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三年七月，澎湖海战的胜利，在欧洲殖民者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其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整个东南亚的殖民网络。
他们在之前殖民世界的过程中遇到的都是一些落后的、原始的、愚昧的王国或者是原始部落，根本没有遇到任何有规模的抵抗，更没有遇到过像这种军队被成建制消灭的情况。
因此当大明水师在澎湖海域浴血奋战，最终成建制的消灭掉荷兰驻澎湖舰队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溃逃的荷兰水手、往来穿梭的商船、以及嗅觉灵敏的间谍——传达到各个殖民据点时，所引起的并非仅仅是震惊，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近乎恐慌的颤栗。
在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大本营，总督府内气氛凝重。
扬·皮特斯佐恩·科恩总督面色铁青地听着幸存军官语无伦次的报告，尤其是当他听到雷约生司令官连同旗舰“赫克托”号被一艘燃烧的明国战舰撞沉同归于尽时，他手中的银质酒杯被“啪”的一声摔在地上。
“混蛋、混蛋，那些明国的士兵们……他们竟然能如此悍不畏死？”科恩喃喃自语，他很快也就意识到，荷兰在远东遇到的，不再是那些可以轻易用几门大炮、几竿就吓唬住的原始部落，而是一个拥有古老文明、深厚底蕴和决死意志的庞然大物。
他没想到大明的水师居然会如此强大。大明水师展现出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澎湖海战的失败，不仅仅只是一次军事上的挫败，更是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权威和商业垄断野心的沉重打击。
在马尼拉（今菲律宾），西班牙总督府的氛围同样紧张。
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费尔南多·德·席尔瓦，一位以虔诚和强硬着称的贵族，在收到消息后，立刻召集了幕僚和教会高层。
他忧心忡忡地指出：“明国人收复澎湖，下一步必然会剑指吕宋（今菲律宾地区）。
他们在台湾北部的移民活动日益频繁，这严重威胁我们在吕宋的利益，以及通往日本的航线安全！更可怕的是，他们那种异教徒的、不畏惧死亡的战斗方式，是对上帝子民的挑衅！”他担心，一旦大明彻底掌控台海，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将岌岌可危，来自日本的白银航线也可能会被切断。
而反应最为激烈的，莫过于澳门的葡萄牙人。
澳门议事会的议员们和驻军司令几乎陷入了集体性的恐慌。
与荷兰、西班牙这些后来的闯入者不同，葡萄牙人自嘉靖年间就以租居的形式盘踞在澳门，他们更深知这个古老帝国的潜力和一旦被激怒后的可怕。
大明水师能如此干脆利落地歼灭雷约生的舰队，那么下一个目标会不会就是近在咫尺的澳门？
他们赖以生存的转口贸易，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经营了近半个世纪的基业，很可能会在明朝水师的兵锋下毁于一旦。
在这种普遍的恐慌和危机感驱使下，一场秘密的、更高级别的会晤在一种极其隐秘的氛围中展开了。
而会议地址则是在经过多轮商议之后，选择在了靠近马六甲海峡的一片海域之中。
在泰昌三年十月，飘荡在马六甲附近海域上的一艘大型武装商船内。
来自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方面的高级代表、西班牙驻马尼拉总督的特使、葡萄牙澳门议事会的全权代表，甚至还有一位不请自来、代表着新兴的、同样对东方充满贪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观察员，都聚集在了一起。
会议上，各方争吵、猜忌，互相指责对方激化了与明帝国的矛盾。
但很快，一种共识在恐惧的催化下逐渐形成：他们一致认为不能再坐视大明这只东方雄狮彻底苏醒并将其海洋爪牙向远处伸出！必须在其海军力量尚未完全强大、尚未形成对欧洲的绝对优势之前，给予其一次沉重的、足以让其伤筋动骨的打击，将其重新锁回陆地！
葡萄牙代表最为激动，他挥舞着手臂，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拉丁语强调：“先生们！不能再犹豫了！明朝人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他们的舰队损失惨重，需要时间修复。他们的士兵虽然勇敢，但战术和装备仍落后于我们！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最佳，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我们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前所未有的强大舰队，直捣他们的心脏——福州，甚至他们的京师！我们要用最猛烈的炮火，把他们的港口变成废墟，把他们的舰队打残、打怕！我们要让他们明白，海洋，是我们欧洲人的海洋！我们要逼迫他们开放所有港口，给予我们最优惠的贸易特权，甚至……甚至要考虑在他们的沿海建立我们永久的、受保护的殖民据点，就像我们在印度和香料群岛做的那样！”
这个疯狂而大胆的计划，起初让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有些迟疑，毕竟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但一想到大明那庞大的市场、无尽的物产，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更强大的海上威胁，贪婪最终压倒了理智。
西班牙特使想到了墨西哥白银与中国丝绸瓷器的巨大利润，荷兰代表则憧憬着打破葡萄牙对华贸易间接垄断、直接获取生丝和瓷器的前景。
就连那位英国观察员，虽然此时力量薄弱，也眼中放光，看到了趁乱分一杯羹、在远东站稳脚跟的可能。
“联合舰队”，这个充满诱惑与危险词汇，终于被提上了议程。
一个旨在瓦解大明海防、企图殖民其沿海的疯狂计划，在几个欧洲殖民者的密谋中，逐渐勾勒出狰狞的轮廓。
他们开始估算能够动用的战舰数量、士兵人数，讨论进攻路线、后勤补给，以及如何协调各自为战的军队。
东南亚的殖民力量，在共同的恐惧和更大的贪婪驱使下，暂时放下了彼此的纷争，开始酝酿一场针对新兴东方海权力量的、规模空前的联合军事行动。
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遥远的南洋酝酿，即将扑向大明那漫长而富庶的东南海岸线。而此刻的北京和福州，尚沉浸在澎湖大捷的余韵与伤痛中，对这场即将到来的、由西方殖民者首次联手发起的挑战，还一无所知。
大明帝国的海疆，在短暂的平静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突然感悟：在写本章之前作者也一直在认真的学习我们华夏的历史并期望以史为鉴，希望能够从我们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强大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古至今，想必与作者有同样想法的人也必定是数不胜数（其中必然包括喜欢本书的读者家人们），在这里面各种王侯将相、天赋异禀、智慧超绝之人更是数不胜数，可是在我们华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么多的智慧超绝之辈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以史为鉴，最终却研究出来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研究出来了“八股科举”的教育选拔制度、研究出来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对百姓的防备、研究出来了“宁予外邦， 不予家奴 ，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对外的谄媚、研究出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斗、研究出来了“三十三两白银”的疲民之策、研究出来了“闭关锁国”的顽固封闭、研究出来了“毁书灭学”的愚民之策，最终导致了1644年之后的神州沦陷的华夏三百年屈辱史（注：此处作者用的是三百年屈辱史而不是一百年屈辱史）。
导致这一切的结果，是他们研究的不好吗？不，恰恰相反是他们研究的太好了。
华夏1644年之前的这群智慧超绝之人，不断的研究华夏历史，以史为鉴，几乎把所有能够妨碍他们统治的内部漏洞几乎都堵住了，当武将强大他们就限制武将、当宦官权大他们就限制宦官、甚至是当皇权强大他们也开始尝试限制皇权，尤其是对于人口始终处于绝大多数的底层百姓而言，他们更是想尽千方百计的以史为鉴，进行限制，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在这种限制下一起完蛋。
导致这样的结果，是他们研究错了吗？
从他们自身的阶层和当时的世界格局而言，作者不敢断言他们错了，因为他们毕竟要比作者乃至本书的绝大多数读者都要聪明上许多许多。
可是有一点作者却敢断言他们错了，那就是他们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历史错了。
他们一直以来研究的都是自己的历史，因此得出的所有经验和教训也都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方法。
用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限制自己的发展，说起来真的是十分可悲和可笑。
因此本书今后将会分析和研究一部分欧美发展强大起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引导人们不要总是把目光放在自己人，放在本国家和民族的内斗之上。
这个地球上说白了就是两个文明的对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当今世界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视角，如果我们还是仅仅只研究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那么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终究只能被用于限制自己的发展。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打开世界格局，研究整个世界的发展历史经验和教训，那么我们就能以一个整体的形式，来限制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强大。
相信我们14亿的智慧绝顶之士，一旦把所有目光都转移到研究整个世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上面，一定会再续华夏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