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的求救电报,像一颗被烧红的石子,扔进了中国远征军那锅本已混乱不堪的 “粥” 里,瞬间激起一片沸腾的争吵。
电报同时送到了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和总指挥史迪威的指挥部。罗卓英看着电报上斯利姆近乎哀求的措辞,眉头拧成疙瘩;一旁的史迪威也盯着缅甸地图,手指不停敲击桌面,两人都清楚,“救” 与 “不救”,不仅关乎七千英军的生死,更牵动着远征军右翼的安危。
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
从军事上看,风险实在太大。当时离仁安羌最近的中国军队,是刚抵达乔克巴当的新 38 师 113 团 —— 这是一支加强团,下辖 3 个步兵营、1 个迫击炮连、1 个反坦克炮连,总兵力约 1700 人。而他们要面对的,是日军作间部队(约 2100 人,以步兵第 214 联队为主,配属山炮、工兵分队);要救援的,是被围困的七千多名英军。用 1700 人冲击 2100 人的包围圈,还要带出七千名非战斗状态的英军,这在任何军事教科书上,都近乎 “以弱攻坚” 的险局。
更关键的是,第一次入缅战局已对远征军不利:第 5 军在曼德勒附近布防,第 200 师刚从同古突围,各部队被指挥体系分割在不同战场。若把 113 团这颗 “棋子” 填进仁安羌,一旦失手,曼德勒右翼将彻底空虚,日军若趁机迂回,整个远征军的防线都可能崩溃。
罗卓英犹豫了。
作为司令长官,他要为全局负责,不敢拿一支精锐的加强团赌命;史迪威虽主张 “盟军互援”,却也清楚兵力差距,两人只能联名向重庆最高统帅部请示。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同样陷入两难:救则冒精锐受损之险,不救则恐失国际信任。
就在这上下犹豫、迟迟无法决断的时刻,一个人站了出来 —— 新 38 师师长孙立人。
孙立人是当时中国军队里极特殊的存在:他先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后考入弗吉尼亚军校,是极少数受过完整西方高等军事教育的将领;他既有清华学子的儒雅,又有淞沪会战血战日军的实战经验,一口流利的英语能与英美军官无障碍沟通。更难得的是,他治军严谨,讲究科学,要求士兵 “既要会开枪,也要学文化”,新 38 师是远征军里少有的 “文武兼备” 的精锐。
当他在曼德勒驻地得知英军被围的消息后,没有丝毫犹豫。
他先找到史迪威。
这位美国将军本就不满英军消极撤退,更清楚 “见死不救” 对盟军信任的打击,当即表示支持:“我会让英军提供日军阵地分布图,你需要的弹药、卡车,我优先协调!” 随后,孙立人驱车赶往远征军司令部,当着罗卓英、史迪威和英国联络官的面,先用英语向史迪威和英军军官陈述决心,再转向罗卓英,语气决绝:
“总司令!这一仗打的不是单纯的军事,是国格!是中华民族信守盟约、患难与共的国格!”
“反对的人说兵力单薄、恐被英军当炮灰,可我们是盟军,见死不救,英美会说中国人自私怯懦,不配当盟友!以后在国际上,我们永远抬不起头!”
“这一仗,我孙立人必须打!113 团归我全权指挥,打赢了,是国家的荣誉;打输了,我孙立人以死谢罪!”
整个指挥部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他超越单纯军事算计的道义担当震撼。
史迪威率先打破沉默,用英语对英国联络官说:“孙将军的决心,就是我们的决策!” 罗卓英看着孙立人坚定的眼神,终于点头:“准了!英军已协调 30 辆卡车支援运输,务必兼顾救援与自身安全!”
孙立人没有浪费一分钟。他立刻给乔克巴当的 113 团团长刘放吾发去电报:“星夜兼程,向仁安羌开进!目标:突破日军防线,解救英军!”
一场即将震惊世界的 “以少救多” 的战役,正式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