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总！”负责中央厨房的王师傅看见我，连忙擦了擦手迎上来，“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路过，顺便看看。”我笑着说，“怎么样，最近？”
“好着呢！”王师傅脸上洋溢着自豪，“现在咱们在太原已经有四百十七个销售点了！国营饭店合作点一十二个，厂矿食堂合作点一十五个，自己直营点四十个。每天光是茶叶蛋，就要煮八十万多个！”
我跟王师傅走进厨房。
这里比两年前刚刚建立时，规范多了。区域划分清晰——清洗区、煮制区、冷却区、包装区、配送区。每个区域都有明确的操作规程贴在墙上。
四十几个工人正在忙碌。清洗区的女工戴着橡胶手套，仔细地刷洗每一颗鸡蛋；煮制区的大锅里，深褐色的卤汁翻滚，茶叶、八角、桂皮、花椒的香气弥漫整个房间；冷却区的架子上，一排排煮好的茶叶蛋正在晾凉；包装区的工人用油纸熟练地打包，每六个一包，贴上“茶煮匠”的红色标签。
“现在咱们的茶叶蛋，在太原可是有口碑了。”王师傅指着墙上挂着的几面锦旗，“这是钢铁厂送的，‘爱心早餐，暖胃暖心’；这是纺织厂送的，‘方便实惠，工人欢迎’；这是小学送的，‘关心下一代，营养又健康’……”
我看着那些锦旗，心里涌起一股暖意。
两年前，我提出“茶煮匠”这个项目时，很多人不理解——鸡蛋这么金贵的东西，怎么能拿来做生意？但现在，它已经成为太原市民早餐的一部分，为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提供着方便、实惠、营养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一件事：在计划经济的缝隙里，市场化的服务是有生命力的。
“王师傅，让我尝尝今天的蛋。”我说。
王师傅连忙从煮制区拿来一个，剥开递给我。
蛋壳已经染成了深褐色，裂纹均匀漂亮。咬一口，蛋白q弹，蛋黄入味，茶叶和香料的复合香气在口中弥漫，咸淡适中，回味悠长。
“不错。”我点点头，“火候把握得很好。”
“都是按您定的标准。”王师傅说，“每锅煮四十分钟，焖二十分钟，卤汁每三天更换一次，每天补充调料。每个批次都要抽样尝味，不合格的绝不上市。”
我走到办公室，王师傅拿来最近的销售报表。
数据显示，茶煮匠的销售额在过去半年稳步增长。除了茶叶蛋，去年下半年推出的豆浆、菜包子也颇受欢迎。现在每天的营业额已经突破八万元，月利润能达到二十万元左右——这在1965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但是韩总，”王师傅犹豫了一下，“咱们的产品还是太单一了。茶叶蛋虽然好，但天天吃也会腻。最近有些顾客反映，希望能多点选择。”
这正是我想听的。
“王师傅，”我放下报表，“你觉得，如果我们在销售点增加平遥牛肉的切片售卖，会怎么样？”
王师傅一愣：“平遥牛肉？那可是稀罕东西！价格不便宜吧？”
“现在确实贵，但如果我们能规模化生产，价格可以降下来。”我说，“而且，我们可以做小包装，比如二两一包，切成薄片，适合下酒、佐餐。价格定在五毛钱一包，很多家庭偶尔改善生活，是消费得起的。”
王师傅眼睛转了转：“这个主意……好像可行。咱们的销售点都在人流量大的地方，工人下班顺手买一包牛肉，回家切切就能上桌，方便。而且牛肉和茶叶蛋不冲突，一个当菜，一个当早餐。”
“还有奶粉。”我继续说，“我们可以开发‘茶煮匠营养早餐套餐’——一杯豆浆加一个茶叶蛋，再加一勺奶粉冲泡的牛奶。针对学生、老人、体弱人群，补充蛋白质和钙质。”
王师傅越听越兴奋：“韩总，您这是要把茶煮匠做成‘便民食品服务站’啊！”
“就是这个意思。”我肯定地说，“茶煮匠不能只卖茶叶蛋，要成为一个品牌，一个渠道，一个连接优质农产品和城市消费者的平台。”
“平遥牛肉、奶粉，将来还可以有山西其他的特产——老陈醋、汾酒、沁州黄小米、柳林红枣……只要是品质好、有特色的，都可以通过茶煮匠的销售网络，走进千家万户。”
王师傅激动地搓着手：“那咱们的中央厨房，就得扩建了！得增加牛肉切片、包装的流水线，得增加奶粉分装设备，还得培训工人……”
“一步一步来。”我说，“先做试点。你选三个销售情况最好的点，下周开始，试销平遥牛肉切片。小包装，每天限量供应，看看市场反应。”
“同时，你组织厨房的师傅们，研究一下怎么把平遥牛肉和其他食材结合——比如牛肉包子、牛肉面、牛肉粥。开发几个新品，丰富产品线。”
“好！好！”王师傅连连点头，“我明天就开始准备！”
从茶煮匠出来，天已经黑了。
街灯次第亮起，昏黄的光晕在春夜的薄雾中晕开。我走在回茶煮匠总部的路上，脑子里却异常清醒。
十万份问卷，是市场的探针。
连续一个月的报道，是舆论的号角。
茶煮匠的销售网络，是产品的渠道。
这三者结合，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市场开拓体系——调研先行，宣传造势，渠道落地。
但这套体系能不能运转起来，关键还在于产品本身。平遥牛肉的品质、价格、供应稳定性，才是根本。
我想起了冀教授试验基地里那些健壮的牛，想起了雷师傅粗糙有力的手。
技术已经突破，工艺已经传承，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些分散的优势，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而整合的关键，在于组织，在于机制，在于人的共识。
调研问卷开始发放后，我换上了一身半旧的蓝布工装，戴了顶洗得发白的解放帽，混入了太原街头的人流。
解放路是太原最繁华的街道之一。路东是解放路百货大楼，四层高的苏式建筑，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正门上方“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大字在春日阳光下格外醒目。早上九点刚过，百货大楼门口已经排起了队——今天是星期天，很多家庭趁着休息来采购。
我随着人流走进大楼。
一楼是日用品和食品区。玻璃柜台一字排开，售货员穿着白大褂站在柜台后。货架上陈列着上海产的糖果、北京产的糕点、太原本地的老陈醋、汾酒。副食品柜台前围着最多的人——凭票供应的猪肉今天到货，每人限购半斤。
“同志，给我来一块肥一点的！”一个中年妇女举着肉票喊道。
“后面的排队，别挤！”售货员的声音带着不耐烦，但手上的动作利落。
我绕过人群，走上二楼。这里是布料和成衣区。的确良、灯芯绒、棉布一卷卷整齐码放，几个女同志正在布料柜台前反复比划。成衣区的衣架上挂着中山装、列宁装、军便服，样式统一，颜色多是蓝、灰、绿。
“这件中山装多少钱？”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问。
“十八块五，布票三尺。”售货员头也不抬。
“太贵了……”男青年小声嘀咕着离开了。
我在二楼转了一圈，发现了一个现象：虽然商品种类有限，但每个柜台前几乎都有顾客。有些人在认真挑选，有些人只是看看——这种“逛商店”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生活需求的表达。
从百货大楼出来，往南走两百米，就是解放路副食品大楼。
这里的人气更旺。大楼门口的空地上，临时支起了几个摊位——郊区公社的农民把自家种的蔬菜、鸡蛋拿来售卖。虽然政策上不允许私人交易，但这种“农民自产自销”的集市，在太原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惯例。
“新鲜菠菜，早上刚摘的，三分钱一斤！”
“鸡蛋，个头大，五分一个！”
吆喝声此起彼伏。我注意到，这些摊位的交易速度很快——蔬菜新鲜，价格比国营商店略低，而且不用票。很多市民提着菜篮子，几分钟就完成了采购。
走进副食品大楼内部，一股混合着酱油、醋、咸菜、糕点、熟食的复杂气味扑面而来。
一楼右侧是熟食区。柜台里摆着酱肉、卤鸡、炸鱼、香肠。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排油光发亮的平遥牛肉——每块都用麻绳系着，标签上写着“平遥牛肉，每斤贰元伍角，需肉票”。
我排到柜台前。
“同志，平遥牛肉今天能买吗？”我问。
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抬头看了我一眼：“有票吗？”
“有。”我掏出一张肉票——这是赵经理帮我弄的调研物资。
“要多少？”
“半斤。”
大姐拿起一块牛肉，放在秤上，麻利地切下一块：“五毛二分五，票给我。”
我付了钱，接过用油纸包好的牛肉。纸包还温热，散发着卤料的香气。
“大姐，这牛肉好卖吗？”我顺势问。
“你说平遥牛肉？”大姐一边给下一位顾客称重，一边说，“还行吧，每个月能卖个百八十斤。主要是贵，一般人舍不得买。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买得多。”
“咱们太原本地人喜欢吃吗？”
“喜欢啊！怎么不喜欢？”旁边一个排队的大爷接过话，“平遥牛肉那是咱们山西的名产！就是太少了，供应不稳定。我上个月想买，跑了两趟都没货。”
“就是，”另一个阿姨附和，“而且每次切的部位都不一样，有时候肥肉多，有时候全是瘦肉。要能选就好了。”
我默默记下这些反馈。
离开副食品大楼，我又去了六味斋。这家老字号酱肉店始创于1738年（清乾隆三年），以酱肘花、酱肉闻名。店面不大，但门口排队的人一直延伸到街上。
“六味斋的酱肉，那是祖传的手艺！”排队的一个老先生自豪地对我说，“我小时候就吃，现在我孙子也爱吃。虽然要票，虽然贵，但一个月总要吃上一回——解馋！”
再往前走是晋阳饭店，太原的老牌饭店，三层楼，门脸气派。门口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今日供应：过油肉、糖醋鲤鱼、太原头脑……价格从几毛到一块多不等。
我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
饭店里人声鼎沸。大厅摆着十几张八仙桌，几乎坐满了。穿白褂子的服务员端着盘子穿梭，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香气。
我在角落找了张空桌坐下。
“同志，吃什么？”服务员拿着小本子走过来。
“一碗刀削面，一个过油肉。”
“七毛五，粮票二两，肉票一两。”服务员熟练地报数。
我付了钱票，等了大约二十分钟，面和菜上来了。刀削面筋道，浇头是西红柿鸡蛋；过油肉色泽金黄，肉片滑嫩，配着木耳、蒜苔，香气扑鼻。
我慢慢吃着，观察着周围。
邻桌是一家人——父母带着两个孩子。父亲给两个孩子夹肉，自己只吃配菜。母亲小声说：“你吃点肉，别光给孩子。”
“我中午在厂里吃过了。”父亲笑着说，“孩子长身体，多吃点。”
另一桌是几个年轻人，看样子是工友。他们点了两个菜，一壶散酒，正热烈地讨论着什么。
“咱们车间这个月超额完成任务，奖金能多发五块！”
“我打算攒钱买块上海表……”
“我媳妇说想添件新衣裳……”
这些对话平凡而真实。在这些平凡的需求背后，我看到了一个正在缓慢复苏的市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更多选择的渴望，对品质的追求。
饭后，我意外地发现了一家“天津包子铺”。店面很小，只有四张桌子，但门口排着长队。牌子上写着“天津狗不理包子，每笼八个，四毛钱，需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