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重工的财务总监将一份报表轻轻推到沈墨面前，语气带着刻意的恭敬：“沈主任，这是按照新生产基地的产值和税收测算。临港那边给出的优惠政策确实很有吸引力，特别是‘三免三减半’的税收扶持。”
沈墨的目光落在“预计年度税收归属”那一栏，清河与临港的比例是3：7。他的指尖在冰凉的桌面轻轻叩击了一下。这个问题，像潜伏的暗礁，终于在协作带全速航行时露出了水面。
几乎在同一时间，临港市发改委主任周伟的电话也追了过来，语气不再像之前那样热络：“老沈，清河重工智能分厂的项目，我们临港是举全市之力在保障用地和配套。可这税收分配方案，是不是再斟酌一下？我们这边压力也很大啊。”
分歧赤裸裸地摆上了台面。曾经的合作蜜月期，在触及真金白银的利益分配时，出现了第一道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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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云帆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审阅一份关于规范市级财政资金使用的文件。他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对前来汇报的财政局长说：“看到了吧？光喊口号没用，一碰到实际利益，谁肯吃亏？他沈墨不是鼓吹‘让利共赢’吗？现在机会来了，看他怎么‘让’这个利。”
他没有直接插手，而是授意财政和税务部门，在与临港方面沟通时，“务必坚守清河地方利益底线”，并且“所有协商情况，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他乐见这个由沈墨一手推动的协作带陷入内部纷争，这不仅能打击沈墨的威信，更能证明他姜云帆“注重实际”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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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墨的办公室成了临时指挥部。他召集了发改委、财政局、税务局的相关人员，同时也让秘书处调取了国内其他区域协作中关于税收分配的成功案例。
“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这一个项目的得失，”沈墨指着白板上画出的产业链图谱，“清河重工将核心研发和部分高端制造放在临港，是利用了那边的港口优势和人才政策，这是整体产业升级的必要一步。如果我们死死抱住传统的、按企业注册地划分税收的老办法，只会逼着企业用脚投票，或者导致产业链人为割裂。”
财政局的干部面露难色：“沈主任，道理我们都懂。可市里的财政盘子就那么大，每年刚性支出都在增长。这么大一块税收要是划出去，很多民生项目、基建投入都会受影响。到时候，老百姓可不会管什么产业链，他们只会看到我们清河的钱流到了临港。”
这是现实的压力，也是姜云帆敢于隔岸观火的底气所在。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科学的、动态的分配机制，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切蛋糕。”沈墨调出电脑里的模型，“比如，是否可以探索‘源头+贡献度’结合的办法？企业所得税部分留在注册地清河，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按消费地原则分割？或者，参考某些跨省园区的‘基数保留、增量分成’模式，确保我们清河的基本盘不受损，同时共享发展带来的增量？”
会议室里争论激烈。涉及到具体的财税制度和地方利益，每一步都如同在雷区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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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那边的压力显然更大。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带着疲惫：“老沈，不是我逼你。我们这边也有审计、人大盯着，引进这么大一个项目，如果税收成果不能体现在本地，我没办法交代。已经有人开始在背后议论，说我们‘引来了企业，送走了税收’，是赔本买卖。”
协作带面临着自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理念上的共识，在冰冷的数字和现实的政绩考核面前，显得如此脆弱。
沈墨沉默片刻，沉声道：“给我两天时间。我拿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分配方案初稿给你。如果这个坎我们迈不过去，那所谓的‘深度一体化’就是一个笑话。”
他挂断电话，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这不仅是在和临港谈判，更是在和清河内部根深蒂固的地方保护思维，以及姜云帆那双冷眼旁观、随时准备发难的眼睛较量。他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维系协作带的生命力，又能堵住清河内部的悠悠之口。
突破口，或许就在那份更精细、更着眼长远的分配模型里。他重新坐回电脑前，屏幕的冷光映着他专注而坚定的脸庞。这场关于利益的博弈，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