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三年（公元277 年，丁酉年）
春天，正月初一丙子，发生了日食。
晋武帝立皇子司马裕为始平王；庚寅那天，司马裕去世了。
三月，平虏护军文鸯率领凉州、秦州、雍州各路军队去讨伐树机能，把他打败了，各胡族有二十多万人前来投降。
夏天，五月，吴国将领邵顗、夏祥带着七千多人来投降晋国。
秋天，七月，中山王司马睦因为招揽逃亡的人，被贬为丹水县侯。
这时候，有彗星出现在紫宫星座附近。
卫将军杨珧等人提建议，说：“以前分封诸侯，是为了让他们保卫王室；现在各位王公都在京城待着，这不符合保卫国家的意思呀。而且，让异姓的将领守在边境，应该掺一些皇亲国戚进去。”晋武帝听了，就下诏把各位王按照封户和食邑多少分成三等，大国可以设置三军共五千人，中等国家设二军共三千人，小国设一军共一千一百人；那些担任都督的王，把他们的封国迁到相互离得近一些的地方。八月癸亥，把扶风王司马亮改封为汝南王，让他离开京城去担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各项军事；把琅邪王司马伦改封为赵王，让他去督邺城的守卫事务；把勃海王司马辅改封为太原王，让他去监管并州各项军事；东莞王司马亻由本来在徐州，改封他为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本来在关中，改封他为扶风王；又把太原王司马颙改封为河间王，汝南王司马柬改封为南阳王。司马辅是司马孚的儿子；司马颙是司马孚的孙子。那些没有官职的王，都被打发回自己的封国。各位王公舍不得京城，都是哭哭啼啼地走了。又封皇子司马玮为始平王，司马允为濮阳王，司马该为新都王，司马遐为清河王。
对于异姓大臣中有大功劳的，都封他们为郡公、郡侯。封贾充为鲁郡公，追封王沈为博陵郡公。把巨平侯羊祜改封为南城郡侯，羊祜坚决推辞不接受。羊祜每次面对授予的官爵，总是再三谦让，他的真诚向来很出名，所以这次朝廷特意在常规分封之外对他另行加封。羊祜历经两代皇帝，一直掌管着重要的机要事务，凡是他参与谋划讨论的事情，不管是增加还是减少什么，事后他都会把相关草稿烧掉，所以世人都不知道具体情况，他推荐的人也都不知道是因为他才得到任用的。羊祜常说：“在朝廷上接受官职，却到私人家里去谢恩，这种事我可不敢做。”
兖州、豫州、徐州、青州、荆州、益州、梁州这七个州发了大水。
冬天，十二月，吴国夏口督孙慎带兵进入江夏、汝南，掳掠了一千多户人家后离开。晋武帝下诏派侍臣去质问羊祜为什么不追击讨伐，还打算把荆州的治所迁移。羊祜说：“江夏离襄阳有八百里远，等我们知道敌军消息的时候，敌军都已经离开好几天了，步兵怎么能追得上呢！让军队白白劳累只是为了逃避责任，这不是我想做的。以前魏武帝设置都督，大多都和州治离得近，就是因为军队作战时合兵容易，分开就难了。边境上的事儿，你来我往很正常，谨慎防守就行了。要是随便迁移州治，敌军出没不定，我们也不知道把州治设在哪里才合适。”
这一年，大司马陈骞从扬州回朝，之后就以高平公的身份被免职。
吴国皇帝觉得会稽人张俶经常打小报告，很信任宠爱他，张俶一路升职，做到司直中郎将，还被封侯。张俶他爸是山阴县的一名小卒，知道自己儿子品行不端，就上奏说：“要是任用张俶做司直，以后他要是犯了罪，求陛下别牵连我。”吴主答应了他。张俶上表建议设置二十个负责弹劾的官员，专门检举不法行为，这下可好，官吏和百姓们都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厌恶互相告发，监狱里都人满为患了，全国上下都乱哄哄的。张俶趁机干了很多坏事捞取好处，变得骄横奢侈，后来事情败露，他和他爸都被车裂了。
卫瓘送拓跋沙漠汗回他自己的国家。自从沙漠汗到晋朝做人质，力微可汗身边的其他儿子大多很受宠。等沙漠汗回国后，各部的首领一起说他坏话，最后把他杀了。没过多久，力微可汗病重，乌桓王库贤很受亲近，掌握大权，他收了卫瓘的贿赂，想搅乱各个部落，就在院子里磨斧子，对各位首领说：“可汗恨你们进谗言杀了太子，打算把你们的长子都抓起来杀掉。”各位首领一听吓坏了，都纷纷逃走。力微可汗又气又愁，就去世了，享年一百零四岁。他儿子悉禄继位，这个国家从此就衰落了。
当初，幽州、并州都和鲜卑接壤，东边有务桓，西边有力微，经常给边境制造麻烦。卫瓘暗中用计离间他们，结果务桓投降了，力微也死了。朝廷嘉奖卫瓘的功劳，封他弟弟为亭侯。
【内核解读】
咸宁三年（公元 277 年）是西晋王朝建立后的关键年份，这一年的史事如同多棱镜，折射出西晋初年政治格局的调整、边疆治理的得失与社会矛盾的隐现。从皇室分封的重大变革到边疆将领的功过争议，从自然灾害的频发到人伦悲剧的上演，诸多事件共同构成了西晋由初建走向动荡的历史伏笔。
在政治架构调整方面，卫将军杨珧等人提出的分封建议成为本年度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举措。这一决策的核心逻辑在于借鉴西周封建制 “籓卫王室” 的理念，试图通过将宗室诸王外派镇守要地，解决 “诸王公皆在京师” 的扞城无力问题，同时以亲戚参镇制衡异姓边将。晋武帝据此推行的分封制度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化特征 —— 按户邑多少分为三军五千人、二军三千人、小国一军一千一百人的三等军制，这种量化管理看似规范，实则暗藏危机。诸王迁徙分封的具体实施中，扶风王亮徙封汝南、琅邪王伦出镇邺城等人事安排，虽实现了 “徙其国使相近” 的军事布局，但 “诸王公恋京师，皆涕泣而去” 的细节描写，暗示了宗室内部对这一政策的抵触情绪，为日后的 “八王之乱” 埋下了心理伏笔。
军事与边疆事务在本年度呈现出喜忧参半的态势。平虏护军文鸯大破鲜卑树机能，收降诸胡二十万口，展现了西晋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吴将邵顗、夏祥率七千余人来降，则反映出孙吴政权内部的离心倾向。然而，年末吴夏口督孙慎入寇江夏、汝南却暴露了西晋边防的薄弱环节。羊祜面对 “不追讨” 的诘问时的辩解 ——“江夏去襄阳八百里，比知贼问，贼已去经日”，客观揭示了古代军事通讯的局限，但也折射出边疆防御体系的被动性。这种 “慎守而已” 的防御心态，与文鸯的主动出击形成鲜明对比，暗示了西晋军事战略的内在矛盾。
在人事奖惩与官场风气方面，本年度呈现出复杂面相。中山王睦因 “招诱逋亡” 被贬为丹水县侯，体现了朝廷对宗室违法行为的惩戒；而对异姓功臣的封赏 —— 贾充封鲁郡公、王沈追封博陵郡公，则延续了西晋初年对开国元勋的优待政策。羊祜固辞南城郡侯的行为尤为引人注目，其 “拜官公朝，谢恩私门，吾所不敢也” 的宣言，在当时官场形成一股清流。更值得称道的是，他 “凡谋议损益，皆焚其草”“所进达之人皆不知所由” 的行事风格，展现了古代贤臣 “功成不居” 的政治智慧，与后来西晋官场的腐败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与自然层面的记录同样不容忽视。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反映出当时生态环境的恶化与防灾能力的不足；“星孛于紫宫” 的天象记录，则体现了古人将自然现象与政治兴衰相联系的天命观。孙吴政权内部张俶父子的悲剧极具警示意义 —— 张俶凭借谗言获得宠任，设置弹曲官制造冤狱，最终因 “奸利骄奢” 落得父子车裂的下场，不仅揭示了孙吴末年的政治黑暗，也为西晋统治者提供了 “任人唯贤” 的反面教材。
在民族关系领域，卫瓘设计离间鲜卑的策略取得显着成效。通过贿赂乌桓王库贤制造谣言，最终导致力微可汗忧死、拓跋部衰落，暂时解除了西晋的北方边患。但这种以阴谋手段达成的和平并不稳固，鲜卑诸部的散走埋下了日后民族冲突的隐患。卫瓘因此功获封弟为亭侯，反映出西晋朝廷对边疆谋略的价值认同，也暴露了民族政策中功利主义倾向的局限。
综观咸宁三年的历史事件，西晋王朝在这一年进行的政治架构调整、军事部署优化与民族政策实施，既展现了开国统治者巩固政权的努力，也显露出制度设计的内在缺陷。宗室分封埋下的权力隐患、边疆防御的被动格局、官场风气的正邪并存、民族关系的脆弱平衡，共同构成了西晋初年 “治世” 表象下的深层危机。这些事件的累积效应，将在日后逐渐显现，最终推动西晋王朝走向动荡与分裂。
咸宁三年的历史启示我们：制度设计不仅需要借鉴古制，更要兼顾现实人情；边疆治理既要依靠军事威慑，更需构建持久的民族互信；官场风气的淳化，则需要统治者以身作则的价值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