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多尔切斯特酒店的宴会厅里，水晶吊灯折射出柔和的光芒。
张振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带，看着台下那些期待的面孔。
——媒体人、慈善家、学者，还有几位经历过二战的老者。
莎拉刚刚完成了对“记忆计划”的介绍，此刻转向他：“现在，让我们欢迎这个项目的创始人，从香港远道而来的张振先生。”
掌声中，张振走上讲台。
灯光有些刺眼，他微微眯眼，看到了台下林倾霞鼓励的微笑。
“谢谢莎拉导演，谢谢各位。”
他的英语，带着港式口音，但清晰坚定。
“站在这里，我有些恍惚。三天前我还在香港的茶餐厅里，听一位老太太讲她1949年失散的哥哥；今天却在伦敦，听玛丽亚女士讲述1944年华沙失散的妹妹。”
台下安静下来。
“这两个故事，地理相隔万里，时间相差三十多年。但它们如此相似——都关于离散，都关于等待，都关于永不放弃的寻找。”
张振顿了顿，“在来伦敦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的历史上，总有这么多离散的故事？”
他看向台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
——那是二战期间，从波兰逃到英国的幸存者。
“玛丽亚女士，给我看了一个铁盒，里面有两把小梳子，一个褪色的蝴蝶发夹，还有半张纸条，上面写着‘永远在一起’。她说，这是她和妹妹索菲亚，最后共同拥有的东西。”
张振的声音很轻，但透过麦克风，传遍整个宴会厅。
“铁盒盖内侧刻着‘S.w. 1943’，那是六岁的索菲亚，学写字时刻下的。玛丽亚女士每年，请画家画一张想象中的妹妹——五岁的索菲亚，十岁的索菲亚，二十岁的索菲亚...今年这幅，是六十九岁的索菲亚。”
台下传来轻微的抽泣声。
“我想起香港的陈婆婆，她等了三十八年，等到丈夫从大陆来香港团聚。她每年都做一件新衣服，说‘万一他明天就来了呢’。”
张振说，“我还想起罗先生，他父亲临终前交给他一个铁盒，说‘找到你表姑’。”
他停顿了一下，环视全场：“这些故事让我思考一个更深的问题。我的祖辈经历过战争，我的父辈经历过离散，而我这一代是幸运的——生长在相对和平的年代。但每当我倾听这些故事时，一个问题总萦绕心头：战争到底，给普通人留下了什么？”
张振的语速放慢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评论家。我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记录者。但从我听到的数百个故事中，我看到的是——战争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余波，那些伤痛和离散，哪怕时隔四十余年，依然在普通人的生命里，留下令人触目惊心的疤痕。”
台下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专注地看着他。
“这些伤痕不仅在香港存在，也散落在世界各地——在华沙，在伦敦，在上海，在每一个被战争触碰过的地方。”
张振的声音里，带着真挚的情感，“玛丽亚女士，陈婆婆，罗先生的父亲...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所求的人生，其实很简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和所爱的人在一起，平安相守度过一生。”
他深吸一口气：“可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普通人被卷入他们从未选择的漩涡？为什么最渴望和平的人，往往承受最深的伤痛？”
这个问题悬在空中，沉甸甸的。
“我没有答案。”
张振张开双手，坦诚地说，“但我在想，也许我们回顾这些故事时，最该关注的不是战争的胜负，不是战略的对错，而是那些被卷入其中的普通人——他们失去了什么，他们记住了什么，他们传递了什么。”
他看向莎拉，看向伊娃教授，看向在场所有致力于保存记忆的人。
“这就是‘记忆计划’在做的事。我们不是要歌颂苦难——苦难从不值得歌颂。我们是要记录那些，被苦难触及的生命，是如何依然寻找连接，依然怀抱希望，依然在破碎中寻找完整。”
张振的声音变得坚定：“因为在所有宏大叙事之下，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玛丽亚女士每年画一幅妹妹的肖像，是陈婆婆每年做一件新衣，是罗先生父亲临终前，还紧握的信件。”
“这些故事，不该被人和时光遗忘。”
他说，“因为当我们遗忘普通人的伤痛时，我们也遗忘了什么是最珍贵的东西——对生命的尊重，对和平的渴望，对‘在一起’的珍视。”
台下响起第一声掌声，然后是第二声，很快连成一片。
张振等掌声稍歇，继续说道。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很微小的事——记录一个名字，保存一张照片，连接一段断裂的记忆。我们点燃的，只是一束小小的烟花，也许很快熄灭。但只要在那一刻，它照亮了某个等待被看见的角落，让某个失散的人知道还有人记得、还在寻找...那就足够了。”
他最后说：“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但记忆属于每一个人。让每一个普通人的记忆，都有安放之处，让每一个离散的故事，都有被听见的可能——这就是‘记忆计划’想做的，也是我们需要各位支持的原因。”
张振演讲到此，向着台下鞠了一躬。
演讲结束。
全场寂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那位波兰裔的老先生站起身，眼眶湿润地鼓掌。
接着是第二个人，第三个人。
...几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莎拉上台与张振握手时。
低声说：“这是我听过最动人的演讲之一。”
林倾霞在台下，骄傲地微笑着，轻轻擦了擦眼角。
演讲后的交流环节，张振被团团围住。
一位穿着军装的老绅士。
——二战老兵协会的主席。
——紧紧握住他的手：“年轻人，你说出了我们这代人的心声。战争过去三十多年了，但那些记忆...它们还在。”
《泰晤士报》的文化版编辑，递上名片。
“我想做一个专题报道，不只关于你们的项目，也关于你今天谈到的——普通人的战争记忆。”
陈威廉爵士，也走了过来，眼中带着赞许。
“你说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但记忆属于每一个人。这句话，我要记下来。”
最让张振意外的是，一位德国慈善基金会的代表找到他。
“我们在科隆有个项目，专门帮助战后离散家庭。也许我们可以合作——德国、波兰、英国、香港，建立一个跨国网络。”
希望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
同一时间，香港星时代的会议室里。
一群人正围着收音机。
——何芷晴不知从哪里，搞来了短波设备。
居然收到了bbc国际广播的晚宴现场报道片段。
“...张振先生说：‘战争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余波...依然在普通人的生命里，留下深深的伤痕...’”
收音机里，传来略带杂音。
但清晰可辨的英语，接着是翻译的中文。
黄沾激动地拍桌子：“听到没有！这是我们张总！在国际舞台上发声！”
顾家辉难得地没有泼冷水，反而点点头：“讲得很好。不煽情，但直指人心。”
梅艳芳托着腮：“倾霞姐现在一定很骄傲。”
谭咏麟突发奇想：“我们嘉年华的主题，可以用‘记忆的烟花’！”
“好主意！”
黄沾立刻在白板上，写下这四个大字，“然后下面写小字——每段记忆，都值得被照亮！”
大飞挠头：“沾叔，我们是不是该打电话祝贺张总？”
“现在伦敦几点？”
何芷晴查时区，“晚上十点...晚宴应该还没结束。晚点再打。”
陈浩东一直安静地听着，此时突然开口。
“我想在《烟花之城》新篇章里，加入一个二战离散的故事线。梅霓裳帮助宋辽边境失散的家人重聚...”
“这个好！”
黄沾眼睛一亮，“艺术来源于生活！”
香港的夜晚，一群人为远在伦敦的伙伴，感到骄傲。
同时也被激励着，继续自己的计划。
伦敦晚宴接近尾声时，莎拉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德国红十字会，刚刚传来最新消息——他们找到了汉斯·穆勒的女儿英格丽的现住址。她在汉堡，是一名退休小学教师。”
张振精神一振：“有联系方式吗？”
“有电话号码，但德国同事建议我们先写信，说明来意，这样不会太唐突。”
莎拉说，“毕竟这件事，可能触动很深的情感。”
“明白。”
张振点头，“我们请伊娃教授，帮忙用德文写一封信，附上玛丽亚女士的故事和照片。”
林倾霞补充：“也可以附上铁盒和刻字的照片。如果英格丽女士就是索菲亚，或者知道索菲亚的下落...”
希望又近了一步。
宴会结束时，陈威廉爵士特意留下张振。
“我下个月，会在香港举办一个‘流散文物展’，想邀请‘记忆计划’作为合作方。我们可以做一个特别展区——‘文物的记忆，人的记忆’。”
“我们很荣幸。”
张振真诚地说。
回酒店的路上，伦敦下起了蒙蒙细雨。
出租车车窗上，雨滴划出一道道痕迹。
像泪水，也像烟花散落时的轨迹。
“今天演讲时，我看到好多人哭了。”
林倾霞轻声说。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离散故事。”
张振望着窗外，“只是有些被说出来，有些藏在心里。”
“你说战争，为什么总要发生？”
林倾霞问出了那个，永恒的问题。
张振沉默了很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每一次我们帮助一个家庭重聚，每一次我们记录下一个故事，每一次我们让一个人，知道他们没有被遗忘...我们就在对抗战争留下的创伤。”
“用记忆对抗遗忘。”
林倾霞总结。
“用连接对抗离散。”张振补充。
出租车驶过泰晤士河，伦敦眼在雨夜中静静旋转。
这座经历过闪电战、接纳过无数战争难民的都市。
此刻包容着又一个，关于记忆与希望的故事。
回到酒店房间，电话适时响起。
——是香港打来的。
接起来，是黄沾兴奋的声音：“张总！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你的演讲了！厉害啊！国际范儿！”
张振笑了：“沾叔，你们还没睡？”
“为张总喝彩，哪能睡！”
黄沾声音洪亮，“对了，我们准备搞个‘记忆的烟花’嘉年华，等你回来商量细节！”
又聊了几句，挂断电话后，张振站在窗前。
雨夜的伦敦，街灯在湿润的空气中，晕开成一片片光晕，真的像极了烟花。
林倾霞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茶：“今天很成功。”
“只是开始。”
张振接过茶杯，“明天我们要开始给汉堡写信，联系波兹南的查询进展，还要准备与德国基金会的合作方案...”
“一步一步来。”
林倾霞靠在他肩上，“就像点烟花，一根一根点。”
窗外，一辆夜间巴士驶过。
红色车身在雨幕中，像一道流动的光。
在这座同样由离散者建造、在战火中幸存、在记忆中重建的城市里。
新的连接正在形成。
而香港那边，另一群人正准备好，点燃更多的烟花。
张振想起今晚演讲结束时，那位二战老兵对他说的话。
“年轻人，你们在做一件重要的事——不让记忆随我们老去而消失。”
是啊，记忆会老去，但故事可以传递；
人会离散，但连接可以重建；
战争会造成创伤，但和平的愿望，永远不会熄灭。
就像烟花，即使短暂，也要照亮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