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时间，生民会就掌控了夸父星上的一块大陆，不得不说，袁野和蔚兰亭他们联手创造了一个奇迹。在这块大陆上，蔚兰亭成了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他坐镇天坪，把一个小镇变成了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他按照天神宝典的指示，提出了天坪上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把全境域十横十纵的道路网建设、陆路交通工具生产制造和规模运用、通讯未来发展方向、全境域居住条件的改善和规划发展、出海航运建设以及军事力量建设等都纳入了工作重心。并提出了全境域新的行政区划，他将天坪上国按照历史沿袭、地理条件、民俗习惯、经济统筹、人口数量等划分为四十八个区块，统称为道。道下设府，除了京畿道，全国范围划成了将近五百个府。府下设乡，全国有近一万个乡。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全国上下将近百万人的管理体系，目前除了天坪的京畿道相对完善一点，其余的地方全都是大额缺员，所以他才会不遗余力地扩张生民大讲堂和科技学校，抽调和选拔大量的前学员做师资力量，切实加强官员培训，逐步推行未经培训不得上岗。
制度建设上，蔚兰亭觉得想法和做法存在着很大矛盾，他本想打造一个幸福和谐的世界，但却必须按照袁野和吴钟宥的法治理念来保证，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种做法，责令吴钟宥负责建立法制体系，先后出台了官员行为规范、经济管理行为规范、军职人员包括治安管理人员行为规范各二十条，简单易行，一看就懂，接受度高，老百姓也能用这些来行使监督权，堪比当初刘邦进关中的约法三章。最为难能的是，这些规范中都要求所有官员每年都要有调研任务，每人每年至少一次，并必须在“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大框架下提出合理建议，在本级生民大讲堂上进行宣讲，宣讲后接受度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纳入决策参考，达不到百分之五十的视为未完成，三年完不成的即为不合格，踢出管理体制。
在分配体制建设上，蔚兰亭坚决推行逐步完善的配给制，即政府统筹组织全民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物资生产，然后按照基础保障配给到人头，但鉴于人的需求不同，所以采取工薪制和市场化做补充，非必需品交给市场生产。政府出台必须由政府组织生产的物资清单，然后将政府生产不足或政府不组织生产的部分交给市场来补充，属于配给制的物资由政府比照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实行政府采购，其余的全部由市场自主配资资源纳入市场体系。
经生民会最高长老会研究，允许体制内的所有公职人员参与商业活动，但不得违背两项铁律，一是从事的活动必须报备且不得运用职务之便从事相关产业经营或收取任何费用，二是绝对不得影响本职工作，个人获利所占有的最高财产设定上限，超出部分则必须申报上交国库所有，并作了最精细的界定。他们认为，堵不住，不如疏。只要严加监督，严格执行，应该可以逐步理顺这些问题。
不得不说，蔚兰亭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他自己和家人住在天坪的一套普通公寓里，由于家族庞大，兄弟众多，他们也都和他一样把家庭拆分后分别拥有了一套住房。他的工薪也就比一般人略高一点，妻子也在生民大讲堂工作，孩子们则进了兵工厂在一线工作。除了在国家大事上一言九鼎，他没有任何特权，连正式场合的衣服都是自己掏腰包。在他的垂范下，杜振霆、邹顺旭、金不换、杨柳树包括吴钟宥都是两袖清风，身无长物。同时，他的工作状态、严谨态度、高瞻远瞩以及呕心沥血付出也让一些动机不纯的生民会员敬畏，自然而然地收敛了那些小心思。
环境造人，这一代官员和军人以及工人都秉持在一种良好的风气之中，他们从佛性状态中走向了奋发有为，把为天下生民谋取幸福所做的每一件事获得的效果都当成了个人的成就感，成为最不实惠却又最为踏实安稳的精神动力。
蔚兰亭既然以生民立会，自然以生民的一切为行动指南。天坪上国从改造韩城开始，在最广大的农村推行二十户联产制，每二十户农民组成一个生产单位，分给相应的土地，专事粮食生产，配以适当的牲畜养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拥护，他们全心全力地投入其中，当年分配到户的粮食就比往常翻了番，他们终于不用再为吃了上顿没下顿发愁了。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人性似乎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有些人家劳动力多，有些人家劳动力少，有些人家甚至没有劳动力，比如劳动力生病什么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平均分配，劳动力多的势必心生不满，如果严格按劳分配，劳动力少的或没有劳动力的就有可能饿饭。袁野的天神宝典并没有提及这个问题，当这个问题上报到蔚兰亭手上，他思考了很久，提出了基本保障加劳动所得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即二十户中的粮食分配要按照人头分到个人，而参加劳动的，按照出勤时间和劳动强度给予相应的奖补性分配，这一部分则是多劳多得，不劳不得。
后来，又根据各地特色农产品的生产特点，适当调整了联产制的生产内容，形成了以粮食生产为主，特色产品生产并行的多元化生产特色，基本算是完善了农村从土地到生产资料的一揽子革命。
相较于农村，城市和城镇的非农业人员就复杂多了。有文化的都可以报名到各级大讲堂和科技馆参加学习，经过简单的测试后符合条件的都送去学习了。学习期满后，根据情况安排到政府部门或工厂里去，这些人必将成为天坪上国发展的中坚力量。原有的手工业者，可根据一技之长整合到一起发展传统生产，产品属于国家统配目录的由国家采购，不属于的进入市场体系，国家支持其初期运转两年，之后任其自生自灭。没有一技之长的，安排到一些简单劳动中去，但是待遇只能维持温饱，如果不满足现状，也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参与学习然后改变工种，从而改善家庭生活。对于那些确实没有劳动力的家庭，采取敬老院、幼童救济所、残疾人中心和病患康复中心等方式来确保其生活无忧。
大陆统一之后，蔚兰亭对军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全国军队精简到了十万人的规模，其中，六万主战部队，四万后勤部队，都是张长河、杜宪达、梁从浩、刘承海等根正苗红的嫡系部队才得以保留，他们可以服役到八十岁再退役，国家养老。其余的大部分就地转化为治安力量，确保每个府有近一千人的规模维护地方秩序，相当于实施了军警分离。又从军队中选拔一批优秀人才参与到地方建设中去，大多数都担任了不同职级的领导，让他们把部队中的优良传统作风带到生产建设中去。这两部分就解决了原有军队中百分之八十，剩余的百分之二十，全部集中起来成立国家建设集团，主导国家的大型工程建设，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楼台馆所，让他们在国家的未来发展中实现自我价值。
而后，蔚兰亭整合了国家机关，财政计划部成了部门魁首，它统筹全国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供应。工业部、农业部、交通部、建设部、能源部、环境部、国土部、劳动部都在它的统筹下开展工作，教育部、卫生部、科技部、司法部等相对超然一些，但也要服从于财政计划部的统筹安排。而这些部门，全部都在生民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每个部都有一名或以上生民会指导员，负责审查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生民会宗旨和铁律要求。从中央到地方，这些部门一杆子垂直到底，地方政府统筹地方工作必须服从垂管要求，不得擅自改变指标数据，说白了，就是对这些工作只有服从的份，不能指手画脚，否则就是改弦易辙。
当然，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就是服务于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创新性地提供更好的服务保障，比如对最基层的某个工厂管理根据实际开展效能绩效推动，对最一线的学校基础和配套设施提供最好的改善，对医疗机构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提供相应的优化。当然，还有具体到基层一线的管理事务甚至是用人等，地方政府是具有自主权的。这种强化中央弱化地方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各种政策措施的全国统一性。
当四十八个道的行政主官和指导员基本到位后，蔚兰亭就把杜振霆、邹顺旭、杨柳树、金不换等总部长老全部召回了天坪，他要开始着手变会为党的工作了。
因为他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仿佛是一夜之间，天坪上国内出现了大大小小十多个自称为“党”的组织。
这些这样那样的“党”，号称是以生民会为楷模，要为天下立心，配合生民会的八字目标奉献力量，其中最显眼的那个号称“生民党”，还制定了党章党规，其目标就是那八个字，以至于一些基层的生民会员都不明就里，认为自己已经从会员转变成了党员，积极踊跃地参加到各种集会活动中去了。
以蔚兰亭的铁腕情报部门，居然没有找到这个组织后面的幕后人是谁，因为这个生民党的党魁，竟赫然是蔚兰亭！其组织架构和生民会保持着高度一致，总部长老就是生民党高层，地方长老亦然。
其他的“党”，有的以科技立党，有的以教育立党，有的以精英立党，林林种种，不一而足，但还是没有太离谱的内容，也看不出其背后的动机。
而在老百姓看来，党是个新玩意，或许就是生民会所为，反正也没有什么不靠谱的，所以，能靠拢就靠拢，能远离就远离，无所谓。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不断向好转变，而他们看得到的，是这些“党”发出来的美美与共的愿景，所以也不太反感。
但是蔚兰亭警惕了，他嗅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味道。而此时，杜振霆等大佬可能还在打包返程的路上。而据他所知，在那些中心城市，也有类似的组织在活动，上蹿下跳最厉害的，还是那个“生民党”。他需要判断这一切背后的动机和目的，但现在有点猫吃团鱼的感觉。这不是什么帝王心术，他也没有什么潜规则意识，也许只是因为人性有某种共通，让他感受到了这些现象背后的某种不怀好意。
如果袁野在身边，就好了，他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