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平元年（公元249 年，己巳年）
春天正月甲午日，皇帝去拜谒高平陵，大将军曹爽和他弟弟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都跟着去了。太傅司马懿借着皇太后的命令，把各个城门都关上，带着兵占领了武器库，分发兵器后，出兵驻扎在洛水浮桥。还叫来司徒高柔，让他拿着符节代理大将军的事儿，去占了曹爽的军营；让太仆王观代理中领军的事儿，去占了曹羲的军营。然后司马懿就向皇帝举报曹爽的罪行，说：“我以前从辽东回来，先帝把陛下、秦王还有我叫到御床前，拉着我的胳膊，特别担心后事。我就说‘太祖、高祖也把后事托付给我了，这陛下您也看到了，没啥可担心的。万一出了事，我拼死也会遵照明诏。’现在大将军曹爽，违背先帝的嘱托，把国家制度搞得乱七八糟，在宫里就跟皇帝似的摆谱，在外面又独揽大权，把各个军营都搞乱了，把禁军都抓在自己手里，重要官职都安排自己人，连殿里的护卫都换成自己的心腹，势力盘根错节，越来越放肆。还让黄门张当当都监，监视陛下，挑拨太后和陛下的关系，伤害皇室感情，搞得天下人心惶惶，大家都害怕。陛下就像被架空了，哪能长久安稳呢！这可不是先帝叫陛下和我到御床前托付后事的本意啊。我虽然老了，但以前说的话可不敢忘！太尉蒋济他们都觉得曹爽心里没皇上，他们兄弟不适合掌管军队和担任护卫，我们就上奏给永宁宫的太后，太后下令让我按奏章的事儿办。我就命令管事的和黄门令‘罢免曹爽、曹羲、曹训的官职和兵权，让他们以侯爵的身份回家，不准逗留，别耽误皇上行程；谁敢逗留，就按军法处置！’我就强撑着身体，带兵驻扎在洛水浮桥，以防万一。”曹爽收到司马懿的举报信，不敢给皇帝看，急得不知道咋办，就把皇帝的车驾留在伊水南边，砍树做防御工事，还调了几千屯田的兵来保卫自己。
司马懿派侍中高阳、许允和尚书陈泰去劝曹爽，让他早点认罪，又派曹爽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去跟曹爽说，只是免他的官，还对着洛水发誓。陈泰是陈群的儿子。
以前，曹爽因为桓范是老乡，又年纪大，在九卿里对他特别客气，但关系也没多亲近。司马懿起兵的时候，用太后的命令召桓范，想让他代理中领军。桓范本来想答应，他儿子拦住他说：“皇上在外面，咱不如往南走。”桓范就跑出去了。到平昌城门的时候，城门已经关了。守城门的司蕃，是桓范以前举荐的人，桓范就举起手里的板子给他看，假传圣旨说：“有诏书召我，你赶紧开门！”司蕃想看看诏书，桓范就骂他：“你不是我以前举荐的吗？怎么敢这样！”司蕃就开门了。桓范出城后，回头对司蕃说：“太傅要造反，你跟我走！”司蕃跟不上，就躲到一边去了。司马懿对蒋济说：“那个智囊跑过去了！”蒋济说：“桓范是聪明，可曹爽就像那没出息的马，贪恋马槽里的那点豆子，肯定不会听桓范的。”
桓范跑到曹爽那儿，劝曹爽兄弟带着天子去许昌，调各地的军队来给自己撑腰。曹爽犹豫不定，桓范就对曹羲说：“这事儿都这么明显了，你读书都读到哪儿去了！就你们家现在这情况，还想求个贫贱安稳的日子，可能吗？再说了，一个普通人绑架个人，都还想着活命呢；你们跟着天子，对天下发号施令，谁敢不听啊！”大家都不说话。桓范又对曹羲说：“你另外的军营就在皇宫南边不远，洛阳管农业的官员就在城外，召唤他们很方便。现在去许昌，用不了多久就能到，许昌还有备用的仓库，足够供给物资；唯一担心的就是粮食，不过大司农的印章在我这儿呢。”曹羲兄弟还是不说话，也不听他的。从夜里到凌晨，曹爽把刀一扔，说：“我就算不当官，也能当个有钱的老头！”桓范哭着说：“曹子丹那么厉害的人，怎么生出你们兄弟俩，跟小牛犊子似的！没想到今天因为你们，全家都得遭殃！”
曹爽就把司马懿的举报信给皇帝看了，还让皇帝下诏书免了自己的官，然后带着皇帝回宫。曹爽兄弟回家后，司马懿派洛阳的士兵把他们家围起来，在四个角上盖了高楼，让人在楼上盯着曹爽兄弟的一举一动。曹爽拿着弹弓到后花园，楼上的人就喊：“ 前大将军往东南方向走啦！”曹爽又愁又闷，不知道该咋办。
戊戌日，有关部门上奏说：“黄门张当私自把选好的才人送给曹爽，怀疑他们有奸情。”就把张当抓起来交给廷尉审问，张当交代说：“曹爽和尚书何晏、邓飏、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人密谋造反，打算三月份动手。”于是就把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还有桓范都抓进监狱，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弹劾他们，和张当一起被灭了三族。
当初，曹爽出去的时候，司马鲁芝留在府里，听说出事儿了，就带着军营的骑兵砍开津门，出去找曹爽。等曹爽要交出印绶，准备出去的时候，主簿杨综拦住他说：“您挟持着天子，手握大权，就这么出去，等着被砍头吗？”有关部门上奏要抓鲁芝和杨综治罪，太傅司马懿说：“他们也是各为其主。放了他们吧。”没过多久，让鲁芝当了御史中丞，杨综当了尚书郎。
鲁芝要出去的时候，叫参军辛敞一起走。辛敞是辛毗的儿子，他姐姐宪英是太常羊耽的老婆。辛敞就和姐姐商量说：“天子在外面，太傅把城门关了，有人说这对国家不利，这事儿能是真的吗？”宪英说：“依我看，太傅这么做，就是为了除掉曹爽。”辛敞说：“那这事儿能成吗？”宪英说：“差不多能成！曹爽的本事可比不上太傅。”辛敞说：“那我可以不出去吗？”宪英说：“哪能不出去呢！尽自己的职责，这是做人的大义。一般人遇到困难，别人都会帮忙；给人做事却在关键时刻甩手不干，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而且既然受了人家的任命，就得为人家效命，这是亲密关系里该做的，你就跟着大家一起吧。”辛敞就出去了。事情结束后，辛敞感叹说：“我要是没跟姐姐商量，差点就做了不义的事儿。”
之前，曹爽征召王沈和太山的羊祜，王沈劝羊祜接受任命。羊祜说：“把自己托付给别人做事，哪有那么容易！”王沈就去了。等曹爽失败后，王沈因为是曹爽的旧部被免官，他就对羊祜说：“我没忘你之前说的话。”羊祜说：“这也不是我一开始能想到的呀！”
曹爽堂弟文叔的老婆夏侯令女，早早守寡还没孩子，她父亲文宁想让她改嫁；夏侯令女就拿刀割掉自己两只耳朵发誓不嫁，平时都依靠曹爽。曹爽被杀后，她娘家上书断绝婚约，强行把她接回去，又想让她改嫁；夏侯令女偷偷跑到寝室，拿刀割掉自己的鼻子，她家人又惊又惋惜，对她说：“人活在世上，就像轻轻的灰尘落在柔弱的草上，何必这么折磨自己呢！而且夫家都已经被灭族了，你还守着干嘛呢！”夏侯令女说：“我听说，讲仁义的人不会因为家族兴衰就改变气节，重情义的人不会因为生死存亡就变心。曹家以前兴盛的时候，我都想一直守着，何况现在衰败了，怎么能忍心抛弃呢！这连禽兽都不会做，我怎么能做呢！”司马懿听说后，觉得她很贤德，就允许她领养个儿子，当曹家的后代。
何晏这帮人当时正掌权，觉得自己是天下少有的人才，没人能比得上。何晏曾经给名士们点评说：“因为有深刻的思想，所以能通晓天下人的志向，夏侯泰初就是这样。因为能洞察细微，所以能成就天下的大事，司马子元就是这样。至于那种像神一样，不用着急就能很快达成目标，不用行动就能到达的境界，我只听过这样的说法，还没见过这样的人。”他这是想把自己比作神呢。
评论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之变，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更迭的关键节点。这场由司马懿策划、以“清君侧”为名的军事政变，不仅终结了曹爽集团的专权时代，更开启了司马氏篡魏建晋的历史进程。透过这段史料，我们能清晰看到权力斗争中的谋略、人性的弱点与历史的偶然必然。
政变策划：司马懿的老谋深算
司马懿发动政变的过程，堪称古代宫廷夺权的经典范例。他精准把握曹爽兄弟陪同皇帝祭扫高平陵的时机，以皇太后名义迅速控制京城：“闭诸城门，勒兵据武库，授兵出屯洛水浮桥”，同时派遣亲信接管曹爽兄弟的军营，从物理空间和军事力量上完成对京城的全面掌控。
在舆论战方面，司马懿的奏书极具策略性。他开篇引用先帝托孤的往事，将自己定位为“受遗命辅政”的忠臣，把政变行为包装成“维护先帝遗愿”的正义之举。奏书中列举曹爽的罪状——“僭拟专权”“破坏诸营”“离间二宫”，句句指向“无君之心”，既迎合了朝臣对曹爽专权的不满，又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赋予了合法性。这种“师出有名”的政治操作，为后续瓦解曹爽集团的心理防线奠定了基础。
曹爽集团的溃败：犹豫与短视的代价
面对司马懿的雷霆攻势，曹爽的应对尽显昏庸。他手握皇帝这一最大政治筹码，却“迫窘不知所为”，仅在伊水南“伐木为鹿角，发屯田兵数千人以为卫”，陷入被动防御。此时的曹爽集团并非毫无胜算：皇帝在握可号令天下，桓范带来的大司农印章能解决粮草问题，许昌的别库有军备储备，各地兵马也可征召响应。
但曹爽的致命弱点在于“驽马恋栈豆”——对既得利益的贪恋与对风险的恐惧。司马懿正是抓住这一心理，通过许允、陈泰等人反复劝说，甚至“以洛水为誓”保证“唯免官而已”，彻底摧毁了曹爽的抵抗意志。当曹爽说出“我亦不失作富家翁”时，其政治判断力的缺失暴露无遗。桓范的痛哭“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豚犊耳！”不仅是对曹爽兄弟的哀叹，更是对曹魏宗室衰落的悲鸣。
人性百态：乱世中的选择与坚守
高平陵之变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乱世中各色人物的抉择：
桓范作为“智囊”，虽识破司马懿的图谋并冒险出城献策，却因曹爽的无能而无力回天，最终沦为政变牺牲品，体现了忠臣遇主不淑的悲剧。
鲁芝、杨综在曹爽失势时仍坚守职责，司马懿却以“各为其主”为由赦免并重用，展现了政治家的胸襟与用人智慧。
辛敞在姐姐辛宪英的点拨下，选择“守职尽义”，既避免了道德困境，又保全了自身，反映了乱世中普通人的生存智慧。
夏侯令女以断耳截鼻的极端方式坚守对曹氏的忠贞，其“仁者不以盛衰改节”的信念，在权力倾轧的黑暗中闪耀着人性光辉，连司马懿也不得不“闻而贤之”。
历史影响：曹魏衰落与司马崛起
高平陵之变的直接结果是曹爽集团被“夷三族”，曹魏宗室力量遭受毁灭性打击。司马懿通过政变彻底清除了朝堂中的反对势力，将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司马氏手中。此后，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掌权，曹魏皇帝沦为傀儡，最终由司马炎完成篡魏建晋的大业。
从更深层看，这场政变揭示了曹魏政权的结构性危机：曹丕、曹叡两代皇帝对宗室的压制，导致皇室缺乏有力屏障；曹爽专权引发的朝臣不满，为司马懿提供了政治动员的空间。而曹爽集团的覆灭，不仅是个人能力的失败，更是曹魏皇权衰落的必然结果。
高平陵之变作为三国时期的重要转折点，其历史教训至今仍发人深省：权力斗争中，道义合法性与战略决断力缺一不可；而个人的选择不仅关乎自身命运，更可能在不经意间改写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