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京城居，大不易。而对于被削去爵位、勒令“闭门思过”的张廷玉而言，这座他生活了数十年的帝都，此刻已成了一座华丽的囚笼。每一记叩门声，都可能带来新的诏书与责罚；每一缕从墙外传来的市井喧嚣，都在提醒着他与这个权力世界的隔绝。
在恐惧与屈辱中捱过了乾隆十五年的春天，张廷玉再次以“身染沉疴，恳求放归故里，骸骨归葬”为由，上书乞求乾隆帝允许他返回桐城老家。这一次，他的措辞卑微到了尘土里，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恳与绝望，再无丝毫当年首辅大臣的矜持。
或许是觉得这位老臣已再无威胁，或许是不愿他在京城“碍眼”，乾隆帝终于“开恩”，批准了他的请求。
然而，这最后的“恩典”，也并非体面的告别。
没有温言的抚慰，没有例行的饯行，甚至没有一场象征性的仪式。离京那日，天色灰蒙蒙的，一如张廷玉的心境。他的行李很简单，大多是一些书籍和日常用物，那些象征着无上荣宠的御赐之物，早已在“闭门思过”期间，被小心翼翼地封存起来，他知道，那些已不属于他。
没有官员同僚前来送行，昔日车水马龙的张府门前，此刻冷清得只能听到风吹落叶的声音。只有几个忠心的老仆和部分家眷，默默跟随着他。张廷玉穿着一身普通的棉布长袍，在家人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迈出了府门。他最后一次回头，望了望这座承载了他数十年荣耀与最终耻辱的府邸，眼中已无泪，只剩下一片死寂的灰败。
车队悄无声息地驶离京城，沿着南下的官道缓缓而行。张廷玉坐在颠簸的马车里，闭着双眼，仿佛一尊失去了所有生气的雕像。他不敢回想过去的风光，更不敢揣测未来的吉凶，只能任由无尽的疲惫和悲凉将自己淹没。
然而，乾隆帝似乎并不打算让他就这样“安静”地离开。
就在张廷玉的车队离开京城不过一两日，一位平日里以揣摩上意、行事苛刻着称的翰林院官员，突然上了一道奏折。奏折中声称，按照朝廷惯例，大臣蒙恩准予休致，离京前必须亲自入宫，向皇帝“叩谢天恩”。而张廷玉此次离京，仅仅是派遣其子代其入宫谢恩，本人并未亲往，此乃“怠慢君上”、“无人臣之礼”！
这道奏折，如同一根精准投出的毒刺，再次狠狠扎中了乾隆帝那根敏感的神经。
“好一个张廷玉！”乾隆帝览奏大怒，“朕许他归乡，已是格外施恩。他竟如此不知礼数，藐视朕躬至此！其心可诛！”
盛怒之下，乾隆帝立刻下了一道措辞极其严厉的谕旨，命人快马加鞭，追赶张廷玉的车队！
此时，张廷玉的车队刚行至河北境内。听闻后方有宫中特使持旨追来，张廷玉吓得魂飞魄散，以为皇帝改变了主意，要将他锁拿回京问罪。他慌忙命车队停下，自己则在仆役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跪倒在官道旁的尘土之中，准备接旨。
特使宣旨的声音，冰冷而高亢，如同鞭子一般抽打在张廷玉和他所有家人的心上。旨意中，乾隆帝将他痛斥得体无完肤，从“恃恩骄蹇”到“辜恩负德”，再到如今的“藐视君父，无人臣礼”，几乎将他一生的人品和操守全盘否定。最后，皇帝“援引”先帝雍正也曾因臣子失仪而追回赏赐的“旧例”，宣布：
将历来颁赐张廷玉的一切物件，如御笔、书籍、乃至寻常赏玩之物，尽数追缴！
这道旨意，已不再是政治上的惩罚，而是人格上的彻底羞辱和精神上的致命一击。追缴一切赏赐，意味着皇帝要将他与这个王朝、与两位先帝之间所有有形的联系，全部抹去！要让他数十年的侍奉，仿佛从未发生过！
“臣……领旨……谢恩……”张廷玉伏在冰冷的土地上，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他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已经离开了躯壳，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衰老的皮囊，在众目睽睽之下，承受着这无尽的耻辱。
宣旨特使冷眼旁观，随即命人进入张廷玉的车队，将那些早已封存好的御赐之物，一一清点，装箱带走。整个过程，沉默而高效，如同执行一场冰冷的仪式。
当特使带着收缴的器物扬长而去后，张廷玉在家人的哭喊和搀扶下，才勉强站起身来。他的官袍上沾满了尘土，脸上毫无血色，眼神空洞，仿佛一瞬间又老了十岁。
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艰难地重新爬上了马车。车队再次启程，但气氛已与之前截然不同，弥漫着一种近乎送葬般的悲戚和绝望。
这一次，他是真正的“一无所有”地离开了京城。没有爵位，没有官职，没有荣宠，甚至连皇帝赏赐的、曾经象征着他无上恩遇的物件，也已被剥夺殆尽。
他的致仕，不是荣归故里，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狼狈不堪的放逐。
（钩子：身心遭受重创的张廷玉，带着无尽的屈辱和一颗破碎的心，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桐城故里。然而，故乡的山水，能否抚平他满身的伤痕？这最后的安身之所，又能让他安稳度过多久？一场更大的风暴，正悄无声息地向他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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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狼狈致仕”这一章，将张廷玉的政治悲剧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其象征意义极为深刻。
首先，乾隆帝对张廷玉离京礼仪的追究，体现了其作为帝王对“绝对服从”和“形式主义忠诚”的极致要求。这已超越了实质性的政治打压，进入了对臣子人格和尊严的系统性摧毁。其目的，是要让张廷玉以及所有朝臣明白，皇权的威严渗透于每一个细节，任何形式上的“不敬”，无论有意无意，都不会被容忍。
其次，“追缴一切赏赐”是极为罕见的惩罚，其残酷性在于对历史的抹杀。御赐之物是君臣关系的物质见证，是皇帝恩宠的象征。追缴这些物件，等于在事实上否定了张廷玉过去的一切功绩和荣宠，试图将他在帝国历史中的印记强行擦除。这不仅是对张廷玉个人的巨大精神打击，也暴露了乾隆帝性格中睚眦必报、刻薄寡恩的一面。
从张廷玉的角度看，其“未亲往谢恩”很可能并非有意藐视，更可能是源于年老昏聩、精神恍惚，或在巨大压力下行为失措。然而，在皇权的审视下，任何疏忽都可能被解读为恶意。这反映出在失去信任后，老臣处境之险恶，已到了动辄得咎、无力自辩的地步。
此时的张廷玉，在政治上、荣誉上、人格上已被彻底“清算”。乾隆帝通过这一系列操作，成功地将他从一个“功勋卓着的三朝元老”，塑造成了一个“辜恩负德、不知礼数的待罪之臣”。这场看似针对个人的打击，其真正的观众是整个官僚集团，旨在树立一个绝对的、不容丝毫冒犯的皇权典范。张廷玉的悲剧，至此已几乎完全铸成，只待最后那致命的一击，为他凄凉的一生画上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