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夏。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并未因任何个人的隐居而停歇。未央宫宣室殿内，一场关乎帝国文化根基的议政正在进行。
端坐于御座之上的汉宣帝刘询，年富力强，目光锐利。经过数年的经营，他已彻底掌控朝局，此刻正致力于从文教层面巩固统治，塑造“中兴”气象。他召集群臣，商议的正是重启石渠阁会议，校勘五经异同，统一经学解释。
“经义不明，则教化不兴；教化不兴，则风俗不淳。”宣帝声音清朗，回荡在殿中，“武帝时虽尊儒术，然诸家师法各异，学说纷纭，乃至学子无所适从。朕欲效仿前朝故事，集天下通儒，会于石渠，讲论五经，厘定是非，以正学术，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丞相魏相率先出列赞同：“陛下圣明！经义定于一尊，方能令士子知所向，百姓知所守。此乃文教盛事，功在千秋。”他深知此举不仅能统一思想，更能借此机会选拔忠于皇权的儒学人才，进一步削弱以往权臣门下各自为政的学派影响。
御史大夫丙吉、太常寺卿等重臣也纷纷附议。他们看到了此举对稳固统治、彰显文治的益处。一时间，殿内颂声渐起。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乐见其成。一些传承特定师法、以家学渊源为傲的老派儒生，内心不免担忧，此举是否会湮灭自家学说的独特性？但面对皇帝的决心和大势所趋，他们也只得将疑虑埋藏心底。
这场即将到来的石渠阁会议，如同一块投入士林的巨石，必将激起层层涟漪。天下各地的儒生闻风而动，或翘首以盼，或加紧研读，希望能在这场盛会中崭露头角，或至少不被时代浪潮所抛弃。
……
秦岭山庄，虽远离长安政治中心，但通过守夜人遍布各地的耳目，秦墨对朝堂动向亦是了如指掌。
“石渠论经……刘询这是要在思想上一统江山了。”秦墨看着情报，语气平淡。他历经数世，见过太多王朝兴衰，对于帝王心术、统治手段早已洞若观火。此举有利有弊，利在稳定人心，弊在可能扼杀学术活力，但于当前巩固皇权而言，确是明智之举。
他对此并无意干预。文化的融合与统一，本就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只要不涉及幽墟、玄冥教这类超越常理的存在，不引发大的社会动荡，他便乐见其成。他甚至吩咐石影，留意会议中可能出现的、对上古历史或神秘传说有独到见解的学者言论，或许能从中发现一些与镇岳钥相关的蛛丝马迹。
他的注意力，更多还是放在自身的修行与对天下大势的宏观观察上。
除了文教，边境的动向同样牵动着帝国的神经。
情报显示，匈奴内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后，出现了一位名为“虚闾权渠”的单于，颇有雄才大略，正在整合内部势力，对西域诸国的威逼利诱也日益加剧。车师等国不堪其扰，再次向汉廷求援。宣帝与群臣商议后，决定派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率领免刑罪人（以劳役抵罪者）及西域屯田士卒，前往车师屯驻，以保护汉朝通往西域的通道，并威慑匈奴。
与此同时，西羌诸部也出现了不稳迹象。先零羌首领杨玉与其他羌族首领交换人质，订立盟约，隐隐有联合对抗汉朝边境官吏的趋势。朝廷已命令后将军赵充国坐镇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密切关注羌地动态，相机行事。
北有匈奴虎视，西有羌人躁动，看似平静的“昭宣中兴”之下，暗藏着边疆的烽烟。
秦墨站在山庄高处，远眺北方，仿佛能感受到那来自塞外的风沙与肃杀。他深知，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力和坚决的防御之上。守夜人虽不直接参与军事，但对边境的情报搜集和局势分析从未放松。
“告诉赵充国将军身边的‘眼睛’，重点留意羌人各部首领的动向，尤其是他们与外部势力（虽玄冥教暂歇，但仍需警惕）接触的任何迹象。若有异常，立即上报。”秦墨对身边的赵刚吩咐道。赵充国是老成宿将，用兵持重，秦墨对其能力是认可的，但守夜人的职责在于查漏补缺，防患于未然。
“是，首领。”赵刚应道，随即又补充，“另外，关于之前‘兴隆商号’的线索，我们的人发现，其在庐江郡的活动似乎有所收敛，但并未完全停止，只是变得更加隐秘。他们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或者说，在等待什么。”
秦墨目光微动：“继续监视，保持耐心。狐狸尾巴，总有露出来的一天。”他隐隐感觉，玄冥教的沉寂，或许并非放弃，而是在酝酿着更大、更隐蔽的图谋。只是目前线索太少，难以窥其全貌。
处理完这些事务，秦墨重新拿起那份关于长安流传诗作的报告。苏婉的名字再次在他脑海中闪过。她的才情因偶然的机遇得以显露，在这即将因石渠阁会议而掀起文化波澜的时代，不知又会引向何种际遇？这微小的、与他有着间接关联的涟漪，在这宏大的历史画卷中，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笔，却也让秦墨对这滚滚红尘，更多了一份真实的感触。
山风拂过，带来远方的气息。既有长安城中文人雅士即将开始的经义争鸣，也有塞外边关即将响起的金戈铁马。秦墨如同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又如同一个深度的参与者，在这动静交织的时代脉搏中，继续着他的修行与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