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郊外，哥尔克村的列宁别墅，仿佛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冬日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结着冰花的玻璃窗，在铺着厚重波斯地毯的地板上投下苍白而无力的光斑。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药味，以及一种生命之火正在缓慢熄灭的、令人窒息的寂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这位曾经以无穷精力和钢铁意志撼动世界的革命领袖，此刻正躺在一张宽大的橡木床上，身体深陷在柔软的羽绒垫子里，显得异常瘦小和脆弱。
他的右半身完全瘫痪，像一段没有生命的朽木。曾经挥舞着、点燃革命烈焰的右手，如今无力地蜷缩在身侧，手指微微扭曲。他那宽阔的、充满智慧的前额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并非因为炎热，而是身体与疾病抗争徒劳无功的证明。最令人心痛的是他的眼睛。那双曾经闪烁着智慧火花、能洞察人心、令对手胆寒的锐利眼睛，此刻却蒙上了一层浑浊的薄雾，时而因身体的剧痛而紧缩，时而因意识的模糊而涣散。他试图说话，喉咙里却只能发出一些含糊不清、断断续续的音节，像被堵住的烟囱，徒劳地冒着青烟。只有最亲近的人，如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和妹妹玛丽亚·乌里扬诺娃，才能从他那焦急的眼神和微弱的喉音中，勉强猜出他想要表达的一丝半缕。
克鲁普斯卡娅坐在床边，握着他那唯一还能轻微活动的左手，手指温柔地抚过他瘦骨嶙峋的手背。她强忍着泪水，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低声向他“汇报”着外界的情况，声音轻得像是在耳语，生怕惊扰了他脆弱的神经。
“伊里奇……今天莫斯科的天气还好，雪停了……托洛茨基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工业化的文章，反响很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在彼得格勒主持了一个工会会议……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主持了书记处的会议，讨论了一些组织问题……”
每当听到这些熟悉的名字和职务，列宁的眼睛会短暂地亮一下，闪过一丝急切的光芒。他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被瘫痪面部肌肉扭曲的嘴角努力地想扯动一下。他想知道更多！他想知道关于粮食收购的争论到底如何了？与新经济政策相关的农业税调整方案通过了吗？与联合帝国关于勒拿河关税和西伯利亚铁路使用权的谈判进展到哪一步了？那些派往帝都中央帝国大学的留学生们，是否传来了有价值的学术报告？党内……党内的团结情况怎么样？他敏锐的政治直觉，即使在被疾病严重侵蚀的大脑中，依然能感受到水面下的暗流汹涌。他从克鲁普斯卡娅刻意轻描淡写的语气中，从她偶尔的停顿和闪烁的词语中，捕捉到了那份深藏的不安。他知道，他那些才华横溢却又个性倔强的战友们，绝不可能在他倒下的真空期中安然相处。
一种巨大的、几乎要将他吞噬的无力感，像冰冷的潮水般阵阵袭来。他，列宁，曾经是布尔什维克党这艘航船无可争议的舵手，能以其权威和智慧，平衡党内如托洛茨基那样的浪漫革命家的激进、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的务实派的机会主义、以及斯大林那样的组织者的缜密（或者说，是权谋？）。他推动新经济政策，是在废墟上稳住阵脚的艰难抉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其中的矛盾和风险，也深知必须有人以绝对的权威和长远的眼光来驾驭它。而现在，航船正在驶入最危险的、充满暗礁的水域，他却只能困在这病榻之上，成为一个无奈的旁观者。
他回忆起不久前的最后一次清醒时刻，他挣扎着，用还能动的左手，颤抖地写下了几张纸条。那几乎耗尽了他残存的全部心力。一张是关于“格鲁吉亚事件”和他对斯大林性格粗暴、权力欲膨胀的忧虑；一张是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以稀释个人权力；还有一张，是提醒同志们要维护党的团结，警惕分裂。这些断断续续、字迹扭曲的纸条，是他最后的政治遗嘱，是他在沉没前奋力掷出的、希望能指引方向的漂流瓶。但它们太简短、太模糊了，而且是通过克鲁普斯卡娅转交，其力量和权威性能否被那些正摩拳擦掌的继任者们真正重视？他仿佛能看到，托洛茨基会如何引用他早期关于“不断革命”的论述来为自己的激进路线辩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会如何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列宁主义原则”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斯大林……那个看似沉默、总是在处理具体事务的总书记，会如何巧妙地运用组织系统，将那些纸条的内容化解于无形，或者甚至扭曲利用。绝望，像一只冰冷的手，扼住了他的心脏。
这时，卧室的门被轻轻敲响。负责列宁健康的核心医疗小组负责人、德国教授奥西普·费尔斯特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位表情严肃、穿着深色西装的中年人——约瑟夫·斯大林。斯大林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文件夹，脚步很轻，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沉痛的关切。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斯大林的声音低沉而恭敬，“伊里奇今天感觉怎么样？” 他走到床前，微微俯身，看着列宁。他的目光锐利而冷静，迅速扫过列宁那无法动弹的右臂和失语的面容，评估着病情的严重程度。
列宁也看着他。在那双深邃难测的眼睛里，列宁看到的不仅仅是关心，还有一种……审视，一种近乎冷酷的、对权力现实的清醒认知。列宁喉咙里发出一阵更急促的“嗬嗬”声，他想坐起来，想开口质问，想警告，想部署……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他只能用尽全身力气，让自己的目光死死地盯住斯大林，试图传递出最后的警示。
斯大林似乎感受到了这目光的力量，他微微避开了直视，转向克鲁普斯卡娅，语气温和但不容置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政治局同志们都非常关心伊里奇的健康。为了让他能绝对静养，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打扰和刺激，我们经过讨论，认为有必要暂时……限制一下探视。除了您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以及费尔斯特教授领导的医疗小组，其他人未经政治局特别批准，最好不要来打扰伊里奇。这也是为了他的健康着想。” 他顿了顿，补充道，“当然，党的一切重要决策，我们都会集体讨论，严格遵守伊里奇同志制定的路线方针。请您放心，也请转告伊里奇放心。”
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充满了对领袖的关怀和对党的负责。但躺在床上的列宁，却从中听出了更深层的含义：隔离。他被隔离了，不仅是被疾病，更是被政治。他成了一件需要被“保护”起来的珍贵文物，而不是一个活的、能思考、能决策的领袖。他发出的任何信息，都需要经过“转告”，他的影响力，被一道以“健康”为名的墙，牢牢地封锁在了这间病房里。
斯大林没有多做停留，他将文件夹递给克鲁普斯卡娅：“这是一些需要伊里奇过目的文件摘要，当然，只是形式上的……您知道就好。” 然后，他再次向列宁投去一瞥，那眼神复杂难明，有敬畏，有评估，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面对一个时代终结时的冷静算计。他微微鞠躬，然后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房间。
门关上了。列宁疲惫地闭上了眼睛。两行浑浊的泪水，终于无法抑制地从他眼角滑落，浸湿了枕头。这泪水，不是为了肉体的痛苦，而是为了他未竟的事业，为了他预见到却无力阻止的、可能到来的党内纷争甚至分裂，为了这个他亲手缔造、却可能偏离他设想的航向的红色巨轮。窗外，是俄罗斯漫长而寒冷的冬季。而在列宁的心中，是比严冬更加凛冽、更加深不见底的无奈与悲凉。他还能做什么？他只能躺在这里，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记忆，眼睁睁地看着历史的洪流，以他无法干预的方式，奔涌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