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丙寅年）
春天，正月戊子朔日，出现了日食。
当初，皇太弟的中庶子，兰陵人缪播深受司空司马越的宠信；缪播堂弟、右卫率缪胤，是太宰司马颙前妃的弟弟。司马越起兵的时候，就派缪播、缪胤到长安去劝司马颙，让他护送皇帝回洛阳，还说可以跟司马颙以陕为界，分地而治。司马颙向来信任缪播兄弟，听了就想答应。可张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要是这事成了，自己肯定第一个被杀，就对司马颙说：“咱们现在占据着地势险要的地方，国家富有，兵力强盛，要是奉天子的命令来号令天下，谁敢不听，干嘛要乖乖地受别人控制呢！”司马颙听了这话，就打消了原来的念头。等到刘乔战败，司马颙害怕了，又想停战，跟崤山以东的势力和解。但他又担心张方不同意，所以一直犹豫不决。
张方平时跟长安的富人郅辅关系特别好，还让他当了帐下督。司马颙的参军，河间人毕垣，曾经被张方羞辱过，就趁机劝司马颙说：“张方在霸上驻扎那么久了，听说崤山以东的兵力强盛，就一直拖延不进军，您得在他还没行动之前就提防着。他的亲信郅辅应该知道他的阴谋。”缪播、缪胤也接着劝司马颙：“您得赶紧杀了张方来谢罪，这样崤山以东的事儿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决。”司马颙就派人去叫郅辅，毕垣在路上迎着郅辅，跟他说：“张方要造反，别人都觉得你知道这事儿。王爷要是问你，你怎么回答？”郅辅吓了一跳，说：“我真没听说张方要反啊，这可怎么办？”毕垣说：“王爷要是问你，你就顺着他说‘是这样’；不然的话，你肯定得遭殃。”郅辅进去后，司马颙问他：“张方要造反，你知道吗？”郅辅说：“是这样。”司马颙又问：“派你去杀了他，行不行？”郅辅还是说：“是这样。”于是司马颙就让郅辅给张方送封信，趁机把张方杀了。因为郅辅跟张方关系亲密，所以他拿着刀进去的时候，守门的人都没怀疑。张方正对着火拆信呢，郅辅上去就把他的头砍了下来。郅辅回去复命，司马颙就任命他为安定太守。然后司马颙把张方的头送给司空司马越，想跟他求和，司马越没答应。
宋胄袭击河桥，楼褒往西逃跑。平昌公司马模派前锋督护冯嵩和宋胄会合，一起逼近洛阳。成都王司马颖往西逃向长安，到了华阴，听说司马颙已经跟崤山以东的势力讲和了，就不敢再往前走，留在了那里。吕朗驻扎在荥阳，刘琨把张方的头拿给他看，吕朗就投降了。甲子日，司空司马越派祁弘、宋胄、司马纂率领鲜卑兵往西去迎接皇帝，任命周馥为司隶校尉，授予符节，让他都督各路军队，驻扎在渑池。
三月，惤县县令刘柏根造反了，一下子聚集了上万人，他自称惤公。王弥带着家里的奴仆追随他，刘柏根让王弥当长史，王弥堂弟王桑当东中郎将。刘柏根去攻打临淄，青州都督、高密王司马略派刘暾带兵抵抗；结果刘暾吃了败仗，逃到洛阳，司马略则跑到聊城自保。王浚派将领去讨伐刘柏根，把他给杀了。王弥没办法，只好逃到长广山，当了强盗。
宁州连年闹饥荒、瘟疫，死了十多万人。五苓夷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州里的军队多次战败。很多官吏和百姓都逃到了交州，五苓夷就趁机包围了州城。李毅身患重病，救援的道路也被切断，于是他上疏给朝廷说：“我没办法阻止贼寇肆虐，只能坐等着被消灭。如果朝廷不怜悯我们，那就请派使者来，趁我还活着，给我判个重罪；要是我已经死了，就把我的尸体示众。”朝廷一直没回应，过了好几年，他儿子李钊从洛阳去看望他，还没到，李毅就死了。李毅的女儿李秀，聪明通达，有她父亲的风范，大家就推举李秀主持宁州事务。李秀激励战士们，环城坚守。城里粮食吃完了，就烤老鼠、拔野草来吃。瞅准夷人稍有懈怠，就出兵突袭，还真把夷人打败了。
范长生到成都，成都王李雄亲自到门口迎接，拿着手版，拜范长生为丞相，还尊称他为范贤。
夏天，四月己巳日，司空司马越带兵驻扎在温县。一开始，太宰司马颙以为杀了张方，东边的军队肯定就会退兵。结果东边的军队听说张方死了，反而争着往关中进军，司马颙后悔得不行，就杀了郅辅，派弘农太守彭随、北地太守刁默带兵在湖县抵抗祁弘等人。五月壬辰日，祁弘等人进攻彭随、刁默，把他们打得大败。接着往西进入关中，又在霸水打败了司马颙的将领马瞻、郭伟，司马颙只好单人匹马逃进太白山。祁弘等人进入长安，他们率领的鲜卑兵大肆抢掠，杀了两万多人，官员们四处逃散，躲进山里，只能靠捡橡树果实吃。己亥日，祁弘等人护卫着皇帝坐着牛车往东返回。朝廷任命皇太弟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镇守关中。六月丙辰朔日，皇帝回到洛阳，又恢复了羊后的地位。辛未日，宣布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马瞻等人进入长安，杀了梁柳，和始平太守梁迈一起到南山迎接太宰司马颙。弘农太守裴廙、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疋等人起兵攻打司马颙，杀了马瞻、梁迈。贾疋是贾诩的曾孙。司空司马越派督护麋晃带兵攻打司马颙，打到郑地，司马颙派平北将军牵秀驻扎在冯翊。司马颙的长史杨腾，假称奉司马颙的命令，让牵秀撤兵，然后趁机杀了牵秀，关中地区都归服了司马越，司马颙只能守住自己的城池。
【内核解读】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是西晋“八王之乱”的终局之年，也是西晋王朝走向覆灭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年的历史事件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权力斗争的残酷、人性的复杂与制度崩塌的必然，其背后的逻辑与教训至今仍引人深思。
权力博弈：信任的脆弱与阴谋的盛行
这一年的核心矛盾围绕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控制权展开。司空司马越与太宰司马颙的对峙，本质上是西晋宗室内部对最高权力的终极争夺，而张方之死则成为这场博弈的标志性事件。
张方作为司马颙的核心军事支柱，其存在与否直接影响着权力平衡。司马颙对张方的态度从“素信”到最终默许诛杀，背后是多重力量的推动：缪播兄弟的政治诱导、毕垣的私怨报复、郅辅的懦弱盲从，共同构成了一场典型的权力阴谋。毕垣利用郅辅的恐惧心理设计的“尔尔”问答，堪称古代政治斗争中“构陷术”的经典案例——它无需确凿证据，只需利用信息差和人性弱点，就能让无辜者成为刀下鬼，让决策者陷入自我合理化的杀戮逻辑。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司马颙诛杀张方本想“以谢山东”换取和平，却因司马越的“不许”而彻底暴露了自身实力的空虚。这揭示了乱世权力法则的残酷：没有绝对实力支撑的妥协，只会被视为软弱可欺。张方之死不仅没能换来和平，反而加速了司马颙势力的瓦解，成为“杀功臣以媚敌”的历史教训。
制度崩塌：宗室混战中的秩序解体
光熙元年的事件清晰地展现了西晋分封制度与中央集权矛盾的总爆发。从宋胄袭河桥、冯嵩逼洛阳，到成都王颖“西奔长安”后的进退失据，再到吕朗见张方首级即降，这些碎片化的军事行动背后，是中央权威的彻底丧失。地方宗室（如平昌公模）、地方将领（如刘琨）、甚至富室家僮（如王弥）都能拉起队伍参与混战，说明帝国的军事体系已完全失控。
刘柏根以“惤公”之名聚众反叛，更折射出底层秩序的崩塌。当一个政权无法保障基本的社会稳定，连县级行政单位都能爆发万人规模的叛乱时，其统治根基已荡然无存。王弥从“家僮首领”到“群盗头目”的转变，预示着此后“流民帅”崛起、天下大乱的序幕——这些在乱世中崛起的武装力量，既非传统士族，也非正规军，而是制度崩溃后滋生的“权力野草”。
人性微光：绝境中的生存意志
在普遍的混乱与残酷中，宁州的李毅父女展现了乱世中罕见的担当精神。面对“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的绝境，李毅在“救援路绝”时的上疏，没有推诿责任，而是以“加臣重辟”“陈尸为戮”的决绝表达担当；其女李秀在父亲死后“领宁州事”，率军民“炙鼠拔草而食之”仍坚守孤城，并能“伺夷稍怠，辄出兵掩击”，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坚韧与智慧。
李秀的事迹打破了传统史书中女性在乱世中“受害者”的单一形象，成为绝境中“以弱抗强”的精神象征。她的存在与司马颙、毕垣等人的卑劣形成鲜明对比，证明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人性中的勇气与责任感也从未完全泯灭。
历史启示：乱世逻辑的现代回响
光熙元年的历史事件虽已过去近1700年，但其蕴含的历史逻辑仍具现实意义：
权力制衡的重要性：西晋宗室缺乏有效制衡的权力结构，导致“八王之乱”愈演愈烈。这提醒现代社会，任何权力都需要制度性约束，否则必然滋生腐败与内斗。
信息透明的价值：郅辅因信息被操控而成为帮凶，张方因对局势误判而身死，说明信息不对称是政治斗争的致命武器。在现代社会，信息公开与理性判断仍是抵御阴谋的重要屏障。
危机中的领导力：李秀在宁州的坚守证明，危机时刻的领导力不在于资源多少，而在于信念与智慧。这种“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永恒价值。
总体而言，光熙元年的历史是西晋王朝“系统性崩溃”的缩影：当权力失去约束、制度失去权威、人性被欲望吞噬，曾经辉煌的帝国便会在无休止的内耗中走向覆灭。这段历史不仅是朝代更迭的记录，更是对人性、制度与文明的深刻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