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并未带来希望，反而像一层灰蒙蒙的铅尘，沉重地压在了靠山村的上空，尤其压在了杨家那间孤零零的茅屋之上。
天色刚蒙蒙亮，薄雾尚未散尽，两个穿着赵府家丁服饰、腰间挎着短棍的汉子，便大剌剌地出现在了杨家院门外不远处的路口。他们没有靠近，也没有叫嚣，只是像两尊门神般，一左一右地杵在那里，双臂抱胸，冰冷而带着审视意味的目光，如同无形的枷锁，牢牢锁定了杨家那扇紧闭的院门。
紧接着，另外两个方向，通往村后小路和临近溪流的方位，也各自出现了同样装束、同样神态的家丁。他们并不交谈，只是沉默地站立着，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却足以隔绝内外联系的包围圈。
赵家的手段，简单，粗暴，却有效。他们不再需要寻找具体的罪名，不再需要费心探查隐秘的线索。他们直接用这种赤裸裸的、彰显权势的方式，告诉杨家，也告诉所有靠山村的村民——这家人，已被圈禁，生死，皆在赵家一念之间。
院门内，杨大山透过门板的缝隙，看到了外面那如同鬼魅般的身影，他的拳头瞬间攥紧，指节因用力而发白，那条伤腿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起来，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屈辱和愤怒。他猛地转身，想要冲出去理论，却被杨老根一把死死按住。
“出去做什么？”杨老根的声音压得极低，如同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带着一种饱经风霜的沉痛与克制，“送上门去，让他们打？让他们抓？正合了他们的意！”
周氏脸色煞白，紧紧搂着被外面动静惊醒、吓得不敢出声的杨丫，身体微微发抖。她看着公公和丈夫，又看看面色凝重的儿子，眼中是深不见底的恐惧。
杨熙的心也沉了下去。他料到赵家会有动作，却没料到是如此直接、如此不留余地的围困。这比赖五的窥伺、比毁掉青苗更加令人窒息。这意味着，他们连最基本的活动自由都被剥夺了，成了瓮中之鳖。
他走到窗边，透过草席的缝隙，仔细观察着外面的情况。四个方向，四个家丁，看似松散，却封住了所有主要的出入路径。他们显然得到了指令，只是监视，并不主动挑衅，但这种无形的压力，比直接的暴力更让人难熬。
“他们……这是要活活困死我们啊……”周氏的声音带着绝望的哭腔。
“困不死。”杨熙转过身，语气异常冷静，尽管他的内心同样波涛汹涌，“我们还有屋里的存粮，还有水。他们围他们的，我们过我们的。”
话虽如此，但每个人都明白，家里的存粮有限，葛根和木薯终有吃完的一天。而水，虽然能从“鬼见愁”坳秘密取回，但取水的路途本身，就充满了被发现的风险。更何况，长期被围困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对人的精神将是巨大的折磨。
这一天，杨家院落死寂得可怕。没有人出门，甚至连院子里都很少去。周氏做饭时，尽量不弄出大的声响。杨丫乖巧得令人心疼，只是安静地坐在炕上，摆弄着母亲之前给她编的一个小草蚱蜢，不哭也不闹。
杨熙和杨老根则待在屋里，仔细清点着所剩无几的物资，计算着在最节省的情况下，还能支撑多久。那包用风险换来的盐，被周氏藏在了最隐秘的角落，每次只用指尖沾上一点点，小心翼翼地撒入锅中。
时间在压抑中缓慢流逝。日头升高，又逐渐西斜。外面的家丁偶尔会轮换，但监视从未间断。他们甚至故意大声交谈，说着镇上哪家酒楼的酒肉香，哪家铺子来了新料子，声音清晰地传入院内，如同一种精神上的凌迟。
杨熙坐在门槛内侧，背靠着门板，听着外面那些刻意放大的谈笑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大脑，却在飞速运转。
硬碰硬是死路。坐吃山空是等死。必须想办法打破这个僵局，至少，要维持住最基本的生存线。
他的目光，再次落向了屋后那片被院墙遮挡的方向。那里，有他们秘密移栽的木薯和草药，有通往“鬼见愁”坳的、或许尚未被完全发现的路径。
夜色，或许是他们唯一还能利用的屏障。但如何在四个方向都有监视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去？
一个极其冒险，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念头，开始在他心中萌芽。
注解：为什么没人管赵家？为什么不报官府？等
1.时代背景：“皇权不下县”与基层自治
? 行政资源的极限：在古代王朝，县级政权是中央集权的最末端。一个县令要管理方圆百里、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人口，其下属的胥吏、衙役数量极其有限。官府的统治力量很难直接、有效地渗透到每一个偏远的村落。所谓“皇权不下县”，在县以下的乡村，主要依靠的是乡绅自治。
? 赵家的身份：赵家正是靠山村乃至整个清河乡的乡绅（或土豪）代表。他们拥有大量土地（地主），可能家族中还有人拥有低级功名（如秀才）或通过捐纳获得了虚衔，是官府在地方上赖以维持税收和秩序的合作者与代理人。
2. 法律与现实的巨大鸿沟
? 法律的局限性：律法条文上固然禁止私设公堂、非法囚禁。但在实际操作中，除非闹出人命或引发大规模民变，这类“乡村内部纠纷”很难进入官府的视野。
? “户婚田土”事务的优先级：对于县衙来说，保证税收、处理命盗重案、维持县城秩序是首要任务。像杨家这样的佃户与地主之间的经济纠纷（欠租）乃至局部冲突，属于“细故”，只要不激起大变，官府通常持“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甚至乐于由乡绅自行处理，以节省行政成本。
3. 杨家的绝对弱势与求助无门
? 诉讼的成本：即使杨家想告官，他们也几乎不可能做到。
? 经济成本：写状纸、请讼师、打通衙门书吏衙役的关节，需要巨额花费，杨家连饭都吃不上，根本无力承担。
? 身份与风险：佃户告地主，本身就是以下犯上。在没有确凿证据（且证据很难获取）的情况下，极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刁民诬告”，反而会遭到官府的惩罚，以及赵家事后更残酷的报复。
? 信息壁垒：杨家被围困，与外界隔绝，连消息都传不出去，如何告官？
4. 赵家的手段与“合法性”包装
? 名义上的“合理性”：赵家对外的说辞，完全可以包装成“催收合法债务”、“佃户杨某欠租不还，为防其举家逃债，故派人于其家门外守候”（即“坐催”）。这在古代乡村是地主常用的手段，在模糊地带游走。
? 他们并未直接闯入门内，而是在院外“看守”。
? 他们毁坏的是“自家田地”里的青苗（虽然地是杨家租种的，但产权名义上属赵家）。
? 他们搜捕杨熙的理由，可以是“怀疑其偷盗”或“逃避债务”。
? 权力的网络：赵家在镇上、县里必然有自己的人脉关系网（如与其他乡绅、商铺掌柜、乃至衙门胥吏交好）。他们的行为，只要不闹得太大，地方权力网络会默认甚至纵容。
5. 官府的视角与选择
? 稳定压倒一切：对于县令来说，一个偏远山村的地主用一些非常手段逼迫一个佃户家庭，只要不引发全村骚乱或出人命，根本不算什么事。维持与乡绅阶层（纳税大户）的良好关系，保证钱粮税收的稳定，远比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佃户伸张“正义”重要得多。
? 可能的结局：即使事情闹到官府，县令最可能的处理方式也是“调解”，最终结果大概率是逼迫杨家接受赵家的条件（如签活契抵债），以“息事宁人”。因为判决乡绅有罪，会动摇整个统治基础。
总结来说：
在故事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官府不是不管，而是管不过来，也不想管。基层的权力真空由像赵家这样的乡绅填补，他们拥有对佃户近乎绝对的支配权。杨家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赵家，而是整个不公的宗法乡土秩序。
因此，赵家能围困杨家，是因为在靠山村这个“小王国”里，他们就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杨家的反抗，是在对抗一整套森严的社会制度，这也正是他们处境如此绝望、挣扎如此悲壮的根源所在。
这个设定是基于真实历史背景的文学化呈现，它使得杨家的奋斗更具深度，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底层百姓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