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的沈村，像被装进了一个闷热的蒸笼。午后的阳光烤得地面发烫，连村口的老槐树都耷拉着叶子，只有蝉在枝头拼命嘶鸣，搅得空气里满是烦躁的气息。刘桂兰坐在槐树下的竹椅上，手里捧着一张塑封过的黑白照片——是1983年沈砚的全家福，照片里的沈砚穿着蓝色工装，笑容青涩，胳膊肘搭在父母肩上，一家人的眉眼间满是欢喜。
程野拎着水果走进村口时，远远就看到了那抹坐在树下的身影。老人比五年前更瘦了，背也驼得厉害，蓝布衫洗得发白，袖口还缝着一块补丁，但手里的照片却被擦得一尘不染，边角没有丝毫磨损。
“婶子，我来看您了。”程野快步走过去，把水果放在旁边的石桌上，顺手帮老人把竹椅往树荫里挪了挪。
刘桂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她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怀里，拉着程野的手，声音有些沙哑：“程警官，你来了就好，我有话想跟你说。”
程野在旁边的小凳上坐下，看着老人紧绷的嘴角，心里隐隐有了预感。果然，刘桂兰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我今年八十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说不定哪天就走了。这辈子我没什么遗憾的——房子修好了，孩子们也孝顺，沈砚的冤屈也洗清了，可我总想着，能替沈砚听一句‘对不起’。”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块石头砸在程野心上。“郑钧虽然走了快二十年了，可他当年办错了案，让沈砚白受了那么多罪。我不是要怪谁，也不是要报复，就是想让他的家人知道，沈砚是冤枉的，能给孩子一个说法，哪怕只是一句‘对不起’。”
程野看着老人眼里的期盼，鼻子一酸。他知道，刘桂兰要的从不是补偿，而是一份对事实的尊重，一份对沈砚生命的认可。这些年，老人从不主动提沈砚案的过错方，甚至在别人说起郑钧时，还会替他辩解“当年可能也是有压力”，可这份深埋心底的心愿，终究还是成了她的牵挂。
“婶子，您放心，我去找苏敏姐谈谈。”程野握紧老人的手，语气坚定，“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会给您一个说法，也给沈砚一个说法。”
刘桂兰点了点头，从屋里拿出一个旧布包，层层打开后，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正是1986年沈砚的平反通知书。“要是她愿意来看看沈砚的墓，跟孩子说句话，我就满足了。”
离开沈村，程野直接去了县局档案室。档案室的空调开得很足，冷气顺着裤脚往上爬，和外面的闷热形成鲜明对比。管理员找了半天，才从最里面的架子上翻出一个积着薄尘的铁皮盒，上面贴着“1983年沈砚案 主办人：郑钧”的标签。
程野戴上老花镜，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里面的卷宗已经泛黄发脆，纸张边缘微微卷曲，仿佛一碰就会碎掉。他一页页翻看——沈砚的口供记录上，有多处涂改痕迹，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出两种不同笔迹；李老汉的证言材料里，关键细节前后矛盾，却没有复核记录；还有几张黑白照片，是当年复查时拍的，照片里沈砚的手臂上有明显的淤青，脖颈处还有淡淡的勒痕，旁边的备注写着“疑似刑讯所致”。
最下面，放着一张小李的检讨，上面写着“因结案压力，代沈砚补充部分口供，承认错误”。程野看着卷宗封面上郑钧那熟悉的签名，想起当年苏敏说的“老郑有时候办案太急，总想着快点给受害者一个交代”，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郑钧当年或许有自己的难处——严打的压力、受害者家属的催促、对“快速破案”的执念，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办错案的理由。错了就是错了，无论过了多少年，都要正视。
程野把卷宗里的关键证据——沈砚的不在场证明、刑讯照片、平反通知书、小李的检讨，都复印了一份，整理成厚厚的一叠。他没有刻意删减或添加，只是客观呈现当年的事实，他想让苏敏知道，道歉不是否定郑钧的一生，而是承认当年的错误，是对沈砚的尊重，也是对郑钧职业生涯的负责。
第二天上午，程野拿着复印件去了苏敏家。苏敏的家在县城的老小区里，楼道里弥漫着油烟味，墙面上布满了孩子的涂鸦。敲了半天门，门才缓缓打开，苏敏探出头来——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眼神里带着几分警惕。
“程警官？你怎么来了？”苏敏让他进屋，客厅里很简陋，家具都是几十年前的旧款式，正中间的桌子上，摆着郑钧的遗像，黑色的相框被擦得锃亮，遗像前的香炉里插着三炷香，烟雾袅袅，散发出淡淡的檀香。
“苏敏姐，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件事。”程野把复印件放在桌上，没有绕圈子，“关于1983年沈砚案的事，刘桂兰老人想替沈砚，听一句‘对不起’。”
苏敏的身体僵了一下，眼神瞬间黯淡下来。她看着桌上的复印件，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程野把复印件推到她面前：“这些是当年的证据，有沈砚的不在场证明，有刑讯的照片，还有平反通知书。我不是要怪谁，只是想让你知道，沈砚当年是冤枉的，刘奶奶也不是要报复，就是想给孩子一个说法。”
苏敏迟疑了很久，才慢慢拿起复印件，一页页翻看。她的手控制不住地发抖，看到沈砚的淤青照片时，眼泪突然掉了下来，砸在纸上，晕开一小片水渍。“当年老郑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她哽咽着说，“他只跟我说办了个盗窃案，破得很快，还受了表扬。我直到后来听别人说，才知道沈砚是冤枉的，可那时候老郑已经走了，我总想着，或许是别人弄错了，老郑那么认真的人，怎么会办错案……”
她翻到平反通知书那一页，手指在“无罪”两个字上反复摩挲，眼泪越掉越多：“是我自欺欺人，是我不愿意相信……对不起，对不起沈砚，也对不起刘奶奶。”
苏敏抬起头，眼睛通红，对程野说：“程警官，明天我就去沈砚的墓前，给孩子道歉，也给刘奶奶道歉。这是我该做的，也是老郑该做的，就算他不在了，我也要替他把这句话说出来。”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苏敏就提着一个布包来了。她特意换了一身黑色的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布包里装着一束白色的菊花和一个果篮。程野开车带着她和刘桂兰，一起去了呼兰县烈士陵园。
清晨的陵园很安静，只有鸟鸣声和风吹过松柏的声音。沈砚的墓碑前，苏敏放下果篮，把菊花摆好，然后缓缓地弯下腰，深深鞠了三个躬。“沈砚，对不起，”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很清晰，“是老郑当年办错了案，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还连累你丢了性命。我替他给你道歉，也替他给刘奶奶道歉。希望你在那边能安心，以后不会再有人像你一样，受这种冤枉。”
刘桂兰站在旁边，看着苏敏的背影，眼泪无声地滑落。她走过去，轻轻拍了拍苏敏的肩膀，声音很柔：“孩子，不怪你，也不怪老郑。都过去了，这么多年了，该放下的都放下吧。沈砚要是知道，也不会怪你们的。”
苏敏转过身，抱住刘桂兰，两个人在墓碑前哭了很久。程野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心里也泛起一阵暖意。他知道，这场迟到了二十三年的道歉，不仅是给沈砚的交代，也是给两个老人的解脱——刘桂兰放下了心底的牵挂，苏敏正视了当年的错误，这场因冤案而起的伤痛，终于在理解与宽容中，画上了一个温暖的句号。
后来，苏敏把程野给她的复印件，放在了郑钧的遗像旁边，每天都会擦一遍。她还加入了县里的“冤案家属帮扶小组”，用自己的经历，帮助那些和她一样，因错案而承受痛苦的家庭。刘桂兰也终于放下了心底的执念，每天在村里看看孩子、种种菜，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程野看着这一切，更加坚信：正义不仅是法律的判决，更是人心的和解。他后来在县里推动成立了“法治调解中心”，专门帮助化解因案件引发的矛盾，让更多的人能在事实与理解中，放下仇恨，走向和解。而沈砚的墓碑前，每年都会有两束鲜花——一束是刘桂兰放的，一束是苏敏放的，在松柏的映衬下，透着一种跨越时光的平静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