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人府正堂内，檀香袅袅，却驱不散那股无形的肃杀之气。首轮关于身份真伪的质询刚落幕，空气中紧绷的弦尚未松弛，太子党一系的官员便已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发起了第二轮更为阴狠的攻势。这一次，他们瞄准的不再是陈远的出身，而是他安身立命、屡破奇案的根本——他那套迥异于常的知识体系。
一位身着绯袍、面容瘦削的御史大夫自旁听席中霍然起身，他姓王，以言辞刻薄、忠于太子闻名。他并未走向堂中，只是立于原地，目光如两柄淬毒的短匕，直刺向站在堂下、神色平静的陈远。
“顾云！”王御史声音尖利，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质问意味，瞬间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先前身份之事，自有宗谱笔迹为证，暂且不论。本官此刻要问的，是你这一身‘本事’的来历！”
他刻意停顿，环视四周，确保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此，方才继续，语速加快，言辞愈发激烈：“你那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验尸之法、断案之术，诸如什么‘骨荫反应’、‘土壤微生物’之说，还有你在雍州古墓中，用以破解所谓‘诅咒’的种种歪理邪说！本官问你，这些诡谲之术，究竟师从何人？出自何典？四书五经，圣贤之道中，可有半分记载？！”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堂内回荡，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质疑与否定。不等陈远回答，他便自问自答，引经据典，将攻击推向高潮：“《礼记》有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一切行为法度，当合乎圣贤之礼，遵循古制！而你之所为，全然背离此道，迥异寻常，非驴非马，此非正途，实乃妖异之术！”
为了增强说服力，他更是翻动手中早已准备好的卷宗，厉声道：“纵观史册，前汉之李少君，以鬼神方术蛊惑武帝；新莽时期，诸多方士以谶纬妖言乱政！彼等皆以奇技淫巧、诡辩异说惑乱君心，最终导致朝纲紊乱，国力衰颓！顾云，你今日之所为，与这些史上留名的妖人方士，有何区别？！岂是正人君子所为？岂是忠臣良吏所行？！”
这一顶“妖异之术”、“堪比史上妖人”的大帽子扣下来，不可谓不沉重。王御史意图再明显不过，就是要将陈远的科学方法彻底污名化，打上“异端”、“邪术”的标签。一旦此论成立，那么陈远之前所有的功劳，都可以被曲解为“妖法惑众”、“别有所图”；他这个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潜伏在朝廷内部的“妖孽”，其“前朝余孽”的身份似乎也因此得到了“能力”上的佐证——若非妖人，焉能会此妖法？
堂上一片寂静，许多官员，包括一些中立派，都下意识地微微颔首。在这个尊崇古制、信奉圣贤之言的时代，陈远那套基于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确实显得格格不入，难以被主流理解和接受。太子党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发动了致命一击。
所有的目光再次聚焦到陈远身上。萧景琰在旁听席上握紧了拳，面露焦急，却碍于身份和场合，无法直接插话。苏清月更是脸色发白，眼中充满了担忧。
陈远迎着王御史那咄咄逼人的目光，面上依旧看不出太多波澜。他深知，在这场针对他知识和理念的审判中，单纯的辩解或引述这个时代无法理解的科学原理，只会被视为“诡辩”。他需要一种更能让这个时代的人，至少是让主审官能够稍微理解的方式，来为自己辩护。
他微微吸了一口气，向前半步，并未直接反驳“妖术”的指控，而是用一种平和中带着力量的语气开口，声音清晰地传遍大堂：“王御史博闻强识，熟知史册，下官佩服。然，御史可知，神农尝百草，方知药性；李冰筑都江堰，乃察水势。下官所为，不过效仿先贤，格物致知而已。”
他目光转向主审的老亲王，语气更为恳切：“王爷，诸位大人。验尸查案，所求无非一个‘真’字。骨殖之伤，土壤之迹，皆如天地所留之密码。下官之法，不过是细心观察，循其自然之理，解读这些密码，以求还原真相。譬如医者望闻问切，依据病患体征推断病因，岂能因医理深奥，便斥之为妖术？下官之心，亦同此理，只为求真相，明是非，护律法之尊严。”
他没有去硬碰硬地争论“科学”与“圣贤之道”的优劣，而是巧妙地将自己的方法类比于这个时代能够理解的“格物致知”和“医道探查”，强调其目的都是为了“求真”、“务实”。这番回答，既回避了直接的术语冲突，又在道理上站稳了脚跟，隐隐将对方的指控化解为对“探索真相”本身的否定。
王御史显然没料到陈远会如此回应，一时语塞，脸色更加难看。他还想再辩，但主审的老亲王却微微抬手，制止了他。老亲王深邃的目光在陈远身上停留片刻，那目光中审视依旧，却似乎也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探究。知识的“罪证”能否成立，显然并非如太子党所愿那般轻易。然而，这第二轮交锋，已然将陈远推到了更危险的悬崖边缘，他赖以生存的学识，本身已成为敌人攻击他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