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侍的声音带着一丝审慎，念出了后续两条：“其十曰，省功费；其十一曰，禁浮巧。”
这两条，相较于前面涉及农桑、兵戈、言路、格物等宏大叙事的条款，显得更为具体，却也更加直接地触及了众多官员，尤其是内廷、将作监以及部分依靠进贡邀宠的官员和地方的切身利益。殿内的气氛，从之前的理念之争，陡然转向了一种更为微妙和紧张的利害权衡。
“省功费”三字刚落，户部尚书戴至德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出列，脸上带着难以抑制的赞同之色。他掌管国家度支，对近年来日益庞大的宫廷开支、各处“必要”工程的花费，早已感到压力重重：
“陛下，天后娘娘！‘省功费’一议，实乃节用爱民之至理！近年来，各地行宫别馆修缮、宫室器用制作、乃至诸多庆典仪仗，所费不赀。若能明令削减非急需之工程，节制宫廷用度，将有限钱粮用于劝农、兴学、整军等紧要之处，则国库可舒，民力可宽，实为社稷之福！臣，户部，竭力附议！”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恳切，代表了务实派官员和广大纳税百姓（虽然他们无法发声）的愿望。
然而，他话音刚落，将作监大匠毛婆罗的脸色就变得有些尴尬。他虽然乐见“励格物”，但“省功费”很可能意味着他主持的许多大型工程预算将被削减，甚至项目被搁置。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化作一声无奈的叹息，默默低下头。他身后的将作监、少府监官员们也大多面露难色。
更强烈的反应来自内侍省的一位高阶宦官，他负责管理宫内用度与诸多采办事宜，此刻不得不出列，声音带着特有的谦卑与谨慎：
“大家，娘娘。宫内用度，一应皆有旧例，关乎天家威仪体统，若骤然大幅削减，恐……恐有失观瞻，亦难保供奉周全。且一些工程，如龙门石窟佛像之雕凿，乃是为陛下与娘娘祈福之功德盛事，若因‘省功费’而延误，恐非……恐非敬天礼佛之道啊。”
他巧妙地将宫廷开支与皇家体面、甚至宗教信仰捆绑在一起，试图为维持现有花费寻找理由。
紧接着，一位来自江南东道的刺史也出列奏道，他所在州郡以织造精美锦缎和制作奇巧漆器闻名，常年作为贡品：
“陛下，娘娘。臣闻‘禁浮巧’，心有所感。然则，地方进献之物，亦是臣子一片忠心，且能彰显各地物产风情。若一概以‘浮巧’禁之，恐伤臣下之心，亦使民间精巧技艺无以呈于御前，是否……是否有些因噎废食？”
他的发言代表了那些依靠制作和进贡“奇巧”之物来维系与中央关系、甚至谋取利益的地方官员和工匠群体的担忧。
“省功费”与“禁浮巧”如同一把双刃剑，一面指向了财政的虚耗和奢靡之风，另一面却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依靠现有消费和贡品体系生存的庞大利益网络。反对的声音虽然不如之前几条激烈，却更加实际，更加关乎许多人的“饭碗”和晋升之阶。
御座之上，武媚冷静地听着这些或明或暗的反对意见。她深知，这两条执行起来阻力绝不会小。内侍省、将作监、少府监乃至许多地方官员，都已习惯了现有的开销模式和进贡制度。但她更清楚，若不狠刹奢靡浪费、禁绝那些华而不实的“祥瑞”和“巧物”，她“发展大唐”的宏图将会被无尽的虚耗所拖累。东方墨的华胥，绝不会将资源浪费在这些方面！
她目光扫过那名内侍和江南刺史，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
“皇家体统，在于德政惠民，岂在宫室器用之豪奢？敬天礼佛，在于心诚，岂在金玉土木之堆砌？”
两句话，便将对方倚仗的理由轻轻拨开。
“至于地方臣工之心，”她微微放缓语气，“朕心深知。然忠心可表于政绩，可显于民生，岂独系于珍玩奇巧？‘禁浮巧’，非是禁绝一切精美之物，乃是禁那些徒耗民力、无益国计、专为媚上之虚浮巧伪之物！各地若有真正利于民生、彰显技艺之良器，正该大力推广，何须以‘贡品’之名藏于深宫？”
她巧妙地将“贡品”与“利民良器”区分开来，既堵住了反对者的口，又为她后续可能推行的一些政策（比如推广某些地方特产或技术）留下了空间。
“着户部、工部、内侍省、御史台，会同详议，‘省功费’之具体条目、额度，及‘禁浮巧’之明确范围、标准，务求切实可行，既能节俭用度，又不伤国家大体与臣工之心。”她再次将难题细化、下放，要求各部门自己拿出方案，这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制衡和博弈的过程。
第十、十一条，便在这样一种涉及实际利益重新分配的微妙博弈中，艰难地推进了一步。百官们已然明白，这位天后的《建言十二条》，绝非书斋里的空想，每一字一句，都可能意味着某些人利益的削减和另一些人机会的诞生。这场由她主导的变革，正以无可阻挡之势，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