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仲裁委的受理通知书刚送到陈砚手上，宏业建筑公司的律师就打来了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带着刻意的温和，却藏着不易察觉的试探：“陈律师，关于贵方代理的农民工欠薪案，我们需要核对员工身份信息，毕竟时间过去半年，很多工人已经离职，怕出现冒领情况。另外，我们公司负责人正在外地考察，相关授权手续需要等他回来才能签字，能不能申请延期开庭？”
陈砚握着手机，指尖轻轻敲击桌面。他太熟悉这种“拖延术”了——以“核对身份”“负责人出差”为借口，用程序合法的手段消耗时间，等农民工失去耐心，再用“部分支付”的条件瓦解维权阵营。“身份核对可以提供工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银行流水，没必要等负责人回来。”他语气平静，“如果贵方确实需要延期，麻烦提交书面申请，说明具体延期时长和理由，我们会配合仲裁委的安排。”
电话那头沉默几秒，又说：“那我们先整理材料，明天把书面申请寄给仲裁委。陈律师，其实这个案子没必要闹到仲裁，我们老板说了，愿意支付50%的工资私了，你看能不能跟农民工沟通一下？”
“私了需要当事人自愿，我会把你们的意思转达，但最终决定权在农民工手里。”陈砚直接挂断电话，转身走进会议室。此时老郑和另外两名农民工正坐在里面，手里攥着仲裁受理通知书，脸上满是期待。
“陈律师，是不是快开庭了？”老郑连忙站起来，声音里带着急切，“我儿子下个月要交学费，要是能快点拿到钱就好了。”
陈砚将宏业公司的提议和可能延期的情况如实告知，老郑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50%？他们这是欺负人！我们干了半年活，凭啥只给一半？延期开庭更是没道理，分明是想拖垮我们！”
另一名农民工老张也急了：“我老婆住院等着钱做手术，要是一拖再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看着两人焦虑的样子，陈砚心里也不好受。农民工维权，最怕的就是“时间耗不起”——家里的学费、医药费、房贷，每一笔支出都像鞭子，逼着他们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大家别慌，”他安抚道，“我已经让团队整理工人的身份材料，明天就提交给仲裁委，尽量缩短延期时间。至于私了的事，你们可以再商量，但一定要想清楚——接受50%，意味着放弃剩下的工资；坚持仲裁，虽然需要等，但有机会拿到全额，还有赔偿金。”
当天晚上，陈砚接到老郑的电话，语气带着疲惫：“陈律师，有两个工友动摇了，说愿意接受50%的私了，他们家里实在等不起钱……”
陈砚心里一紧，立刻问清那两名农民工的住址，抓起外套就往外跑。夜色里，他驱车穿过大半个城市，先来到农民工老王家。老旧的居民楼里，灯光昏暗，老王的妻子躺在床上，手里拿着医院的催款单，孩子在旁边写作业，作业本上满是涂改的痕迹。
“陈律师，你坐。”老王局促地递过一杯水，“我也不想妥协，可我老婆的手术不能再拖了，50%虽然少，但至少能解燃眉之急……”
“老王，我理解你的难处，但你再等等。”陈砚拿出手机，调出宏业公司的工商信息，“这家公司上个月刚收到一笔工程款，有支付能力，只是不想给。我已经跟仲裁委沟通了，他们同意加快审理，最多延期半个月。另外，我可以帮你申请法律援助中心的临时救助金，先把手术费凑上，等拿到工资再还回去，你看怎么样？”
老王的眼睛亮了，他看着妻子，妻子轻轻点了点头。接着，陈砚又赶到另一名农民工老李家，用同样的方式——承诺加快进度、帮忙申请临时救助，说服老李放弃了私了的想法。
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陈砚刚洗漱完，手机又响了，是仲裁委的工作人员：“陈律师，宏业公司提交了延期申请，说要延期一个月，理由是‘需要补充财务凭证’。我们觉得这个理由不太充分，但按照规定，只能先同意延期15天，你跟当事人解释一下。”
“15天可以接受，谢谢。”陈砚挂了电话，立刻给老郑发消息，告知延期15天的情况，并承诺这期间会定期沟通案件进展。老郑回复得很快：“陈律师，我们相信你，不管等多久，都跟宏业公司耗到底！”
接下来的半个月，陈砚一边督促团队整理证据，补充宏业公司的财务状况证明，一边每周组织线上沟通会，让农民工及时了解案件动态。小林还特意制作了“案件进度表”，标注每个阶段的时间节点和任务，发到农民工微信群里，缓解大家的焦虑。
然而，宏业公司的拖延并未停止。开庭前三天，陈砚再次接到对方律师的电话：“陈律师，我们负责人在外地突发急性阑尾炎，需要手术，没办法按时回来，能不能再申请延期半个月？我们已经提交了医院的诊断证明。”
陈砚立刻联系仲裁委，确认对方确实提交了诊断证明。他看着桌上的证据材料，心里清楚——这很可能是宏业公司的又一个骗局，就算不是，再延期半个月，农民工的耐心很可能会彻底崩溃。
“不能再延期了。”陈砚拨通老郑的电话，“宏业公司肯定是故意的，我们得想办法反击。你能不能组织大家，明天一起去宏业公司门口，跟他们负责人当面沟通？不用闹事，就只是要求他们按时开庭，支付工资。同时，我会联系陆瑶，让她派记者去现场，通过媒体施压，让宏业公司不敢再拖延。”
老郑毫不犹豫地答应：“好！我现在就联系工友，明天早上八点，我们在宏业公司门口集合！”
第二天早上，宏业公司门口聚集了十名农民工，他们举着“要求按时开庭，支付拖欠工资”的牌子，安静地站在路边。陆瑶带着摄影记者赶到现场，采访了老郑和几名农民工，记录下他们的诉求和生活困境。
不到一个小时，宏业公司的负责人就从里面走出来——根本没有生病的样子。他看到记者的摄像机，脸色瞬间变了，连忙拉着陈砚进了办公室：“陈律师，误会，都是误会！我们同意按时开庭，不申请延期了，之前的诊断证明是……是下面的人弄错了。”
陈砚看着他慌乱的样子，心里冷笑：“既然是误会，那就请贵方配合仲裁，按时出庭，准备好工资支付凭证。如果再耍花样，我们不仅会继续通过媒体曝光，还会向住建局举报贵公司的违规行为，影响你们后续的项目投标。”
负责人连忙点头：“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走出宏业公司，陈砚看到农民工们正围着记者，脸上满是激动。老郑跑过来，紧紧握住他的手：“陈律师，太谢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们还不知道要被拖到什么时候！”
陈砚笑着摇头：“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大家也别高兴太早，开庭的时候，宏业公司肯定还会找其他理由否认欠薪，我们还得做好准备。”
陆瑶走过来，递给陈砚一份刚写好的短讯：“我已经把现场情况发给报社了，标题是《农民工讨薪遇拖延，媒体介入后企业承诺按时开庭》，明天就能见报。后续开庭，我也会去现场，帮你们记录庭审情况，给宏业公司施压。”
陈砚接过短讯，心里涌起一阵暖流。他知道，这场维权仗之所以能推进到现在，离不开团队的努力、农民工的坚持，还有媒体的助力。但他也清楚，宏业公司不会这么轻易认输，开庭时的“证据博弈”，才是真正的考验。
回到律所，陈砚立刻组织团队召开庭审准备会，梳理证据链，模拟对方可能提出的质疑，制定应对策略。小林看着满桌的材料，感慨道：“以前总觉得律师就是在法庭上辩论，没想到背后要做这么多准备……”
“公益案件更是如此。”陈砚看着团队成员，语气坚定，“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企业的拖延和否认，还有农民工的期待和信任，不能有一点马虎。下周开庭，我们一定要赢！”
然而，陈砚不知道的是，宏业公司的负责人在他离开后，立刻拨通了一个电话：“喂，赵律师，下周开庭，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赢……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让那些农民工拿不到钱，费用不是问题！”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带着阴狠的笑意：“放心，我有办法……陈砚想赢，没那么容易。”
这个赵律师，正是赵峰的同伙。一场新的阴谋，正在悄然酝酿，而陈砚和他的团队，还对此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