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墨，在城南老街经营着一家不起眼的旧书店，店名“墨渊斋”。店面不大，光线常年有些昏暗，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霉味和淡淡墨香混合的独特气息。与其他旧书店不同，我除了售卖，更主要的工作是修补古籍。我继承了爷爷的手艺，能修复那些破损严重的线装书、民国报刊，甚至是更古老的抄本。
日子本如店里的尘埃般，安静而缓慢地沉降。直到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一个神色憔悴的中年男人抱着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袱，推开了店门。
“请问……沈师傅在吗？”他声音沙哑，眼窝深陷，“他们都说，您是城里最好的修补师傅。”
我请他坐下，倒了杯热茶。他自称姓周，包袱里是他祖父的遗物——一本几乎散架的笔记。他小心翼翼地打开蓝布，露出了里面的本子。那是一本民国时期常见的毛边纸笔记本，封面是硬纸板，早已磨损得看不清原色，用纸捻粗糙地固定着，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彻底散架。
“我爷爷……上个月走了。”周先生摩挲着笔记本，眼神哀伤，“他临终前反复叮嘱，一定要把这本书修补好。他说……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他忘了，但必须想起来。”他苦笑一下，“我们翻看过，里面大部分是空的，只有零星几页有些模糊的字迹和……一些谁也看不懂的涂鸦。我们都觉得他是老了，糊涂了。但这是遗愿……”
我戴上白手套，极其小心地拿起笔记本。入手的感觉异常沉重，并非物理上的重量，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沉滞感。纸张脆弱发黄，边缘如同枯叶般易碎。我轻轻翻开，果然，如周先生所说，十之八九都是空白。但在某些页面上，确实有极其淡的、几乎褪尽的墨迹，像是随手记下的日期、零碎词语，字形扭曲，似乎书写时处于极大的情绪波动中。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涂鸦”——并非图案，而是一些混乱、重复、充满焦虑感的线条，深深浅浅地刻在纸纤维里，有些地方甚至被笔尖戳破。
“这损坏很严重，”我实话实说，“修复难度很大，而且……未必能找到您祖父想记起的东西。”
“我明白，我明白，”周先生连忙说，“您尽力就好。费用不是问题。”他留下联系方式和一个远超正常修复费用的红包，便匆匆离开了，仿佛不愿在这本笔记上多耗费一刻。
我将笔记本放在工作台——一张铺着软毡的大桌子，开始了初步检查。随着仔细的观察，一种莫名的不安感渐渐浮现。那些混乱的线条，看久了竟让人觉得头晕目眩，仿佛能感受到书写者当时的恐慌与无助。而且，笔记本散发出的气味，除了旧纸的霉味，似乎还夹杂着一丝极淡的、若有若无的……类似旧式消毒水和某种冷冽植物的混合气息，这味道让我隐隐有些排斥。
修复工作异常艰难。清理灰尘、平整纸张、小心地填补破损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极大的耐心。我习惯于在夜深人静时工作，店里只开一盏孤零零的台灯，光线聚焦在方寸之间。
就在修复工作进行到第三天的深夜，怪事发生了。
当时我正在处理一页破损特别严重的纸张，上面只有半个模糊的日期“民国三十x年 x月xx日”，以及一片密集得令人窒息的乱线。我全神贯注，用细毫笔蘸取特制的补纸浆，一点点填补一个虫洞。
突然，台灯闪烁了一下。
我抬起头，店里一片死寂，只有窗外远处传来的模糊车声。我以为是电压不稳，没太在意。但当我重新俯身工作时，眼角的余光似乎瞥见，工作台对面的书架阴影里，有什么东西极快地动了一下。
我猛地转头，心脏骤然收紧。阴影依旧是阴影，空无一物。
是太累了吧？我揉了揉眉心，准备继续。就在这时，一个极其微弱、仿佛来自极远之处的声音，飘进了我的耳朵：
“找……到……”
那声音苍老、干涩，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渴望与……急切。
我浑身的汗毛瞬间立起！这店里，只有我一人！
我屏住呼吸，环顾四周。高大的书架在昏暗的光线下投下幢幢黑影，仿佛潜藏着无数默不作声的窥视者。空气中，那股旧消毒水和冷冽植物的混合气味，似乎浓郁了一点点。
“谁？”我压低声音问道，手心里沁出了冷汗。
没有任何回应。只有一种冰冷的、被什么东西牢牢“注视”着的感觉，从四面八方包裹而来。
那一晚，我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书店。
从那天起，平静被彻底打破。
那本笔记本身也开始显现异常。我有时会发现自己头天晚上修复好的部分，第二天早上会出现新的、细微的褶皱，仿佛被人反复摩挲过。有一次，我清楚地记得将一根用于固定的棉线放在了工作台左侧，第二天却发现它出现在了右侧，而且打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复杂而古怪的绳结。
更让我恐惧的是幻听的加剧。那苍老的声音不再局限于深夜，有时在午后，有时在我回家的路上，都会毫无征兆地响起，重复着那几个零碎的词语：
“记……不起来……”
“在……哪里……”
“帮……我……”
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仿佛那个“存在”正一步步从虚无中走近，试图与我建立联系。
我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失眠、焦虑、莫名的恐慌时刻缠绕着我。我开始回避那本笔记，但它就像一块磁石，一种无形的力量总驱使着我回到工作台前。我甚至开始做一些光怪陆离的梦，梦里我总是置身于一条无尽延伸的、充满消毒水气味的昏暗走廊，一个佝偻模糊的身影在前面蹒跚而行，不断回头，用空洞的眼神望着我，嘴唇翕动，却发不出声音。
我知道，一切的源头，就是那本笔记，以及笔记主人——周先生的祖父，那未曾安息的、强烈的执念。
我不能再被动承受。我联系了周先生，希望能了解更多关于他祖父的信息。电话那头的周先生听我描述完近期的“异常”后，沉默了很久，才沙哑地开口：
“沈师傅……不瞒您说，我祖父晚年，确实有些……不太正常。他总说自己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关于一个地方，一个人。他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空白的本子写写画画，然后又把它们撕掉。他去世前那段时间，情况更糟了，有时会突然抓住我们的手，眼神惊恐地说‘他们不见了’，‘我得回去’……我们只当他得了老年痴呆。”
“他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追问。
“他年轻时……好像在城西那家现在已经废弃的‘仁济医院’做过事，具体做什么，他不愿细说，我们也不清楚。”
仁济医院！那个地方我知道，是民国时期的一家教会医院，后来历经战乱，几度易主，最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彻底废弃，关于那里闹鬼的传闻一直没断过。
线索似乎指向了那里。笔记本上的日期、消毒水气味、医院的背景、以及那“忘了”和“必须回去”的执念……
一个大胆甚至疯狂的念头在我脑中形成。或许，修复这本笔记，不仅仅是修补纸张，更是要“修补”一段被遗忘、被刻意隐藏的记忆？那个“存在”无法安息，是因为有未竟之事，有必须被揭露的真相，被封存、遗忘在了那家废弃医院里？
我决定冒险一试。我不是去驱鬼，而是去……“寻踪”。我要去仁济医院旧址，带着这本笔记，看看能否找到激发这执念的源头。
我没有告诉周先生我的计划。在一个天空阴沉得如同蒙着灰尘的下午，我带着那本用蓝布重新包好的笔记，来到了位于城西荒僻之地的仁济医院。
医院的主楼是一栋庞大的、中西合璧的灰色建筑，窗户大多破损，像无数只空洞的眼睛。围墙倒塌，铁门锈蚀，院内杂草丛生，弥漫着破败与死亡的气息。
我深吸一口气，踏入了这片被时光遗忘的领域。
内部更是昏暗，光线勉强透过破损的屋顶和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斑。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灰尘、霉菌和……没错，就是那股熟悉的、淡淡的旧消毒水味。走廊幽深，两侧是无数扇紧闭或洞开的房门，墙皮剥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块。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精神高度紧张。我不知道要找什么，只能凭着直觉，同时感受着手中那本笔记的“反应”。它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那股沉滞感愈发明显。
我沿着一条尤其昏暗的走廊向前，来到一扇虚掩着的、厚重的木门前。门牌早已掉落，但门板的材质和样式，与我梦中那条走廊的某些门有些相似。
我推开门，里面像是一间废弃的办公室或者档案室。文件柜东倒西歪，满地都是散落的、早已腐烂的纸张。角落里放着一张旧式办公桌，桌面上空无一物，积着厚厚的灰尘。
就在这时，我手中的笔记突然变得滚烫！不是物理上的温度，而是一种灼烧灵魂的感觉！
我猛地松开手，笔记掉落在满是灰尘的地上，蓝布散开。几乎是同时，那个苍老的声音在我脑海中轰然炸响，不再是模糊的呓语，而是无比清晰、充满了痛苦与恐惧的呐喊：
“在这里！就是这里！他们……他们把孩子们……带走了！再也没回来！”
伴随着这声呐喊，一股冰冷刺骨的怨念如同实质的冲击波，以笔记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办公室的景象在我眼前开始扭曲、晃动，仿佛老旧的电影胶片开始放映——
我看到穿着旧式护士服、面容模糊的人影，粗暴地将一些哭喊着的、瘦弱的孩子从旁边的房间里拖出来……我看到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医生，眼神冷漠地记录着什么……我看到角落里，一个年轻的、像是助理或者记录员的身影（那眉眼，依稀与周先生有几分相似！）正痛苦地捂住耳朵，缩在墙角，身体剧烈颤抖，脸上写满了恐惧与挣扎……我看到他趁着无人注意，偷偷在一个小本子上飞快地记录着，然后又惊恐地撕掉、藏起来……
画面破碎而混乱，但那股绝望、罪恶与被掩盖的真相所带来的冲击，几乎让我窒息。
是了！仁济医院在战时或某个特殊时期，可能进行过不人道的、涉及儿童的“实验”或“处理”！周先生的祖父，当时可能只是一个卑微的记录员或助手，他目睹了这一切，内心深受煎熬，却无力反抗。他将部分的真相、名单、或者仅仅是自己的恐惧与负罪感，以某种方式（也许是密写，也许是只有他自己懂的符号）记录在了那本笔记里，然后又因为恐惧而自我封闭，选择了“遗忘”。但这份沉重的记忆和未能阻止悲剧的负罪感，形成了强大的执念，附着在了这本他临终前唯一记起的笔记本上！
他并非想不起来，而是不敢想起！但他良知未泯，最终，这份执念冲破了一切，驱使着他的后人，将笔记送到了能“修复”它的人手中——不仅仅是修复纸张，更是要修复这段被湮没的记忆，让真相重见天日！
幻象消失了。办公室恢复了死寂和破败。那本笔记静静地躺在地上，似乎耗尽了所有力量，那股缠绕其上的怨念与执念，也如同退潮般缓缓消散。空气中那股冰冷的注视感，不见了。
我捡起笔记，感觉它变得轻了许多，那种沉滞感消失了。我知道，那个被困住的灵魂，在真相被“看见”的这一刻，终于得到了解脱。
我没有带走任何“证据”，那些幻象无法作为实证。我将笔记重新包好，离开了这座承载了太多痛苦的建筑。
回到“墨渊斋”，我将后续的修复工作完成。这一次，异常再也没有出现。当我把修复一新的笔记本交还给周先生时，我没有告诉他我在医院的经历，只是说：“您祖父想记起的东西，或许已经不需要再刻意寻找了。有些记忆，沉重到个人无法承担，但重要的是，它们存在过。”
周先生似懂非懂，但看到笔记本被完美修复，还是郑重地道了谢。
后来，我通过匿名渠道，将我“看到”的关于仁济医院的信息，提供给了本地研究战时历史的学者。能否掀起波澜，我不知道。
那本笔记之后，我依旧修补着旧书。但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修补的，不仅仅是破损的纸张，有时更是通往过去的桥梁，是承载着欢笑、泪水、秘密与执念的容器。每一个送到我手中的旧物，都可能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等待着被温柔地触碰，被安静地倾听，然后，在恰当的时机，获得最终的安宁。
而我，只是这条时间长河边，一个偶然的、负责摆渡的匠人。只是下一次，当再有带着特殊“重量”的旧书送来时，我触碰它们的手指，或许会多一份更深的敬畏与审慎。因为我知道，有些回响，跨越了时空，只为寻求一个答案，而倾听者，需要有一颗足够坚韧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