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埠贵的算盘珠子，在红星四合院响了整整十年。从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到算计着让三个儿子轮流“尽孝”，再到见缝插针想从王建国的技术项目里捞点好处，他这辈子仿佛就为了“算计”二字活着。可到了最后，那些噼里啪啦的算盘声，终究成了院里人茶余饭后的一场笑话。
这年秋天，街道办传来消息，说要给院里评“模范家庭”，得奖的能领十斤白面和一张奖状。阎埠贵听到消息时，正在给窗台上的仙人掌浇水——那仙人掌还是他去年从邻居家“借”的花籽种的，如今长得歪歪扭扭，倒像极了他此刻的心思。
“三大妈，你听见没？模范家庭！十斤白面！”阎埠贵放下水壶，眼睛亮得像藏了两颗铜钱，“咱们家要是能评上，这个冬天就不用顿顿喝稀粥了。”
三大妈正缝补着儿子穿破的袜子，闻言头也没抬：“评咱们家？你忘了上个月阎解成两口子因为借粮的事，跟你吵到街上去了？还是你觉得阎解放把你攒的那点煤球偷偷卖了的事，街坊们不知道？”
阎埠贵的脸僵了一下，随即又满不在乎地摆手：“家丑不可外扬，只要咱们把面子做足了，谁知道里头的弯弯绕？你听我的，从今天起，咱们家天天吃窝窝头，我呢，就去院里多‘关心’关心邻居，尤其是王建国他们家——他现在是厂里的红人，街道办的人都敬他三分，只要他在评委会上替咱们说句好话……”
他越说越兴奋，仿佛那十斤白面已经揣进了怀里，连带着那张能贴在墙上炫耀的奖状，都在他眼前晃悠。
接下来的几天，阎埠贵果然变了个人。以前见了谁都躲着走，生怕被人借东西，如今却主动在院里溜达，见人就打招呼，嘴角的笑能堆到眼角。看到王建国下班回来，他更是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去，手里还拿着个皱巴巴的烟盒。
“建国啊，下班啦？累坏了吧？”阎埠贵点头哈腰，把烟盒递过去，“来根烟？我女婿送的，好烟！”
王建国看着那烟盒里露出的劣质烟丝，心里明镜似的，却不动声色地摆摆手：“三大爷，我不抽烟，谢谢您。”
“不抽啊？那也好，抽烟伤身子。”阎埠贵立刻把烟盒收回来，揣进怀里，又话锋一转，“建国啊，我听说你最近在厂里搞了个新项目，能让轧钢效率提高三成？啧啧，真是年轻有为啊！想当年你还是个小娃娃的时候，我就看你不凡……”
他唾沫横飞地拍着马屁，眼睛却一直瞟着王建国的脸色，想从他脸上看出点松动的迹象。
王建国只是淡淡听着，等他说得差不多了，才开口：“三大爷，您有事就直说吧。”
阎埠贵被戳破心思，也不尴尬，反而凑近了些，压低声音：“建国啊，就是那个……街道办评模范家庭的事，你也听说了吧？咱们家吧，虽然不富裕，但家风正，孩子们也孝顺，你看……”
“三大爷，”王建国打断他，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认真，“评模范家庭，看的是实际情况，不是靠嘴说。您家的情况，街道办的人都清楚，我一个外人，不好插嘴。”
阎埠贵的笑容瞬间垮了，像被戳破的气球。他张了张嘴，还想再说点什么，王建国却已经转身走了，只留下他愣在原地，手里的烟盒被捏得变了形。
碰了一鼻子灰，阎埠贵并没有放弃。他眼珠一转，又把主意打到了傻柱身上。傻柱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拎不清”，但心肠软，容易被说动。
“柱子啊，你看你三大爷我，这辈子没别的念想，就想给家里挣点面子。”阎埠贵坐在傻柱家的小板凳上，唉声叹气，“那十斤白面倒是次要的，主要是那张奖状，能让街坊们看看，我阎埠贵教出来的儿子，不是只会窝里斗的孬种……”
傻柱正在擦他那口宝贝炒锅，闻言停下手里的活，皱着眉：“三大爷，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你家那情况，我怎么替你说话？上次阎解成把你锁在屋里，就为了独吞你攒的那点钱，这事全院都知道。”
阎埠贵的脸涨得通红，嘴里嘟囔着：“那是误会，都是误会……”可声音越来越小，最后连自己都觉得底气不足。
从傻柱家出来，阎埠贵又去了前院几家邻居家游说，可谁都知道他的性子，要么找借口躲开，要么就敷衍几句，没一个人愿意帮他。他这才发现，自己算计了一辈子，在院里竟连个能说上句真心话的人都没有。
评委会上门那天，阎埠贵特意穿上了过年才舍得拿出来的蓝布褂子，还让三大妈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连窗台上的仙人掌都擦得锃亮。他站在门口，搓着手，眼巴巴地等着评委会的人。
可评委会的人只是在门口看了一眼，就被隔壁的李家婶子拉走了——李家最近收养了一个孤儿，街坊们都看在眼里，模范家庭的名额，几乎没什么悬念。
阎埠贵看着评委会的人进了李家院门，又看着他们出来时手里拿着的奖状和面粉袋，眼睛都红了。他冲上去想理论，却被街道办的人拦住：“阎大爷，您家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以后好好过日子，明年还有机会。”
“机会？我等得起吗？”阎埠贵低吼着，声音里带着哭腔，“我算计了一辈子，就想挣点面子，就想让家里人吃顿饱饭，怎么就这么难？”
没人回答他。院里的邻居都站在远处看着，眼神里有同情，有嘲讽，更多的却是漠然。
那天晚上，阎埠贵把自己关在屋里，翻出了那把用了几十年的算盘，噼里啪啦地打了起来。可打着打着，声音就乱了，最后变成了一阵接一阵的呜咽。三大妈在门外听着，悄悄抹了把眼泪——她知道，老伴这是彻底垮了。
没过多久，阎埠贵病倒了。躺在床上，他总是喃喃自语，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算计：“那根针是我借出去的，还没还……”“阎解旷欠我的五分钱，得让他还……”“上次去看电影，三大妈多吃了我半颗瓜子……”
三个儿子来看过他一次，却因为谁该掏钱给他抓药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阎埠贵躺在病床上，听着屋外的争吵声，忽然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王建国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睁着眼睛，看着屋顶。王建国把带来的红糖和鸡蛋放在桌上，没说什么，默默站了一会儿就走了。他知道，阎埠贵这一辈子，被“算计”两个字困住了，到最后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成了院里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阎埠贵去世那天，天阴沉沉的。三个儿子勉强凑钱给他办了葬礼，葬礼上冷冷清清，除了自家亲戚，院里没几个人去。倒是傻柱，偷偷塞给三大妈五块钱，叹着气说：“好歹邻居一场。”
出殡的时候，三大妈从阎埠贵的枕头底下翻出了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堆一分两分的硬币，还有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加起来也不到三块钱。旁边还压着一张纸，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给解成、解放、解旷分的家产……”后面的字被泪水晕开了，看不清。
三大妈抱着那个布包，坐在空荡荡的屋里，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
这场由十斤白面引发的闹剧，最终以阎埠贵的离世画上了句号。院里的人偶尔还会提起他，说他一辈子精于算计，却什么都没捞着，真是个笑话。可只有王建国知道，阎埠贵的悲剧，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算计，更是因为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和他骨子里那份可怜的自私与虚荣。
秋风穿过四合院，卷起地上的落叶，仿佛还能听到那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只是这一次，再也没人会当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