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十一点的工地，只剩月亮和塔吊在说话。风穿过脚手架，像在吹一面看不见的口琴。临时灯把灰尘照成了飞雪，水泥味混着焊接的焦糊，热乎乎地往鼻腔里钻。我提了两壶姜汤，跨过一条被泥水淹了一半的电缆，鞋底被黏住了一瞬。
“苏律师？”守门的小师傅眯着眼，像不确定是不是看错了人，“这么晚还来？”
“看看夜班。”我把姜汤塞给他，“先喝口。”
工地深处，几名工人蹲在混凝土预制板旁抽烟，烟头一明一灭。包工头花哥披一件军大衣，眼下有青黑的疲色。他看到我，不太好意思地笑：“那边说图纸又改了，材料到不了，白干一晚上，兄弟们心里火大。”
“我知道。”我把背包放在木托盘上，取出一沓手写的纸，“先别急，我们把事情摆平：到底卡在哪儿？”
花哥怔了怔，没想到我会用这么直白的问法。他挠挠头发：“一个是货车过不来，道口晚上封；一个是入场单还没批，仓库不放。兄弟们问我钱什么时候发，我也想发，可工期一拖再拖，甲方那边又说要等验收。”
我把纸压在砖头上，借着白炽灯的光，按他的话顺着画出三条线——路、料、人。画到“路”的那一端，我停了停，抬头看他：“你们这边到道口，是不是还差一段临时照明？司机不敢夜里压进来。”
花哥一怔，狠狠吸口烟：“是有那么一截黑，大家都摸黑走……你怎么知道的？”
“我小时候也跟着人做过工。”我笑，“黑的地方会把人变得更小声。”
他愣了两秒，笑意在脸上慢慢展开。我把纸翻到背面，用铅笔在木托盘上敲了敲：“今夜先不要争谁对谁错，先把灯补上。姜汤喝了，兄弟们分两组，一组留在这边收尾，一组去那边把临时灯串起来。道口我来打电话，请值班队明天八点前把路权给出来；仓库那边，有人愿意陪我过去。”
“我去。”一个小伙子把烟掐灭，站起来，“我姐家孩子夜里发烧，我早上还得回去；能快一点就快一点。”
“能快就快。”我点头，“你姐的事，回头把票据拍给我。”
花哥瞥我一眼，像被什么轻轻戳了一下：“苏律师，你不怕被说‘管太宽’？”
“有人要说就让他们说。”我把姜汤往他跟前推了一点，“我们不是来添戏的，我们来把夜里这条线接上。”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被姜味呛得咳嗽起来，却笑着说热。“兄弟们，动起来！”他回头冲人喊，声音像一记锤子敲在铁上，“灯先上，再干活！”
风里人声活了，脚手板“咚咚”响。我跟着花哥往临时仓库走，边走边用手机给道口的同事发消息。电话那端是困倦却清醒的声音：“收到，早班我先换到岗，别担心。”
路过一处焊接点，火花落在地上转了转，灭了。我忍不住停下来看了一眼，那个年轻焊工把面罩掀起来，眼睛亮得像刚被洗过。他朝我咧嘴笑：“姐，今天我们不熬得那么傻了吧？”
“不傻。”我回笑，“你们只是比别人更愿意把路走清楚。”
到了仓库，老管事正缩在暖风机前打盹。花哥清了嗓子：“老郑，开一下，给我们放一托钢筋和两卷防水。”
老郑抬眼看我，认出是我，尴尬地站了站：“啊……手续还没——”
“我刚联系了那边的人。”我打断他，“你放一半，明天早上我们补签。你认识我，也认识花哥，我们不为难你。你要是担心，拿手机拍一张我们领料的时候的照片，留底。今晚先让路上的人能看到灯。”
老郑看了看外头黑着的一大片，犹豫像落了一层湿雾。最后他叹气，去找钥匙：“你们这边啊，真是……唉。也好。别折腾孩子。”
抗冻灯升起来的瞬间，我听见几声轻轻的欢呼。工地被切成了两半：白光这边，人脸清楚了，情绪也清楚了；白光那边，风还在吹，但它吹不到心里去了。
花哥突然压低声音：“苏律师，你跟我说个实话。你们把这么多眼睛拉到我们身上，是不是以后我们出一个错，就会被放大？”
“是。”我没有拐弯，“但被看见的不是错，是你们怎么把错改掉。你们比谁都知道，错是躲不掉的。我们在意的，是你们把灯装好、把线拉直、把人送回家。”
他“嗯”了一声，抬手把军大衣拢紧，像给自己也披了一盔甲。我把第二壶姜汤拎起来往那群年轻人那边走，一个个倒过去。有人说烫，有人说正好。每一张脸近到能看见胡茬和旧伤。
收尾的时候已经一点半，我踩着有点发软的腿往工地门口走。回头看，塔吊像一根笔，笔尖在月光里停住。灯还亮着，像深水里浮起来的一条白。
花哥追上来，递给我一只粗糙的手套：“你落的。”
“谢谢。”我接过，手掌里满是手套粗糙的纹路。那一瞬间我想，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更漂亮的词，只需要在夜里用力一点，把灯往上再拽半寸。谁都看得见，谁都知道你没偷懒。
我把手套塞进包里，笑着跟他摆摆手。他冲我摆手，像个被拎出水面透了气的人。风从北面来，带着砂石滑过耳畔。我忽然觉得，这个冬天也没有那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