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天门广场的喧嚣散去，旌旗招展、万军山呼的盛况恍如隔世，只余下马蹄踏起的烟尘在洛阳燥热的空气中缓缓沉降。皇宫重新被一种更深沉的寂静笼罩，但这寂静之下，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暗流。
紫微宫深处，帝王之忧。
李治被扶回寝殿后，那强撑的精神气力如同潮水般退去，整个人瘫软在榻上，面色蜡黄，气息微弱。御医匆匆赶来，诊脉后，面色凝重地开了安神补气的方子。
“陛下乃急火攻心，加之风疾受扰，需静养，万不可再如此劳心费神……”御医的话尚未说完，便被李治虚弱的挥手打断。
“朕……无事。”他闭上眼，脑海中却不断浮现薛仁贵接过帅印时那坚定的眼神，以及武媚那看似平静无波的面容。将帅不和，乃兵家大忌。郭待封……他真能如武媚所言，只行辅佐之责吗？薛仁贵那刚烈的性子，能容忍一个明显带有监视意味的副手吗？西域战局，牵一发而动全身，若因内部掣肘而败……李治不敢再想下去，只觉得头痛欲裂，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将他紧紧包裹。他这病躯，连亲自为将士送行都如此艰难，又如何能真正掌控万里之外的战局？他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薛仁贵的忠诚与能力，以及那渺茫的“天佑大唐”。
宣政殿偏阁，凤掌权衡。
与李治的忧心忡忡不同，武媚迅速从出师典礼的仪式感中抽身，投入到更为实际的权力运作中。西征大军带走了一部分朝堂的注意力，也暂时转移了因安西陷落而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为她提供了操作空间。
她召见了吏部侍郎，以“西征事关重大，中枢需人协理”为由，开始对几个关键的中枢职位进行微调，将自己更为信赖的官员安置到机要位置，进一步强化了对政务流程的控制。
同时，她通过北门学士，仔细分析着郭待封出发前送来的第一份密奏——其中详细记录了大军初期的粮草调配情况、薛仁贵与诸将的初步会议内容，以及他对军中几位主要将领的初步观察。字里行间虽无不妥，但那种事无巨细皆要上报的姿态，已然明了。
武媚提笔，在密奏空白处批下几行小字：“已知。务使粮道畅通，余事……静观其变，密报毋绝。”她需要郭待封的眼睛和耳朵，但眼下，更需要西征至少在表面上能顺利推进。
西征路途，裂痕初现。
离开洛阳的繁华，大军西行，景色日渐荒凉。薛仁贵治军极严，命令麾下轻装疾进，力求尽快抵达鄯州（今青海乐都）前线，打吐蕃一个措手不及。他深知兵贵神速，高原作战，拖延只会增加变数。
然而，副帅郭待封很快便提出了不同意见。在一次行军会议上，他捻着短须，语气“诚恳”地建议：“大总管，我军劳师远征，将士疲惫，辎重繁多。是否应放缓行程，稳扎稳打，先在陇右一带充分休整，并广派斥候，详探敌情，再图进取？如此方为万全之策。”
薛仁贵眉头微皱，压下心头不悦，沉声道：“郭副帅有所不知，吐蕃新得安西，立足未稳，正应速击！若待其站稳脚跟，布防严密，我军攻坚，伤亡必巨。兵者，诡道也，岂能事事求万全？”
郭待封却并不退让，引经据典，大谈“以正合，以奇胜”，强调后勤稳固乃胜利之本。最终，薛仁贵凭借主帅权威，强行通过了急速行军的方案，但郭待封那“持重”乃至有些保守的态度，以及其背后可能代表的洛阳意志，已然在军中高层心中投下了一道阴影。一些原本就对文官监军心存不满的将领，看向郭待封的目光，更多了几分隐晦的警惕。
西域暗处，冷眼旁观。
远在西域的石岳，通过隐秘渠道，已然知晓了洛阳的决策与薛仁贵挂帅西征的消息。他站在风沙扑面的雅丹高处，望向东方。
“薛仁贵……郭待封……”他低声自语，嘴角掠过一丝洞悉命运的冷峭。他并不看好这次仓促的反击，更不认为那位带着镣铐跳舞的将军能轻易成功。吐蕃势头正盛，以逸待劳，而唐军内部却已埋下猜忌的种子。
“传令下去，”他对着身后的黑影吩咐，“各部继续静默，重点观察吐蕃主力动向，尤其是其对鄯州方向的防御部署。至于唐军……记录其进展即可，非必要，不予任何形式的接触或协助。”
墨羽的任务是观察和存续，而非介入一场胜算难料的帝国反击。他们如同沙漠中的胡杨，根系深扎，耐心等待着下一次风云变幻。
洛阳的忧虑，西域的冷眼，以及西征军内部那刚刚萌芽的裂痕，共同交织成咸亨元年秋日，一幅暗涌流动的画卷。帝国的命运，在病弱的帝王、精于计算的皇后、被束缚的名将以及无数双冷眼旁观的注视下，缓缓驶向未知的彼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