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贯忠这个人，是华夏政治语境下、传统儒家文化中，典型的大才。
少年时认为“学文救不了大宋”，便弃文学武，高中武状元，却在地方小军官上闲置数年，眼看大宋愈来愈堕落，便起了隐逸的心思，想要归隐山林田园。
王伦见他时，看似是被王伦所谓的口才说服，实际上是因为许贯忠的热血未冷，想要以有用之身改变这个世界。
那时候王伦想要为梁山寻找一个张良式的人物，不曾想许贯忠却是他的萧何。
新汉的格局制度，三省代表了三权分立，尚书省主管行政，尚书令便相当于秦汉时期三分之一权责的丞相，成为本朝的群相之首、百官之首。
王伦是共产主义信徒，但同时也是现实的，他无比热爱这个民族和文明，所以他只注重汉人以及愿意与汉人和平共处共同进步的诸异族百姓，民族主义的意味更加浓厚。
故而王伦对新汉这个政权的基本盘非常注重，也因此被人视为“内圣而外王”。
许贯忠则秉持着“天下大同”的儒家式光辉无私的理念，若从底层逻辑的内核而言，他与王伦并不是同一类人。
但两人的合作却一直非常默契而且愉快，因为他们的最终追求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让这个民族和国家更加伟大。
从梁山时代，王伦与许贯忠便无话不谈，有效的沟通总是能够消除一些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认知的差异以及猜忌、误会、怀疑的。
王伦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连教员的十分之一都学不到，他的民族自豪感太过于强烈，他也知道自己的能力上限在哪里，所以王伦从来都是谨慎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
一个不滥用权力的皇帝，一个不需要臣子过多劝谏就自我收敛的帝王，一个有道德底线同时手腕灵活的领袖，对于经历过赵佶在位时的荒唐时代的许多臣子而言，这已经超过了他们对自己要侍奉的君主的期望。
权力总会使人异化，在这一点上，王伦起码守住了底线，同样地，许贯忠也坚守住了底线。
许贯忠是有几分隐士情节的，若说他没有为权力所动，那也不现实，因为权力太能腐化人了。
就好比新汉刚刚建立时，为了快速安抚天下，王伦不得不效仿黄巢，凡五品及以下的前宋官员皆留任，五品以上三品以下的前宋官员部分留任。
这对于新生的新汉政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在历史的惯性下，新汉很容易被拉进到前宋本该有的进程当中持续堕落下去。
那时候许贯忠也犯过错，比如听信了一部分前宋留任官员的游说，跑来劝谏王伦纳赵佶的女儿为妃，好在他迅速反映了过来，看明白了这群人的险恶居心。
旧有的既得利益群体总是极端保守而且凶残的，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想要以血脉继承的方式让自己的利益永远流传下去，面对梁山这股新崛起的武装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腐化、拉他们下水，让他们变为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所以新汉对外战争不止，内部也在进行着一项注定了长期的没有止境的战争，那就是吏治改革。
故而新汉要改革教育、改革科举制度，为的就是迅速培养一批新式人才，来完成对旧有既得利益官僚阶层的取代和替换。
作为尚书令，许贯忠要操劳的事务太多，帝国的前进，他是王伦这个掌舵者的辅助人，是朝廷新政能够落实并且顺利推行的具体执行者，是各种利益集团矛盾的调和人，担子实在太重了。
相比之下，尚书省的职责要比中书省和门下省繁琐太多了。作为中书令的萧嘉穗负责本朝的立法，华夏的政治传统是外儒内法，而且前宋发达的市井文化、商业文化，促生了朝廷需要不断新增和完善各种法律。
所以同样是手握大权，萧嘉穗有乡议局制度协助，门下令裴宣只要继续铁面无私坚持依法行事，对司法进行监督和复核，便可以将许多琐碎的事情推到一边。
主管行政，说白了就是与人打交道，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也就是知府这样正印官由王伦亲自任命，五品以下官员，则要礼部以及尚书省批准。
也就意味着许贯忠要随时关注天下超过80%的官员、几乎所有的小吏，要确保朝廷内阁会议讨论通过、王伦以中书省的名义下发、门下省监督、尚书省具体实行的各种政策的顺利进行。
新汉疆域辽阔，二十四个行省、西域两大都护府、漠南漠北、吐蕃地区被朝廷认可的拥有半自治权的诸都督府、诸招讨司等事务，都压在尚书省身上。
各地有水、旱、蝗灾、地震、山移、雪雹、泥石流、海水倒灌等灾情，尚书省要第一时间救援、赈灾、安置灾民，要做好灾后重建工作，要解决灾后的土地重新分配等工作。
可以说新汉就属于完完全全的大政府，在将前宋下放至地方乡绅手中的基层治理权逐步收回的同时，也承担了更为巨大的责任。
在这个科技不够发达、交通不够便利的时代，推行大政府，就要求朝廷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的整个官僚系统都要活跃起来，这对于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素质要求是相当高的。
所以新汉官吏获罪的诸多原因中，出现最多的一条就是“旷官”，也就是不称职，门下省、监察院、乡议制度的监督下，只要出现官吏不称职被罢免或者降级，许贯忠便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于是他便愈发事必躬亲，连续十余年的过度操劳，便活生生地累倒了一个曾经的武状元。
对此王伦非常能够理解，他知道许贯忠和他一样，也与许多文武将领官员们一样，都欢喜于新朝已经步入正轨，但同时又害怕，这个由自己参与的伟大事业，未来也会像前宋一样，重新回到那个让他们恐惧甚至绝望的轨道与方向上去。
在这一点上，华夏历朝历代的精英人群，那些一心为民为天下的少部分真正的精英，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太严重，他们甚至无法享受权力带来的乐趣。
但是有一点还是能够让许贯忠以及王伦感到骄傲的，那就是他们通过身体力行，已经改变了官场的许多习气，前宋的奢靡、浮华、贵气的清闲被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