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欲立“格物致用”新学，并尊安婕妤沈桃为“启蒙之师”的消息，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迅速在随行官员及后续得知此事的朝堂、士林间掀起轩然大波。
反应最为激烈的，自然是那些秉持传统儒家经典的翰林清流、理学大家。
“荒谬！妇人之言，岂可登大雅之堂？更遑论立学！”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翰林在驿馆中气得浑身发抖，对着同僚痛心疾首，“治国平天下，当循圣人之道，读孔孟之书！养鱼种稻，此乃贩夫走卒、田间野老之事，焉能与经义典章并列？”
“正是！《水产养殖纪要》？《稻田综合种养初探》？此等名称，粗鄙不堪，有辱斯文！”另一位官员附和道，脸上满是鄙夷，“若此等杂学亦可称‘学’，那我辈寒窗数十载，钻研经史子集，又有何意义？”
“陛下莫不是被那妖……安婕妤蛊惑了心智？”有人压低声音，说出了许多人不敢明言的猜测，“女子干政，本就不祥。如今竟要以妇人之见乱学统，动摇国本啊！”
保守派的反对之声，如同潮水般涌来。奏疏雪片般飞向御前，言辞或激烈、或委婉，核心皆是指责此举背离圣贤之道，败坏学风，甚至隐晦地将祸水引向沈桃，暗示其以妖媚之术迷惑君上。
然而，也并非没有支持者。一些较为务实、或与沈家交好、或曾在“安民道”及小龙虾事件中受益的官员，则持不同看法。
一位户部官员在私下议论时便道：“诸公此言差矣！圣人之道，莫非不包含‘使民富足’？《养殖纪要》若推行得当，可使江南鱼米增产，百姓餐食有肉，此非大仁政耶？为何非要拘泥于文字形式？”
“况且，‘学以致用’，孔圣亦云‘富之教之’。若空谈义理而民有饥色，与国何益？”另一位在地方任职多年的官员深有感触，“下官在地方，深知民间疾苦。安婕妤所言所行，虽看似粗浅，却句句切中民生要害。若能以此‘新学’培养一批通实务、解民困的官吏，实乃朝廷之福，百姓之幸。”
还有一部分年轻士子，则对“格物致用”的理念本身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厌倦了空洞的性理之争，对于这种能够直接观察、研究、并改善现实生活的学问，感到新奇而振奋。虽然慑于主流舆论不敢公开支持，但私下交流时，眼中不乏向往之光。
朝堂之上，因此事隐隐形成了新的争论漩涡。
而处于风暴眼的沈桃，在听闻这些议论后，却只是淡然一笑。揽月为她抱不平，她却平静地道：“他们骂得没错，我本就不是什么学问大家，所言不过是些前人经验的总结和……一些取巧的思路。所谓‘启蒙之师’，不过是陛下为推行新政扯起来的一面旗子罢了。”
她看得很清楚，皇帝需要的不是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权威，而是需要借助她提出的这些“有用”的理念，去打破某些僵化的局面，推动实际的变革。她只是一个工具，一个符号。
“那我们……”揽月担忧地问。
“我们什么也不做。”沈桃修剪着盆栽，语气悠闲，“该吃吃，该喝喝，该进言时进言，不该说话时绝不妄言。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她深知，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中，自己越是辩解、越是往前凑，就越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保持距离，保持超然，才是最好的自保之道。皇帝需要她这面“旗子”立着，就不会让她真的被口水淹死。
果然，萧衍面对汹涌的反对声潮，态度异常强硬。他并未直接驳斥那些儒家经典，而是巧妙地将其引向“体用之争”。
他在一次小范围召见重臣时，明确表态：“圣人之道，如皓月当空，照亮千古，乃治国之‘体’。然，月辉普照，亦需路径可行。‘格物致用’之学，便是那‘用’，是行走世间的路径与方法。体用结合，方为圆满。莫非诸卿认为，圣人之道，竟容不下几条让百姓吃饱穿暖的‘小路’？”
他以“体用”之辩，为新学争取了生存空间，又将争论限制在学术范畴内，避免了对沈桃个人的直接攻击升级。同时，他加快推进“劝农司”的设立和编修馆的筹备，以实际的政令和资源倾斜，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沈桃听闻皇帝的处置后，微微一笑。她知道，自己又一次安全地度过了舆论危机。她依旧是那个特殊的“安婕妤”，是皇帝的“镜子”与“梳子”，如今又多了一个“新学启蒙者”的虚名。
但这些名头于她，不过是身外之物，是她在深海中航行的舟楫上的装饰。她真正在意的，是舟楫是否坚固，能否载着她，平安驶向想要的彼岸。
至于外面的风浪与争论？
且由他们去罢。
她低下头，继续专注于手中的盆栽，仿佛外界的一切纷扰，都与这听雨轩内的宁静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