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灵皇帝中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甲子年）
春天，张角的弟子济南人唐周向朝廷上书告发了他们的谋反计划。于是朝廷抓捕了马元义，在洛阳将他车裂处死。皇帝下诏让三公和司隶校尉审查皇宫侍卫以及百姓中与张角太平道有牵连的人，一共诛杀了一千多人。还下令让冀州官府追捕张角等人。张角他们得知事情已经败露，就日夜派人飞速通知各方，一时间各地同时起兵，他们都头戴黄巾作为标志，所以当时的人把他们叫做“黄巾贼”。二月，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宝的弟弟张梁称人公将军。他们到处焚烧官府，抢劫村镇，州郡失去了控制，很多地方长官都纷纷逃亡。短短一个月内，天下纷纷响应，京城都为之震动。安平、甘陵的人各自抓住当地的王去响应黄巾军。
三月戊申日，任命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让他率领左右羽林军以及五营的士兵驻扎在都亭，修理武器装备，以镇守京城。还设置了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这八关的都尉。皇帝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北地太守皇甫嵩认为应该解除对党人的禁令，拿出更多宫中库藏的钱财和西园马厩的马匹，赏赐给军士。皇甫嵩是皇甫规哥哥的儿子。皇帝向中常侍吕强询问计策，吕强回答说：“党锢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人们心中充满怨恨愤怒，如果不赦免他们，他们很可能轻易地与张角合谋，到时候变乱就会更大，后悔都来不及。现在应该先诛杀皇帝身边贪婪污浊的人，大赦党人，考察选拔刺史和二千石官员是否有能力，这样盗贼就没有不平定的了。”皇帝害怕了，就听从了他的建议。壬子日，大赦天下党人，让被流放的人都回来，只有张角不赦免。接着征调天下的精兵，派北中郎将卢植去讨伐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去讨伐颍川的黄巾军。
当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等人都被封侯，地位尊贵受宠信，皇帝常说：“张常侍就像我的父亲，赵常侍就像我的母亲。”因此宦官们无所畏惧，纷纷建造府邸，规模堪比皇宫。皇帝曾经想要登上永安候台，宦官们怕皇帝看到他们的住所，就让中大人尚但去劝谏说：“天子不应该登高，登高会让百姓人心离散。”从那以后皇帝就不敢再登上亭台楼阁了。等到封谞、徐奉与黄巾军勾结的事情败露，皇帝责问各位常侍说：“你们以前常说党人想要谋反，让我把他们都禁锢起来，有的人还被处死了。现在党人却为国家效力，你们反倒和张角勾结，是不是该杀？”常侍们都叩头说：“这都是王甫、侯览干的啊！”于是各位常侍都请求辞官，各自召回在州郡的宗族亲戚和子弟。赵忠、夏恽等人就一起诋毁吕强，说他和党人一起商议朝廷大事，还多次研读霍光传，有不臣之心。吕强的兄弟在各地为官，都贪婪污浊。皇帝派中黄门带着兵器去召吕强。吕强听说皇帝召见，生气地说：“我死了，天下就要大乱了！大丈夫想要尽忠国家，怎么能去面对狱吏呢！”于是自杀了。赵忠、夏恽又诋毁说：“吕强被召见，还不知道问什么就自己到外面去自杀，他肯定有奸情。”于是朝廷抓捕了吕强的宗亲，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侍中河内向栩提出对国家有利的建议，讥讽指责皇帝身边的人。张让诬陷向栩与张角一条心，想要做内应，把他抓起来送到黄门北寺狱，杀害了他。郎中中山人张钧上书说：“我私下认为张角之所以能够起兵作乱，百姓之所以愿意归附他，根源都在于十常侍放纵他们的父兄、子弟、亲戚、宾客在州郡担任要职，垄断财利，侵害掠夺百姓。百姓有冤无处申诉，所以才谋划不轨，聚集成为盗贼。应该斩杀十常侍，把他们的头悬挂在南郊，向百姓谢罪，再派使者通告天下，这样不用兴师动众，大的贼寇自然就会消失。”皇帝把张钧的奏章拿给各位常侍看，他们都摘下帽子，光着脚，叩头请罪，请求把自己关进洛阳的诏狱，并且拿出自家的财产来资助军费。皇帝下诏，让他们依旧像以前一样戴冠穿鞋，处理事务。皇帝生气地对张钧说：“这家伙真是个疯子！十常侍难道就没有一个好人吗！”御史按照皇帝的旨意，诬陷张钧学习黄巾道，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死在了狱中。
庚子日，南阳的黄巾军张曼成攻打并杀死了太守褚贡。
皇帝向太尉杨赐询问关于黄巾军的事情，杨赐回答得恳切直率，皇帝不高兴。夏天，四月，杨赐因为贼寇的事情被免职。任命太仆弘农人邓盛为太尉。不久后皇帝查阅旧事记录，看到杨赐和刘陶之前上呈的关于张角的奏章，就封杨赐为临晋侯，刘陶为中陵乡侯。
司空张济被免职，任命大司农张温为司空。
皇甫嵩和朱俊一起率领四万多人，共同讨伐颍川的黄巾军，皇甫嵩和朱俊各领一军。朱俊与黄巾军波才交战，战败了；皇甫嵩退守长社。
汝南的黄巾军在邵陵打败了太守赵谦。广阳的黄巾军杀死了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
波才在长社包围了皇甫嵩。皇甫嵩兵力少，军中众人都很恐慌。黄巾军依傍草丛扎营，正好赶上大风天气，皇甫嵩命令军士们都捆好火把登上城墙，又派精锐士卒悄悄出了包围圈，点火大声呼喊，城上的人举着火把响应，皇甫嵩从城中擂鼓呐喊着冲出来，冲向敌阵，黄巾军惊慌混乱，四处奔逃。恰好骑都尉沛国人曹操率兵赶到，五月，皇甫嵩、曹操和朱俊合兵一处，再次与黄巾军交战，把黄巾军打得大败，斩杀了几万人。皇甫嵩被封为都乡侯。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没人能说清他的亲生父母是谁，有人说他是夏侯家的孩子。曹操年少时机智警觉，有谋略权术，但喜欢行侠仗义，放荡不羁，不注重经营家业。当时的人都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只有太尉桥玄和南阳人何颙认为他与众不同。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即将大乱，没有非凡的才能，是不能拯救的。能安定天下的人，大概就是你吧！”何颙见到曹操，感叹说：“汉朝将要灭亡，能安定天下的，一定是这个人。”桥玄对曹操说：“你现在还没什么名气，可以去结交许子将。”许子将就是许训的侄子许劭，他喜欢品评人物，善于识别人才，和堂兄许靖都有很高的名声，喜欢一起品评乡里人物，每个月都会更换品评的话题，所以汝南有“月旦评”的习俗。许劭曾经担任郡里的功曹，府中的人听说了他的名声，没有不改变自己的操行来迎合他的。曹操去拜访许劭，问他：“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许劭看不起曹操的为人，不回答他。曹操就威胁他，许劭说：“你呀，是太平盛世的能臣，乱世中的奸雄。”曹操听了非常高兴地离开了。
朱俊攻打黄巾军的时候，他的护军司马北地人傅燮上疏说：“我听说天下的灾祸不是从外部产生的，而是源于内部。所以虞舜先除掉了四个恶人，然后才任用十六位贤能的大臣，这表明不除去恶人，好人就无法得到任用。现在张角在赵、魏之地兴起，黄巾军在六个州作乱，这都是内部生出的祸患，然后蔓延到了天下。我接受军事任务，奉命讨伐贼寇，刚到颍川，战无不胜。黄巾军虽然势力强大，但不值得朝廷忧虑。我所担心的，是治理水患不从源头着手，下游的水患只会越来越严重。陛下仁德宽容，很多事情不忍心处理，所以宦官得以弄权，忠臣无法得到晋升。即使张角被消灭，黄巾军投降，我所担忧的事情，反而会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正邪之人不能共处一国，就像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里。那些奸邪的人知道忠臣的功劳显着，自己的危亡征兆已经出现，就都会花言巧语，一起助长虚伪之风。就像多次说儿子不孝，父亲就会怀疑；多次说集市上有老虎，人们就会相信。如果不仔细考察真伪，忠臣就又会像白起在杜邮被赐死一样。陛下应该想想虞舜惩处四个恶人的举动，尽快诛杀那些进谗言的奸佞之人，这样好人就会想着进取，奸凶之人自然就会平息。”赵忠看到这份奏疏后很厌恶傅燮。傅燮攻打黄巾军，功劳很多本应受封，赵忠却在皇帝面前诋毁他。皇帝明白傅燮奏疏中的话，没有给他加罪，但最终也没有封他。
张曼成在宛城驻扎了一百多天。六月，南阳太守秦颉攻打张曼成，把他斩杀了。
评论
这段关于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及初期发展的记载，堪称东汉王朝崩溃的“加速器”实录。从现代视角看，这一时期的历史充满了制度性溃败与个体命运的交织，其背后的深层逻辑至今仍具警示意义：
民变爆发：从“预言”到“现实”的必然
张角起义的爆发绝非偶然。从唐周告密引发马元义被车裂，到“一时俱起，皆着黄巾”，短短数月间，数十万信徒从“宗教追随者”变为“起义军”，本质是积压数十年的社会矛盾总爆发。灵帝此前对杨赐、刘陶的预警置若罔闻，甚至处死直言的张钧，暴露了统治集团的致命自负——当朝廷将民众的苦难视为“狂言”，将官员的谏言当作“妄语”，起义便成了底层最后的生存选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既是宗教动员，更是民怨的集中宣泄。
统治集团的“自杀式”应对
面对黄巾起义，灵帝君臣的反应堪称“系统性失能”的典型：
权力核心的荒诞：灵帝一面依赖宦官，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一面在黄巾与宦官勾结事发后推卸责任；对吕强、张钧等忠言者或逼死或冤杀，却对十常侍“免冠徒跣”的表演全盘接受，尽显昏庸无断。
官僚体系的撕裂：杨赐因“对切直”被免，后又因旧奏获封；傅燮战功卓着却因赵忠构陷不得封赏，这种赏罚颠倒的机制，让“忠臣不进”成为常态。
宦官专权的反噬：十常侍及其党羽“典据州郡，辜榷财利”是黄巾起义的直接诱因，而灵帝对其的纵容，最终导致“盗贼四起”时，统治集团内部仍在互相倾轧——吕强自杀、向栩被杀，暴露了宦官集团为保私利不惜牺牲国家的本质。
军事转折与历史拐点
长社之战是黄巾起义初期的关键战役：皇甫嵩以火攻大破波才，曹操率军驰援，展现了中央军与地方力量结合的战斗力。但这场胜利更像王朝的“回光返照”：
曹操的登场颇具象征意义——这位被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人物，恰是旧秩序崩塌的产物与新秩序的塑造者。
傅燮“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的论断，道破了黄巾起义的本质：这不是单纯的“盗贼作乱”，而是“衅发萧墙”的体制性危机。即便黄巾被镇压，若“阉竖弄权”的根源不除，乱世仍将延续。
历史的启示：崩溃前的“致命自负”
中平元年的乱局，最深刻的教训在于统治集团的“致命自负”：他们既无视民众的苦难（“百姓之冤，无所告诉”），又拒绝任何自我革新（杀吕强、贬傅燮），甚至将危机归咎于“狂子”的直言。当一个王朝失去了正视问题的勇气和纠错能力，即便没有黄巾起义，也会有其他导火索点燃崩溃的炸药桶。
从张角起义的“一时俱起”，到十常侍的“贪秽弄权”，再到灵帝的“昏庸误国”，这段历史清晰地展现了：民心的丧失从不突然，而是日积月累的苛政与失信；王朝的崩塌也非一日之寒，而是权力失控与治理失效的必然。这既是东汉覆灭的序幕，也是中国历史上无数王朝兴衰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