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李含觉得长沙王司马乂势力弱小，肯定会被齐王司马冏给干掉。他就打算趁机给司马冏安个罪名，然后讨伐他，接着废掉皇帝，拥立大将军司马颖当皇帝，让河间王司马颙当宰相，这样自己就能掌握大权啦。结果呢，没想到司马冏反倒被司马乂给杀了，司马颖和司马颙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地盘上当藩王，这跟李含之前计划的完全不一样。
司马颖仗着自己有点功劳，就开始骄奢淫逸起来，各种规章制度都不管了，比司马冏那时候还过分。他还觉得司马乂在朝廷里碍事，自己的想法没法完全实现，就想把司马乂弄走。当时皇甫商又成了司马乂的参军，他哥哥皇甫重是秦州刺史。李含就跑去劝司马颙说：“皇甫商深受司马乂信任，皇甫重这人也肯定不会听别人使唤，得早点除掉他们。您可以上表给朝廷，把皇甫重调到京城当官，等他路过长安的时候，就把他抓住。”
皇甫重知道了这个事儿，直接写了个檄文送到尚书台，还发动陇上的军队要去讨伐李含。司马乂考虑到刚打完仗，士兵们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下，就派使者带着诏书去让皇甫重撤兵，还征召李含当河南尹。李含接受了征召，可皇甫重根本不奉诏。司马颙没办法，就派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等集合四个郡的兵力去攻打皇甫重。
司马颙还偷偷让李含和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谋划着杀掉司马乂。结果皇甫商知道了这事儿，赶紧告诉司马乂。司马乂直接把李含、冯荪、卞粹抓起来杀了。骠骑从事，琅邪的诸葛玫和前司徒长史，武邑的牵秀一看形势不妙，都跑到邺城去了。
这时候，张昌的手下石冰跑去攻打扬州，把扬州刺史陈徽打得大败，扬州各个郡都被他占了。他又接着攻破了江州，派手下将领陈贞等人去攻打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长沙，这些地方也都沦陷了。临淮有个叫封云的人起兵攻打徐州，响应石冰。这么一来，荆、江、扬、豫、徐这五个州的好多地方，都被张昌他们占了。张昌重新任命了一堆州牧、太守啥的，可这些人都是些地痞流氓，就知道到处抢劫。
刘弘派陶侃等人到竟陵去攻打张昌，刘乔也派他的将领李杨等人去江夏。陶侃他们跟张昌打了好几仗，每次都把张昌打得大败，前前后后杀了好几万人。张昌没办法，只能逃到下俊山，他的手下也都投降了。
要说这陶侃啊，小时候家里又穷又没爹，就当了个郡里的督邮。长沙太守万嗣路过庐江的时候，看到陶侃，觉得这小伙子不一般，还让自己儿子跟陶侃交朋友，然后才走。后来陶侃被推举为孝廉，到了洛阳，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又把他推荐给顾荣，陶侃这才出了名。打败张昌之后，刘弘就对陶侃说：“我以前给羊公当参军的时候，羊公说我以后能坐到他那个位置。现在我看你啊，以后肯定能接我的班。”
之前刘弘退到梁县驻扎的时候，征南将军，范阳王司马虓派前长水校尉张奕去接管荆州。刘弘到了之后，张奕根本不接受交接，还起兵抵抗刘弘。刘弘直接就把张奕给收拾了。当时荆州好多地方官的位置都空着，刘弘就请求朝廷让他来选拔填补，朝廷同意了。刘弘根据大家的功劳和品德，按照才能给他们安排职位，大家都觉得他特别公平公正。刘弘上表推荐皮初当襄阳太守，可朝廷觉得皮初虽然有功，但名声威望还差点，就想让刘弘的女婿，前东平太守夏侯陟当襄阳太守。刘弘就发了个文告说：“治理一个地方，就得一心为这个地方着想。要是非得亲戚才能用，那荆州十个郡，难道得找十个女婿才能治理好吗？”于是又上表说：“夏侯陟是我的亲戚，按照以前的制度，亲戚不能在自己管辖的地方当官。皮初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应该得到回报。”朝廷最后听了他的建议。刘弘到任后就鼓励大家种地养蚕，减轻刑罚，减少赋税，搞得公私都很富足，老百姓都特别喜欢他。
河间王司马颙听说李含等人死了，马上就起兵要去讨伐长沙王司马乂。大将军司马颖也上表请求去讨伐张昌，朝廷同意了。可等他听说张昌已经被平定了，就想跟司马颙一起去攻打司马乂。卢志就劝他说：“您之前立了大功，还主动交出权力，辞掉赏赐，当时大家都觉得您特别厉害。现在您应该把军队驻扎在关外，穿着文官的衣服进京，这才是霸主该干的事儿啊。”参军，魏郡的邵续也说：“人有兄弟，就好比有左右手。您想对付天下的敌人，却先把自己一只手砍掉，这能行吗？”司马颖根本不听他们的。
八月的时候，司马颙和司马颖一起上表说：“司马乂评定功劳不公平，还跟右仆射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独揽朝政，杀害忠良，请求朝廷杀了羊玄之和皇甫商，把司马乂赶回他的封国。”皇帝下诏说：“司马颙竟敢带着大军，向京城进发，我要亲自率领六军去诛杀这些奸逆。任命司马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让他来抵御司马颙和司马颖。”
司马颙任命张方为都督，带着七万精兵，从函谷关向东直奔洛阳。司马颖也带着兵驻扎在朝歌，任命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统领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二十多万大军，向南朝着洛阳进发。陆机因为是外地人，来投靠司马颖，一下子就被任命为诸将之首，王粹他们心里都特别不服气。白沙督孙惠跟陆机关系好，就劝陆机把都督的位置让给王粹。陆机说：“他们肯定会觉得我犹豫不决，反而会更快招来灾祸。”于是就没听孙惠的，带着军队出发了。司马颖把军队从朝歌排到河桥，敲鼓的声音几百里都能听见。
乙丑这天，皇帝到了十三里桥。太尉司马乂派皇甫商带着一万多人到宜阳去抵挡张方。己巳日，皇帝把军队撤回到宣武场，庚午日，又住在石楼。九月丁丑日，军队驻扎在河桥。壬子日，张方突然袭击皇甫商，把他打败了。甲申日，皇帝把军队驻扎在芒山。丁亥日，皇帝到了偃师；辛卯日，住在豆田。大将军司马颖进军到河南，靠着清水安营扎寨。癸巳日，羊玄之又担心又害怕，就这么死了，皇帝把军队撤回城东；丙申日，皇帝到了缑氏，去攻打牵秀，把牵秀给打跑了，还大赦天下。张方趁机进了京城，开始大肆抢掠，死了上万人。
李流这时候病得特别严重，他对各位将领说：“骁骑将军李骧仁爱明智，本来就足以成就大事；但前将军李雄英勇威武，大概是上天在帮他，你们可以一起跟着前将军干大事。”李流死了之后，大家就推举李雄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在郫城建立了大本营。
李雄让武都的朴泰去忽悠罗尚，说让罗尚来袭击郫城，自己愿意当内应。罗尚就派隗伯带兵去攻打郫城，朴泰跟他约定，举火为号。李骧则在路上设下埋伏，朴泰在城外准备了长梯。隗伯的士兵看到火起，争着顺着梯子往上爬，李骧马上带兵出击，把隗伯打得大败。李骧趁着夜色追击，一直追到城下，假装喊：“万岁，郫城已经拿下啦！”就这么进了少城。罗尚这才反应过来，赶紧退到太城死守。隗伯受伤特别严重，被李雄活捉了，但李雄没杀他。李骧又去攻打犍为，切断了罗尚的运粮通道，还抓住犍为太守龚恢，把他给杀了。
石超带兵逼近缑氏。冬天十月壬寅日，皇帝回到皇宫。丁未日，在东阳门外打败了牵秀。大将军司马颖派将军马咸去支援陆机。戊申日，太尉司马乂带着皇帝和陆机在建春门大战。司马乂的司马王瑚让几千骑兵在马身上绑上戟，朝着马咸的阵营冲过去，马咸的军队一下子就乱了，王瑚抓住马咸，把他杀了。陆机的军队被打得大败，士兵们往七里涧逃，死的人都堆起来了，河水都被堵住流不动了。陆机的大将贾崇等十六个人都被杀了，石超也只能逃跑。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聚焦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与地方叛乱交织的历史片段，字里行间充斥着权力博弈的残酷、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崩塌。从宫廷政变到地方割据，从将领崛起至王朝内耗，短短数段文字勾勒出一幅王朝末年的乱世图景，其中的历史逻辑与人性规律至今仍具警示意义。
权力游戏的荒诞逻辑：从“借刀杀人”到自食恶果
李含的政治算计堪称西晋权力斗争的缩影。他最初试图利用长沙王司马乂的弱势，借齐王司马冏之手除掉司马乂，再以“擅杀宗室”为由讨伐司马冏，最终扶持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掌权，自己则坐收渔利。这种层层嵌套的阴谋设计，暴露了西晋宗室斗争的极端功利性——为达目的不惜践踏伦理，将人命与国运视为棋子。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算计难敌变数”。齐王司马冏未杀司马乂，反被司马乂所杀，李含的全盘计划瞬间崩塌。这一转折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本质缺陷：过度依赖阴谋与暴力，缺乏对人心向背与实力平衡的基本判断，最终必然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恶性循环。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李含最终死于自己挑起的矛盾——他劝说司马颙诛杀皇甫商兄弟，却因密谋败露被司马乂斩杀，完美诠释了“以阴谋始，以悲剧终”的历史定律。
宗室骄奢的亡国加速器：从司马冏到司马颖的堕落轨迹
文中对司马颖的描写直击西晋宗室的致命弱点：“恃功骄奢，百度弛废，甚于冏时”。作为平定叛乱的功臣，司马颖本可凭借威望稳定局势，却迅速陷入权力腐蚀的怪圈。这种“骄奢-弛废”的恶性循环并非个例，而是西晋宗室的集体病症——从贾南风专权到八王轮番掌权，每一次权力更迭都伴随着政治秩序的进一步崩坏。
司马颖与司马颙联合讨伐司马乂的借口，更显宗室斗争的虚伪性。他们指责司马乂“论功不平”“专擅朝政”，却对自身拥兵自重、挑战中央的行为视而不见。这种“只许州官放火”的双重标准，暴露了西晋宗室“家天下”观念的异化：他们将王朝视为私产，却无守护私产的责任意识，只知争夺继承权，不知维系统治根基。当二十万大军屯兵朝歌，鼓声震数百里时，这支庞大的军队不是用来抵御外患、安定地方，而是指向京城的权力核心，王朝的覆灭已在情理之中。
乱世中的两种生存路径：叛乱者的疯狂与实干者的微光
在宗室混战的大背景下，地方势力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生存形态。张昌及其部将石冰的叛乱，代表了乱世中底层秩序的彻底崩塌。他们攻破州郡后“更置牧守，皆桀盗小人，专以劫掠为务”，这种纯粹的破坏性行为，既非农民起义的正义之举，也非割据政权的建设尝试，而是王朝崩溃后社会失序的极端表现——当中央权威瓦解，地方权力真空必然滋生掠夺性势力，最终遭殃的永远是普通百姓。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弘与陶侃的崛起。刘弘在荆州“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公私给足”，展现了乱世中难得的治理智慧；他坚持“叙功铨德，随才授任”，拒绝因姻亲关系任命官员，打破了西晋门阀政治的潜规则。陶侃则从孤贫督邮成长为平叛大将，其人生轨迹印证了“乱世出英雄”的规律——动荡时代虽破坏旧秩序，却也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打破阶层固化的机遇。刘弘那句“今观卿，必继老夫矣”的预言，不仅是对陶侃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暗含着乱世中“实干者终将取代空谈者”的历史必然。
军事溃败背后的结构性危机：从将领矛盾到制度崩塌
陆机的军事失败堪称西晋军事体系崩溃的缩影。作为“羁旅之臣”，陆机突然被任命为二十万大军的统帅，凌驾于王粹、牵秀等宿将之上，这种任命本身就违背了军事指挥的基本逻辑——既未考虑将领间的资历平衡，也未建立有效的指挥体系。孙惠劝陆机让权避祸，陆机却担心“首鼠两端”加速祸端，这种两难处境揭示了西晋军事制度的致命缺陷：军事指挥权完全服务于政治斗争，而非战场实效。
建春门之战的惨败具有标志性意义。王瑚“数千骑系戟于马，以突咸陈”的战术创新，反衬出陆机大军的指挥混乱；“赴七里涧，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的惨烈景象，不仅是一场战役的失败，更是西晋军事体系全面崩塌的象征。当一支二十万规模的军队，因内部矛盾与指挥失当而瞬间溃败，这个王朝的军事根基早已腐朽到不堪一击。
历史镜鉴：乱世中的生存法则与文明底线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揭示了“秩序崩坏的连锁反应”：当最高统治集团沉溺于内斗，放弃治理责任时，地方叛乱、军事溃败、民生凋敝会接踵而至，形成不可逆的恶性循环。李含的阴谋、司马颖的骄奢、陆机的惨败，本质上都是同一病灶的不同症状——一个失去核心价值与制度约束的权力体系，必然走向自我毁灭。
反观刘弘与陶侃的成功实践，他们证明了即使在乱世中，“务实治理”与“任人唯贤”仍是维系秩序的核心法则。刘弘在荆州的治理成效表明，百姓对“宽刑省赋”的基本需求从未改变；陶侃从寒门崛起的经历则说明，打破门阀垄断、激活社会活力，是王朝续命的唯一途径。可惜的是，西晋统治者未能抓住这些微光，最终让整个文明付出了沉重代价。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权力失去约束必然滋生腐败，内斗超越共识必然导致崩溃，而唯有坚守治理初心、尊重人才价值，才能在任何时代立于不败之地。西晋的教训，既是王朝兴衰的镜鉴，更是人性与制度关系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