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九，从公元256年（丙子年）到公元261年（辛巳年），共六年。
甘露元年（公元256 年，丙子年）
春天正月，蜀汉的姜维升职当了大将军。
二月丙辰日，魏国皇帝在太极东堂宴请大臣们，还和各位儒家学者讨论夏少康和汉高祖谁更厉害，最后得出夏少康更优的结论。
夏天四月庚戌日，朝廷赏赐给大将军司马昭绣有龙纹的礼服、礼帽，还有红色的鞋子。
丙辰日，皇帝来到太学，和各位儒者探讨《尚书》《易经》以及《礼记》，那些儒者都比不上皇帝的见解。皇帝经常和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人在东堂一边讲学一边宴饮，还一起写文章，皇帝对他们特别礼遇，称裴秀为“儒林丈人”，王沈为“文籍先生”。皇帝性子急，召见人就希望对方赶紧到。因为司马望职务在宫外，皇帝特地赐给他追锋车和五名虎贲卫士，每次有集会，司马望就能快速赶到。裴秀是裴潜的儿子。
六月丙午日，魏国更改年号。
姜维在钟提驻扎，很多人觉得姜维已经没力量再出兵了。安西将军邓艾却说：“洮西那场败仗，可不是小损失，士兵死伤惨重，仓库都空了，老百姓也四处流亡。从目前形势来看，第一，他们有乘胜追击的势头，咱们这边实力确实虚弱；第二，他们上下配合熟练，各种兵器也很锋利，咱们这边将领换了，士兵也是新的，兵器装备还没恢复；第三，他们走水路，咱们走陆路，他们轻松咱们劳累；第四，狄道、陇西、南安、祁山每个地方都得防守，他们却能集中力量，咱们的力量分散在四处；第五，如果他们从南安、陇西出发，可以吃羌人的粮食，要是往祁山来，那里有上千顷成熟的麦子，就成了他们额外的粮仓。敌人这么精明，肯定还会再来。”
秋天七月，姜维又带着军队从祁山出发，听说邓艾已经有了防备，就往回走，从董亭转去南安。邓艾占据武城山来抵挡他。姜维和邓艾争夺险要地势没成功，当天夜里，姜维率军渡过渭河向东行进，沿着山路去上邽。邓艾在段谷和姜维交战，把姜维打得大败。朝廷任命邓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地区的军事。姜维本来和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好在上邽会合，胡济却没按时到，所以姜维战败，士兵们四处逃散，死了很多人，蜀国人因此开始埋怨姜维。姜维上书请罪，请求给自己降职。于是朝廷让他以卫将军的身份代理大将军事务。
八月庚午日，朝廷下诏给司马昭加号大都督，允许他上奏事情时不用自称名字，还赐给他象征权威的黄钺。
癸酉日，任命太尉司马孚为太傅。九月，任命司徒高柔为太尉。
文钦向吴国朝廷游说攻打魏国的好处，孙峻就派文钦和骠骑将军吕扰、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从江都进入淮河、泗水一带，打算进攻青州和徐州。孙峻在石头城为他们设宴饯行，结果突然得了重病，就把后事托付给堂弟偏将军孙綝。丁亥日，孙峻去世。吴国人就让孙綝担任侍中、武卫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还召回了吕据等人。
己丑日，吴国大司马吕岱去世，享年九十六岁。当初，吕岱和吴郡的徐原关系很好，徐原这个人豪爽有志向，吕岱觉得他能成大器，就送给他头巾和单衣，还和他一起讨论事情，后来举荐提拔他，徐原官做到侍御史。徐原性格忠诚正直，喜欢直言不讳。吕岱有时候做事有失误，徐原就会直言劝谏，还会公开讨论。有人把这事告诉吕岱，吕岱感叹说：“这正是我看重徐原（字德渊）的原因啊！”徐原去世的时候，吕岱哭得特别伤心，说：“徐德渊是我的益友，现在他不幸去世，我以后还能从谁那儿听到自己的过错呢！”大家都很赞赏吕岱的这番话。
吕据听说孙綝接替孙峻辅佐朝政，特别生气，就和各位都督将领联名上表，推荐滕胤当丞相。孙綝却改任滕胤为大司马，让他代替吕岱驻守武昌。吕据带兵返回，派人告诉滕胤，想一起废掉孙綝。冬天十月丁未日，孙綝派堂兄孙宪带兵到江都阻拦吕据，又让宫中使者命令文钦、刘纂、唐咨等人一起去攻打吕据，还派侍中左将军华融、中书丞丁晏去告诉滕胤，让他赶紧离开现在的职位。滕胤觉得大祸临头，就把华融、丁晏留下，整顿军队自卫，还召集典军杨崇、将军孙咨，告诉他们孙綝叛乱，强迫华融等人写信指责孙綝。孙綝不听，上表说滕胤造反，还答应给将军刘丞封爵，让他率领兵马围攻滕胤。滕胤又劫持华融等人，让他们伪造诏书发兵，华融等人不从，都被滕胤杀了。有人劝滕胤带兵到苍龙门，说：“将士们看到您出来，肯定会抛弃孙綝来投奔您。”当时已经半夜了，滕胤想着和吕据有约定，又觉得带兵攻打皇宫不太好，就约束部下，说吕据的军队就在附近了，所以部下都愿意为滕胤拼死效力，没有一个人离散。滕胤脸色不变，还像平常一样谈笑风生。当时刮起大风，等到天亮，吕据还没到，孙綝的军队大批赶到，就杀了滕胤和他的几十名将士，还灭了滕胤的三族。己酉日，吴国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平。有人劝吕据投奔魏国，吕据说：“我可不想当叛臣，太丢人了。”于是自杀了。
魏国任命司空郑冲为司徒，左仆射卢毓为司空。卢毓坚决推辞，推荐骠骑将军王昶、光禄大夫王观、司隶校尉琅邪人王祥，朝廷下诏没答应。王祥这人特别孝顺，继母朱氏对他很不好，但王祥对她更加恭敬谨慎。朱氏的儿子王览，才几岁的时候，每次看到王祥被母亲打骂，就哭着抱住母亲；母亲让王祥做不合理的事，王览就和王祥一起去。长大后，两人都娶了妻子，母亲虐待王祥的妻子，王览的妻子也赶紧过去陪着一起干活。母亲对此很担心，才稍微收敛了一些。王祥渐渐有了名声，母亲却更加嫉妒他，还偷偷想用毒酒害死王祥。王览知道后，直接跑过去抢酒，王祥争着不让他喝，母亲赶紧把酒杯夺回去。从那以后，母亲给王祥食物，王览总是先尝。母亲怕毒死王览，就不再这么做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王祥隐居了三十多年，不接受州郡的征召。母亲去世后，他伤心过度，瘦得不成样子，要拄着拐杖才能起身。徐州刺史吕虔征召他做别驾，把州里的事务交给他，徐州境内因此变得安宁，政治教化也推行得很好。当时的人还编了歌谣说：“海沂地区能太平，全靠王祥；国家治理得好，别驾功劳少不了！”
十一月，吴国的孙綝升任大将军。孙綝自恃高贵，傲慢无礼，经常做出一些没礼貌的事。孙峻的堂弟孙宪曾经参与诛杀诸葛恪，孙峻对他很好，他官做到右将军、无难督，还能平定九卿的事务。孙綝对孙宪的待遇比孙峻的时候差，孙宪很生气，就和将军王惇密谋杀掉孙綝。事情泄露后，孙綝杀了王惇，孙宪服药自尽。
【内核解读】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是三国后期充满转折与暗流的一年。这一年里，魏、蜀、吴三国各自上演着权力更迭、军事交锋与内部动荡的大戏，看似局部的事件却悄然为三国最终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曹魏：司马氏权势的稳步扩张
曹魏朝堂在这一年呈现出司马氏集团持续巩固权力的鲜明态势。正月刚过，司马昭便获赐象征最高礼仪的衮冕之服与赤舄，这一赏赐绝非普通的荣誉加身，而是其政治地位超越寻常臣子的明确信号。到了八月，司马昭更进一步被加授大都督，获得“奏事不名”“假黄钺”的特权——“奏事不名”意味着他面见皇帝时无需自报姓名，彰显着君臣礼仪的松弛；“假黄钺”则赋予其代天子出征、专断杀伐的大权，这两项特权的获得，标志着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的权威已近乎巅峰。
与此同时，魏帝曹髦的表现耐人寻味。他在太极东堂与儒生辩论夏少康与汉高祖的优劣，力挺少康；又在太学中与诸儒探讨《书》《易》《礼》，展现出深厚的学识素养。曹髦对少康的推崇颇具深意，少康是夏朝“中兴之君”，在国家衰微中重建王朝，这或许暗含着他对重振曹魏皇权的渴望。他与司马望、王沈、裴秀等大臣讲宴论道，给予特殊礼遇，试图构建自己的政治班底，但“性急请召欲速”的细节，也透露出这位年轻皇帝在司马氏高压下的焦虑与无奈。
朝堂人事调整同样暗藏玄机。司马孚升任太傅、高柔任太尉、郑冲任司徒，这些任命看似正常的官员更替，实则是司马氏集团与曹魏旧臣势力的微妙平衡。卢毓推辞司空之位时举荐的王昶、王观、王祥等人，皆是当时德高望重的名臣，朝廷最终未允其辞，既体现了对卢毓的信任，也反映出曹魏试图维系官僚体系稳定的努力。而王祥“卧冰求鲤”式的至孝故事被载入史册并广为流传，既是对传统伦理的推崇，也暗含着乱世中对道德秩序的呼唤。
蜀汉：姜维北伐的滑铁卢与国运转折
蜀汉在这一年的命运因姜维北伐的惨败而急转直下。年初姜维进位大将军，达到军事生涯的巅峰，这为他继续推行北伐战略提供了更大的权限。然而，当时蜀汉经过多次北伐，国力已显疲态，“议者多以为维力已竭”的评价，正是蜀汉内部对北伐战略的普遍质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魏将领邓艾的深谋远虑。他从双方实力、军备状态、后勤补给、兵力部署等五个维度，精准预判了姜维的进攻路线与作战意图。邓艾指出姜维可能利用南安、陇西的羌谷补给，或夺取祁山的千顷熟麦作为外仓，这种对战场细节的把控，为曹魏的防御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七月的段谷之战成为蜀汉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姜维先是出祁山遇阻，转攻南安又被邓艾据险击退，最终在段谷遭遇惨败。这场失败的直接原因是镇西大将军胡济失期未至，导致姜维孤军作战，但深层原因则是蜀汉国力难以支撑长期北伐、内部对姜维战略的分歧日益加剧。“士卒星散，死者甚众”的惨状，不仅重创了蜀汉军队的有生力量，更引发了蜀人对姜维的普遍怨恨。姜维被迫自贬为卫将军行大将军事，其北伐事业遭遇重创，蜀汉的军事优势自此荡然无存。
东吴：权力斗争的血雨腥风
东吴在这一年深陷内部权力倾轧的泥潭。掌权者孙峻在北伐前夕突然暴疾而亡，临终前将后事托付给堂弟孙綝，这一权力交接打破了东吴的政治平衡。孙綝以偏将军身份骤登高位，任侍中、武卫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这种非常规的继位方式本身就埋下了叛乱的隐患。
吕据与滕胤的反对成为必然。吕据作为骠骑将军，联合诸将举荐滕胤为丞相，试图通过合法程序稀释孙綝的权力；孙綝则针锋相对，改任滕胤为大司马外放武昌，引发双方直接冲突。这场权力斗争最终演变为血腥厮杀：孙綝派兵围剿吕据，逼迫滕胤仓促起兵自卫，滕胤虽“颜色不变，谈笑如常”，展现出临危不乱的气度，但因吕据援军失期，最终兵败被杀，三族遭夷灭。吕据拒绝降魏、自杀明志的结局，更凸显了这场内斗的悲剧性。
内斗的余波并未就此平息。孙綝在平定叛乱后改元“太平”，试图粉饰太平，但他“负贵倨傲，多行无礼”的行事风格，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年末孙宪因不满孙綝的薄待而谋反，虽事泄失败，却预示着东吴政权的动荡远未结束。值得一提的是，名将吕岱的去世成为东吴政坛的一抹亮色，他对徐原的赏识与包容、闻过则喜的胸襟，与孙綝的专横形成鲜明对比，为这段黑暗的权力斗争史留下了一丝温情与敬意。
历史启示：权力失衡下的三国困局
甘露元年的三国局势，清晰地展现了权力失衡对国家命运的深刻影响。曹魏因司马氏权力过度集中，皇权名存实亡，虽表面稳定却暗藏篡代危机；蜀汉因姜维坚持北伐导致国力耗竭，内部矛盾激化，加速了政权的衰落；东吴则因权力交接不当引发内斗，自毁长城，丧失了北伐曹魏的最佳时机。
这一年的历史也印证了军事战略与国力支撑的辩证关系：邓艾的精准预判源于对双方实力的清醒认知，而姜维的惨败则警示着脱离现实国力的军事冒险终将付出沉重代价。同时，东吴的内斗揭示出封建皇权继承制度的致命缺陷——缺乏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机制，仅凭个人意志决定继承者，必然引发血腥的权力争夺。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甘露元年的事件是三国后期历史的缩影：曹魏在权力整合中积蓄统一力量，蜀汉在穷兵黩武中走向衰落，东吴在内部倾轧中消耗国力。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历史向“三家归晋”的结局一步步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