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就直接切入核心，与之前的温和讨论形成鲜明对比，瞬间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
孟寻没有停留在口号式的反驳上，他开始了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的论述。
第一剑，直指“数据自由”的虚伪性。
“倡导‘数据自由流动’的先生们，请问，当你们的科技公司利用全球用户数据获取巨额利润时，可曾与数据的真正创造者——用户，公平地分享过收益？
当你们利用数据优势形成市场垄断，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时，这难道就是‘自由竞争’吗？
当斯诺登事件揭露了大规模数据监控时，公民的隐私和国家安全，又该由谁来保障？”
他连续几个反问，句句诛心，直接揭露了西方所谓“数据自由”背后隐藏的不公平和双重标准。会场内响起一阵窃窃私语。
第二剑，阐述中国方案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中国主张的数据治理三原则——主权原则、安全原则、共治原则，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基于现实的理性选择。”
“主权原则，意味着各国有权根据本国法律管理其境内的数据，这是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
难道只允许某些国家行使‘长臂管辖’，而不允许其他国家保护自己的数字疆域？”
“安全原则，是发展的前提。
没有安全，何谈发展？
中国经历过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的切肤之痛，我们深知，必须建立牢固的数据安全屏障，这既是对本国公民负责，也是对全球数字生态负责。”
“共治原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数字霸权，主张通过多边对话，共同制定公平、包容、普惠的全球数字规则。
而不是由少数几个国家、几家巨头来定义世界的数字未来。”
他的阐述，将中国的立场从“被动防御”提升到了“主动构建全球新规则”的高度，格局宏大。
第三剑，展示中国实践与初步成果。
他并没有空谈理论，而是列举了中国在数据治理方面的具体实践：
电子政务带来的便民服务、数字技术赋能中小企业、数据分类分级管理的探索、以及在保障安全前提下促进数据有序流动的试点经验。
他用具体案例和数据说话，证明中国的道路并非空想，而是正在脚踏实地推进并取得成效的现实路径。
“女士们，先生们，”
孟寻总结道，
“我们站在数字时代的十字路口。
是选择一条由强权和不公定义的旧路，还是共同开创一条以尊重主权、保障安全、促进共享为基础的新路？
中国的探索，或许能提供一种不同的选择。
我们愿意与所有真诚的国家一道，不是去分割数字蛋糕，而是共同把蛋糕做大，并确保分蛋糕的规则是公平的。”
他的发言结束时，会场出现了短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掌声，
不仅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也来自部分欧洲国家的官员，他们同样对美国的数字霸权心存忧虑。
孟寻的发言，为他们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和不同的视角。
自由讨论环节，真正的考验来临。那位美国智库学者率先发难，语气咄咄逼人：
“谢先生，你谈了很多原则，但无法回避一个核心问题：
你们严格的数据本地化和安全评估，事实上构成了贸易壁垒！这难道不是违背了wto的基本原则吗？”
这是一个尖锐且看似占据道德高地的提问。
孟寻微微一笑，从容应对：
“史密斯先生，您提到了wto。
请问，wto规则中，是否有‘国家安全例外’条款？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难道没有权利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其根本安全利益吗？
数据安全，在当今时代，就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贸易保护主义有本质区别。”
他顿了顿，反将一军：
“更何况，贵国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众多外国企业，包括中国企业在内，采取的限制措施还少吗？
为何轮到我们依法维护自身数据安全时，就成了‘贸易壁垒’？这是否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史密斯一时语塞，脸色变得难看。
另一位欧洲学者试图从技术层面质疑：
“谢先生，你们的数据分类分级标准过于复杂，而且强调使用‘安全可控’的技术，
这是否意味着排斥国际通用的技术标准和产品？这会碎片化全球技术生态。”
孟寻回答：
“琼斯女士，标准复杂与否，取决于管理对象的复杂性。
简单的标准无法应对复杂的数据世界，那才是真正的风险。
至于技术，我们从未排斥国际合作。我们强调的是‘安全可控’，这意味着技术应该是透明、可验证、风险可管理的。
我们欢迎所有符合这一原则的技术和产品。
相反，如果某些技术存在无法评估的后门和风险，将其排除在关键基础设施之外，难道不是对所有用户负责的表现吗？
这并非碎片化，而是对全球技术生态的健康化和多元化做出的努力。”
他的回答，既坚持了原则，又展现了开放态度，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随后，孟寻甚至主动引导讨论，就“如何界定重要数据”、“如何在实践中平衡安全与流动”、“多边治理机制的具体设计”等深层次问题，与各国代表进行了深入、专业的交流。
他对政策细节的熟悉、对国际规则的引用、对技术趋势的把握，令在场许多专家刮目相看。
原本预设的“围攻”场面没有出现，反而变成了一场高质量、建设性的辩论。
孟寻以其深厚的学识、清晰的逻辑、沉稳的气度和流利的语言，彻底扭转了会场的气氛。
他不仅成功扞卫了中国的立场，更展现了中国新一代官员的专业素养和开放自信的形象。
当孟寻和代表团载誉归国时，国内外的舆论环境已经发生了显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