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1979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具活力，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解冻后万物躁动的气息。林朝阳站在四合院里，感受着拂面而来的、略带沙尘的暖风，心中却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风暴演算。
南下的成果已经转化为互助社和护宝组实实在在的资源和声望，那条连接南北的“生命线”也开始缓慢而坚定地搏动。但林朝阳的目光，已经越过眼前的实物贸易和文物回流，投向了更加抽象、却也更加波澜壮阔的领域——国际金融市场。
在这个信息闭塞、外汇管制极其严格的年代，这无疑是一个疯狂且危险的念头。但他知道，历史的车轮正在加速，一些转瞬即逝的机遇，就隐藏在全球看似无关的信息碎片之中。
他动用了手中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通过霍家在香港的渠道，他定期收到一些过滤后的香港报纸和经济简报；通过李云龙和老兵赵志刚那边一些不便言明的关系，他能接触到部分内部编译的国际动态参考；甚至互助社成员中，有亲属在外交部或外贸部门的，也能提供一些零星的、关于国际关系和重要产区的消息。
他将自己关在小屋里，如同一个信息处理中枢，面前摊开着各种纸张、图表。他摒弃了那些宏大的政治叙事，将注意力集中在最基础的大宗商品上——橡胶、白糖、锡……这些与工业生产、民生息息相关的物资，其价格波动往往更直接地反映着最原始的供需关系。
几天几夜的废寝忘食，他的眼睛因为缺乏睡眠而布满血丝，但眼神却越来越亮。多条看似孤立的信息线，在他脑中逐渐交汇、缠绕，最终指向了一个清晰的可能性：
东南亚主要橡胶产地（马来西亚、印尼）近期持续暴雨成灾，导致割胶作业大面积停滞，预计将严重影响未来两到三个月的天然橡胶供应。与此同时，国际航运市场有迹象显示，部分航线运力紧张。而国内一份内部简报也提到，某些橡胶制品厂因为原料供应不稳定，产能受到制约。
供应锐减，需求刚性，运输可能受阻……这一切因素叠加，指向一个几乎必然的结果——国际橡胶价格，将在短期内（他预估是四到六周内），出现一波快速而剧烈的上涨！
这是一个时间窗口极短，但利润空间巨大的投机机会！如果操作得当，不仅能迅速积累巨额财富，更能为国家换取宝贵的外汇，用于进口国内急需的技术和设备！
然而，这需要本金，需要外汇，更需要一个能够进行国际操作的平台和授权。这远远超出了互助社甚至他个人能力的范畴。
他必须说服更高层面的人。
一份字迹工整、逻辑严密、数据支撑有力的报告，在他笔下诞生。报告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冷静的分析：
1. **机遇判断**：详细列举了东南亚橡胶减产、国际运力紧张、国内需求刚性等证据链，推导出橡胶价格短期暴涨的必然性。
2. **操作方案**：提出了一个极其谨慎的方案——申请一笔数额有限的外汇资金，通过霍家在香港的可靠渠道，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一次短线操作，快进快出，利用价格波动赚取差价。
3. **风险评估与应对**：坦诚指出了汇率风险、政策风险和市场不确定性，并提出了严格的上限止损和时限平仓策略。
4. **意义阐述**：重点强调了此举若能成功，其利润可以为国家换取急需的精密仪器、技术资料甚至关键设备，其战略意义远大于商业利润本身。“以此微末之金融手段，或可解国家燃眉之急，助推实业寸进。”
这份报告，他首先呈交给了父亲林建军。林建军看完，沉默了足足一刻钟，才深吸一口气，看着儿子：“朝阳，你知道这其中的风险吗？万一……这可是外汇！”
“爸，我知道。”林朝阳目光平静，“但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能够快速撬动资源的杠杆。”
林建军最终选择了相信儿子，他将报告转呈给了李云龙，并通过一些隐秘的渠道，递到了几位能够接触到更高决策层、且思想相对开明的领导面前。
一场小范围、但级别很高的内部讨论，在绝密状态下展开了。
争论异常激烈。
“胡闹！这是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怎么能用国家宝贵的外汇去搞这种赌博？！”一位计委的领导拍着桌子，脸色铁青。
“风险太大了！国际市场风云变幻，我们根本不熟悉，万一赔了，怎么向人民交代？”另一位负责财政的官员忧心忡忡。
“但是，报告里的分析，确实有道理。”一位研究国际经济的专家沉吟道，“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确实能解决我们一部分外汇短缺的难题。关键是……操作和控制。”
李云龙是坚定的支持者。他不懂什么金融衍生品，但他相信林朝阳的判断力和做事风格。他嗓门洪亮：“我看行！这小子脑子活，做事有分寸！上次卡车配件的事儿，不也是谁都没想到的办法给解决了？我看可以试一试！搞点小范围的试点嘛！大不了就当交学费了！总比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强！”
支持与反对的声音激烈碰撞。最终，在李云龙的力挺和那份实在过于扎实的分析报告面前，一个极其谨慎、甚至可以说是胆战心惊的决定做出了：批准一个极小规模的试点计划。
拨付的外汇资金，数额小到在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里几乎激不起一丝涟漪，但这已经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所有操作必须在严格监控下进行，由霍家在香港的渠道代为执行，林朝阳负责总体判断和时机建议，但每一步操作都必须经过国内一个临时组成的三人小组审议。
在计划最终获批，资金划拨文件签署后，那位主要负责此事的、头发花白的计委领导，亲自将林朝阳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老领导面色极其严肃，甚至带着一丝悲壮。他指着桌上那份薄薄的、却重若千斤的资金调拨单，声音低沉而沙哑：
“小林同志，”他没有叫他的名字，用了正式的称呼，“这笔钱，数目不大，但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
他顿了顿，目光如同实质般压在林朝阳身上：“这是很多工人兄弟，在车间里流汗，勒紧裤腰带，一个螺丝一个螺丝、一件产品一件产品，为国家创造、省出来的外汇！是咱们国家的血汗钱！”
他的手指用力敲着桌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
“现在，把它交到你这个娃娃手里，去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领域里……‘操作’。”他艰难地说出这个词，“我只要求你一件事——”
他死死盯着林朝阳的眼睛，一字一顿：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没有威胁，没有恐吓，只有沉甸甸的、源自于国家和人民的重托。林朝阳感觉肩膀猛地一沉，仿佛那薄薄的文件瞬间化作了千钧重担。
他迎着老领导的目光，没有躲闪，没有豪言壮语，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清晰而郑重地吐出一个字：
“是。”
走出办公室，春日的阳光有些刺眼。林朝阳知道，他接下来的每一个判断，每一次建议，都将不再仅仅关乎个人的成败，更牵动着无数人的期望与一个国家对突破枷锁的艰难尝试。时代的脉搏在他指尖跳动，而他，必须精准地把握住那稍纵即逝的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