行纸钞，前代并非无有尝试，宋之交子、金之宝券，最终皆因滥发而形同废纸，坑害百姓，前车之鉴犹在啊！”
又一位掌管宗庙礼仪的老臣颤巍巍出列：“陛下，《尚书》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玉食尚需有度，何况发钞之权？此乃代天立言，操弄万物之价，非人主所宜轻为。恐干天和，招致灾异啊！”
支持者则立即反驳：
“荒谬！岂能因噎废食？前代交子、宝券之败，在于无足够金银为本，滥发无度！今我大汉有高句丽巨额金银为储备，岂可同日而语？”
“与民争利？正是要与那些囤积居奇、盘剥百姓的奸商争利！将此利争归于国，用之于民，方是正途！”
“货币之权，乃国之重器，岂能放任自流，由豪强操控？陛下收此权于中央，正是圣主所为！”
朝堂之上，迅速分化成数派：
一派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部分务实官员为核心，力主改革，认为此乃整理财政、巩固国本、惠及百姓的必经之路。
一派则以部分儒家守旧老臣、地方豪族出身的官员为代表，忧心忡忡，认为此举过于激进，违背经济自然，恐引发动荡，且损害其背后宗族依靠钱粮兑换获得的利益。
还有一派则持中立观望态度，认为想法虽好，但操作极难，尤其是金银比价如何定立，关乎天下财富重新分配，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争论的焦点，迅速集中在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上——金银兑换的官方比价，究竟该如何定？
一位来自益州的官员拿出数据：“据臣了解，目前蜀中市面，因与南中、西域贸易，金银流通较多，大致维持在一两黄金兑换八两至九两白银之间。然波动甚大。”
一位来自幽州的官员则言：“北地情况不同，银价稍贱，一两金往往可换得十两甚至十一两银。”
又有官员道：“此乃地域之差！若定官价，需取一中数，然取何处之中？若定一比八，则北地持银者亏；若定一比十，则蜀中持金者损。更何况，还有与铜钱之比价！如今一金大致值万钱，一银值千钱，然各地铜钱成色不一，实际价值相差甚远！”
朝堂之上，顿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账房和市场，各方引据数据，争论不休。有主张金贵银贱，利于国库储备（因东征所获主要为黄金）；有主张应稍稍提高银价，利于民间小额交易和抑制金融寡头（因大宗黄金多在富户手中）；更有甚者，提出应分地域设定不同比价，但立刻被驳斥为制造新的混乱。
刘禅高坐御榻，静静聆听着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辩论，目光扫过激烈争论的群臣，心中不断权衡。他看到诸葛亮稳坐钓鱼台，并不多言，显然意在让各方充分暴露观点。他也看到一些年轻官员，如刚刚被调入户部观政的李文，以及作为太子舍人列席的李铮，虽官职低微不敢妄言，却听得极其专注，眼中闪烁着思考的光芒。
争论持续了近一个时辰，犹自难分难解。这时，一位平日并不起眼的少府丞出列，朗声道：“陛下，诸公！臣有一言！”
众人目光投去，只见此人年纪不过三十余岁，名叫辛苗，乃是以精于算计、管理皇室私库而得到提拔的官员。
“金银之比，固然重要，然臣以为，陛下与丞相设立银行之本意，在于稳定币值，便利民生，聚财于国以求大用。故比价之定，首重‘稳定’与‘信誉’二字！官价一旦颁布，便需有足够储备保证其无限兑付，绝不能朝令夕改，此乃朝廷信誉所在！”
“其次，需略高于目前主要产粮区、人口稠密区之平均市价。为何？因官价一出，必有大量民间金银涌入兑换新钱或钞引，若官价过低，无人愿来，形同虚设；若略高于市价，则民众乐于将金银存于银行，银行方能聚集天下金银，成为真正之‘泉府’！”
“臣粗略核算各地报来数据，建议陛下，可定黄金一两，兑换白银八两五钱！此价高于蜀中市价，略低于北地市价，取其中庸，且便于计算。同时，定黄金一两值足色新五铢钱一万枚，白银一两值钱一千一百七十六枚左右（约\/8.5），亦便于民间折算。”
此言一出，朝堂顿时安静了不少。辛苗的建议数据具体，且说出的理由——“稳定”、“信誉”、“略高市价以吸引储存”，确实抓住了要害。
守旧派仍欲反对，但理由已不如先前那般充分。诸葛亮此时方才缓缓开口：“辛少府所言，深得经济三昧。银行之要，首在信誉。信誉既立，则纸钞可通于四海，如金银之便利，而无搬运之烦。金银比价，确需一定之规，辛少府所议八五之数，老臣以为可行。当然，具体细则，如新钱铸造样式、旧钱回收折扣、钞引防伪、各地分行设立等，可由户部、大司农府与即将设立的银行总署详细拟定章程，逐步推行，不必求一步到位。”
刘禅见时机已到，深吸一口气，朗声决断：“诸卿之议，朕已尽知。货币之乱，确已非治不可。设立大汉皇家银行，统一币制，定立官价，非与民争利，实乃为民除害，为国理财！此策，朕意已决！”
殿内顿时肃静，所有目光聚焦于皇帝。
“即日起，设大汉皇家银行，总署暂设于未央宫北阙甲第，由丞相诸葛亮总领其事，大司农、户部尚书协理。首任银行总督，由少府丞辛苗擢升担任！”
辛苗闻言，激动得浑身一颤，出列重重叩首：“臣必竭尽驵侩之才，不负陛下重托！”
“金银官方比价，暂定为一两黄金，兑换白银八两五钱！一两黄金，兑换足色新五铢钱一万枚！此价，银行需保证无限兑兑，以朝廷信誉及国库金银为担保！”
“着令工部将作监，即刻依新标准，开铸足色新五铢钱，严惩私铸！”
“银行发行之金钞、银票具体样式、防伪、兑换规则，由银行总署尽快拟定方案，报朕批准。”
“此事关乎国本，需循序渐进。先在长安、成都、洛阳、襄阳、建业等大邑试行，逐步推广全国。期间若有奸商巨贾敢于哄抬物价、操纵市场、抵制新币者，”刘禅语气转厉，“无论其官居何职，身负何名，均以扰乱国政、破坏金融论处，严惩不贷！”
皇帝金口玉言，一锤定音。支持者如蒋琬、费祎等面露欣慰，纵然有反对者，见大势已定，天子决心如此之坚，丞相全力支持，亦不敢再强谏，只得暗自叹息或盘算如何在新格局下应对。
退朝之后，刘禅特意将诸葛亮、蒋琬、费祎以及新任银行总督辛苗留了下来。
“辛卿，”刘禅看着这位因一番言论而骤得大用的官员，“今日朕将千斤重担压于你身，银行之初创，千头万绪，必艰难无比，你有何需求，可尽管直言。”
辛苗显然早有腹案，立刻道：“谢陛下信任！臣首要之事，便是搭建班底。银行之事，非通晓算学、律法、商贸之才不可。臣恳请陛下，准许臣从国子监算学科、户部、少府以及各地市舶司中遴选调任能干吏员。尤其需精通算术、善于管理之年轻才俊。”
“准！”刘禅毫不犹豫，“相父，蒋公，费公，此事需你们协调，全力支持辛卿。”
诸葛亮等人自然应允。
辛苗又道：“其二，便是新钱母范的雕铸、钞版的设计与防伪，需绝对机密可靠，请将作监大匠亲自负责，并由军中锐士护卫。”
“准！此事由工部配合，务必精益求精。”
“其三，试行之初，信誉至关重要。臣建议，可先从朝廷百官俸禄开始，部分以新钱或银票发放，并可于银行开户存取，以示朝廷自身对其之信任。”
刘禅闻言笑道：“善！朕看，就从朕的内帑和百官俸禄开始！并可昭告天下，日后朝廷赋税，亦可按官价折收金银或新钱、银票。”
一番详谈，确定了银行初创的各项基本原则和扶持政策。辛苗领命而去，脚步匆匆，深知肩上责任重大，亦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之机。
消息很快传出，朝野震动。长安东西两市的大小商贾们反应最为迅速，有人欢呼雀跃，认为终于有了公平稳定的交易尺度；有人忧心忡忡，担心手中积累的财富缩水；更有人开始暗中计算，如何利用新旧兑换的时间差和地域差牟取暴利。
而在国子监内，李文、张黎等年轻学子更是兴奋不已。他们刚刚经历了东征后勤管理的历练，又目睹了朝堂上这场关于国家经济命脉的大辩论，深受触动。李文甚至当晚就伏案疾书，将自己对银行运作、异地汇兑、防止伪钞的一些初步想法写成了条陈，托人转交给新任总督辛苗。张黎则开始深入研究历代经济律法，思考如何为这新生的“银行”提供法律层面的保障。
大雪依旧纷飞，但一场比冰雪更深刻、影响更为深远的变革，已经在未央宫定策，即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徐徐展开。
金融之权，这把无形的利刃，正被大汉朝廷小心翼翼地握入手中，试图以其斩断市场的乱麻，开辟出一条通向富国强兵的新路。其前方，注定既有无限机遇，亦布满了艰难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