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瑞士洛桑。
当奥斯曼帝国代表伊斯梅特·伊诺努（后成为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理）在《洛桑条约》最终文本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远在安卡拉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内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声。条约的签订，正式终结了协约国对土耳其的瓜分计划，确立了现代土耳其的疆界，废除了屈辱的领事裁判权，标志着土耳其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诞生。然而，当首批载着条约副本的使者，历经长途跋涉，于七月底抵达安卡拉这座新兴的、尘土飞扬的首都时，迎接他们的，除了民族独立的喜悦，更多的是对残酷现实的清醒和沉重。
安卡拉，这座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的小城，被匆忙地选定为新生共和国的首都，以远离被协约国舰队监视的伊斯坦布尔。大国民议会设在了一所改造过的中学建筑里，条件极其简陋。此刻，在议长办公室兼临时政府总部里，共和国总统兼议长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被授予“阿塔图尔克”的称号），正与他的核心幕僚们——新任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财政部长哈桑·费赫米·阿塔奇、经济事务部长马赫穆特·埃萨特·博兹库尔特、以及总参谋长费夫齐·查克马克——围坐在一张铺着巨大土耳其地图的粗糙木桌旁。地图上，用红色铅笔勾勒出的新国界线，与战前奥斯曼帝国的庞大疆域形成了令人痛心的对比。
凯末尔穿着一身略显陈旧的军装，没有佩戴勋章，他面色严峻，手指重重地点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心区域。“伊斯梅特从洛桑带回了和平，”他的声音沙哑而有力，打破了室内的沉默，“但看看这份和平的代价！我们失去了所有的阿拉伯领土，失去了爱琴海上的岛屿，海峡虽然收回了主权，但依然要接受非军事化和国际监督！更重要的是，”他的手指划过地图上标示着经济数据的区域，“十年战争（意土战争、巴尔干战争、一战、希土战争）几乎摧毁了一切。安纳托利亚的村庄被烧毁，农田荒芜，果园被砍伐。根据我们初步的、极不完整的统计，”他看向财政部长阿塔奇，“哈桑，把最糟糕的情况告诉大家。”
哈桑·费赫米·阿塔奇，一位精于计算但此刻愁容满面的经济学家，打开了一个厚厚的、边角磨损的账本，他的声音带着绝望：“总统先生，各位同僚，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十倍。国库完全空虚，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债务高达一亿五千万金里拉（约合当时8000万美元），根据洛桑条约，我们虽然免除了部分，但仍需承担大部分。我们的货币奥斯曼里拉已经形同废纸，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去年全国的工业产值，不到1914年的百分之十五！伊兹密尔、阿达纳等少数几个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破坏。我们甚至没有一家能够生产像样步枪的兵工厂，军队的装备五花八门，弹药严重依赖战利品和零星进口。农业方面，劳动力因战争大量损失，牲畜被征用或屠杀，农具奇缺。今年的粮食收成，能勉强让国民不饿肚子就是奇迹了，根本谈不上出口创汇。”
他顿了顿，用几乎哭腔补充道：“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印刷新的土耳其里拉来取代旧货币！也没有黄金储备来支撑其信用！外国资本在战争期间几乎全部撤离，没有人愿意投资一个百废待兴、前途未卜的国家。”
室内一片死寂。胜利的喜悦被冰冷的现实彻底冲散。总参谋长费夫齐·查克马克元帅，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沉重地开口：“军事上的压力同样巨大。希腊军队虽然撤走了，但边境并不安宁。东部，库尔德部落的分离主义倾向需要警惕。我们的军队需要复员，但又要保持足够的威慑力量。士兵需要军饷，伤员需要抚恤，阵亡者家属需要安置。这一切，都需要钱，需要稳定的财政收入。而我们现在，连维持一支最小规模常备军的经费都捉襟见肘。”
新任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虽然因签订洛桑条约而声望高涨，但脸上没有丝毫轻松：“外交上的孤立也很明显。英国、法国、意大利虽然承认了我们，但充满戒备，他们在海峡委员会和摩苏尔问题上依旧施加压力。希腊是世仇。苏联是我们唯一的盟友，但距离遥远，而且他们自身也困难重重，能提供的援助有限。我们急需寻找新的经济合作伙伴，打破封锁，获得贷款、技术和设备。”
凯末尔静静地听着，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位部下焦虑的面孔。他猛地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安卡拉贫瘠的、布满石头的山丘和低矮的、大多是土坯搭建的房屋。“先生们，”他转过身，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力，“我们没有被希腊军队打败，难道要被贫穷和绝望打败吗？洛桑条约给了我们一个立足点，一个起点。现在，我们要靠自己，靠土耳其民族的智慧和汗水，重建这个国家！”
他走回桌边，手指敲击着地图：“首先，是稳定货币和财政。哈桑，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在三个月内，推出新的土耳其里拉！没有黄金，就用国家信用和未来的税收担保！同时，成立一个‘债务与管理委员会’，重新梳理和谈判外债，争取更长的还款期限和更低的利率。”
“第二，农业是根本。马赫穆特，”他看向经济事务部长博兹库尔特，“立即制定一个‘农业复兴计划’。向农民提供种子和农具贷款，鼓励开垦荒地，修复灌溉系统。优先发展能快速见效的经济作物，比如烟草、棉花、无花果，用于出口换取外汇。”
“第三，工业方面，不能好高骛远。集中力量先恢复和发展最急需的行业：纺织（满足穿衣）、食品加工（解决吃饭）、采矿（提供原料和出口）。我们可以先从国外，比如意大利或者……甚至联合帝国，引进一些二手的、但还能用的机械设备，建立示范性的国营工厂。同时，鼓励私人资本进入这些领域，给予税收优惠。”
“第四，交通。没有路，一切都谈不上。伊斯梅特，你亲自抓交通部。修复连接主要城市的公路和铁路是当务之急。我们可以考虑以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吸引外国公司，比如联合帝国的永恒集团，来参与铁路和港口的建设和管理，虽然这会牺牲部分主权，但能解决我们资金和技术不足的燃眉之急。”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凯末尔的目光变得无比深邃，“教育和人才。我们要在全国推行义务教育，扫除文盲。同时，立即选派最优秀的青年，公费派遣他们去欧洲，去美国，甚至去联合帝国，学习工程、医学、农学、法律！我们要用一代人的时间，为土耳其培养出自己的专家和工程师！费用再紧张，这笔钱也必须花！”
他的命令一条接一条，清晰而果断，为这个新生国家的重建勾勒出了一幅艰难但明确的路线图。
然而，就在凯末尔和他的团队在安卡拉呕心沥血地规划蓝图时，在遥远的帝都，联合帝国首相府内，一场关于如何对待这个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讨论也在进行。外交大臣徐志明（北方党人）正向首相李光汇报情况。
“首相，洛桑条约签订了，凯末尔政权算是站稳了脚跟。这个政权民族主义色彩浓厚，世俗化倾向明显，对西方列强心存芥蒂。目前他们经济极度困难，急需外部援助。”徐志明分析道。
李光沉吟片刻：“土耳其地处欧亚交汇点，控制黑海出海口，战略位置重要。凯末尔是个人物，但现在的土耳其，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帮助它，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而且可能得罪英法。不过，如果操作得当，或许能在欧洲边缘打入一个楔子。告诉驻伊斯坦布尔……哦不，现在要叫伊兹密尔了？不对，他们首都迁到安卡拉了。告诉我们的领事，可以保持接触，表达善意。但实质性的大规模贷款和援助，先不要急。让南方党的华鼎公司去看看纺织业的机会，让永恒集团去探探铁路和港口的项目，但要谨慎，条件要谈清楚。我们要先观察，看看凯末尔能否真正控制住局面，也要看看英国、法国，还有苏联的反应。这个世界，还乱得很呐。”
就这样，1923年的夏天，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在独立喜悦与极端贫困的双重交织下，踏上了充满未知与挑战的重建之路。前路漫漫，荆棘密布，考验着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的智慧、韧性与勇气。而外部世界，则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思，注视着这个从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崛起的、命运未卜的新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