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九原城，队伍沿着黄河北岸的狭长通道继续西行。路途愈发荒凉，人烟稀少，沿途所经的宜梁、成宜等城邑，规模皆不及九原，城垣多有残破，守军亦是神情紧张，显然都感受到了来自北方越来越大的压力。凛冽的北风卷着沙尘，毫无遮拦地掠过空旷的原野，吹得旌旗猎猎作响，也吹得人心头沉重。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息。
终于，在十月初六这天，历经跋涉，视线尽头出现了一座矗立在苍茫天地间的土黄色城池——西安阳（称其西安阳，是因为幽州代郡也有一个安阳县，官方为了区分，五原郡的安阳称之为西安阳，代郡的安阳称之为东安阳）。与一路行来的颓败景象不同，眼前的安阳城，虽然城墙同样布满岁月的痕迹和修补的伤疤，却透着一股森严的厉兵秣马、严阵以待的肃杀之气。
但见城头之上，旌旗招展，持戈挎弓的士卒身影往来巡视，密度远超之前任何一座城池。城墙的垛口后面，隐约可见一架架床弩那狰狞的轮廓，滚木礌石堆叠整齐。城门口处的盘查也极为严格，守卫的兵士眼神锐利如鹰，仔细检查着每一支想要入城的队伍，气氛凝重得几乎化不开。城外原本可能存在的零星村落或帐篷，此刻早已不见踪影，唯有枯黄的野草在寒风中伏倒，更显空旷寂寥。一切都表明，此地已是不折不扣的前线，敌军随时可能兵临城下。
卫铮一行人随着稀疏的人流，接受了严格的盘查后，方才得以进入城内。城内的景象同样透着临战的紧张，街道上的行人大多步履匆匆，面带忧色，商铺虽然大多还开着，但顾客寥寥，许多人家门窗紧闭。一种压抑的寂静笼罩着这座边城。
不敢耽搁，蔡邕、卫铮等人径直前往县衙。递上名刺和五原太守郭鸿的亲笔信后，很快便被引入衙内。安阳县长李植是一位年约四旬、面容精悍、皮肤黝黑的官员，眉宇间带着长期处于压力下的疲惫与坚毅。他仔细验看了郭鸿的信件，确认无误后，紧绷的脸色才稍稍缓和，对蔡邕拱手道：“原来是蔡公，郭使君已在信中嘱托下官。如今朔方道阻，情况不明，蔡公且请在城中安心住下，一应所需，下官会尽力安排。”
蔡邕连忙还礼致谢，随即忧心忡忡地询问起朔方郡的现状。
提到此事，李植的脸色瞬间又阴沉下来，他重重叹了口气，语气沉重：“蔡公，情况……非常严重。不瞒您说，我这里，现在就是最前沿了！”他走到衙内悬挂的简陋地图前，指着安阳城以西的大片区域。
“自入秋以来，鲜卑游骑寇边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光是记录在案的，袭扰我安阳地界的，就不下十几波！就在前几日，还有一波鲜卑骑兵，人数不下五百骑，跑到城前来耀武扬威，马蹄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
他指了指城西的方向，“幸好，驻守在本城的西部都尉的兵马，凭借城防优势，用强弓硬弩将其击退。但……我们兵力有限，也不知对方虚实，恐其有埋伏诱敌之计，未敢出城过度追击。”
李植的手指在地图上安阳城以西的地方画了一个圈，无奈地摇头：“至于更西面的朔方郡核心区域，如今已是消息全无。驿道断绝，信使不通，那边究竟是何种光景，是仍在坚守，还是已经……下官实在无从得知。”
了解到这般严峻的形势，李植又转向一路押解蔡邕的那几名官差，正式言明情况：“几位上官，情况便是如此。前路已断，凶险异常，蔡公已无法按原定行程前往朔方郡治临戎城。按照规制，你等可在此交卸差事，出具文书，言明因战乱阻隔，流放地无法抵达，蔡公暂羁留于安阳县，具体情形我会禀明上官，你等便可返回洛阳复命了。”
几名差役这一路行来，早已胆战心惊，听闻此言，如蒙大赦，连忙躬身应诺：“谨遵明府（对县令的尊称）之命！我等即刻办理文书，返回复命！”
至此，自八月十一从洛阳出发，辗转经过平阳、界休、晋阳、阴馆、善无、云中、五原等地的漫长流放之旅，在历时五十多天后，于这朔风凛冽的边塞安阳城，暂时告一段落。蔡邕将在此“安居”，等待未知的变数。
借此，需详述一下此时汉朝的军事编制——部曲制：
汉朝沿袭并发展了秦代的军制，军队组织严密，层级分明，遵循着独特的“二五编制原理”。此原理核心在于，每两个小单位组成一个中单位，再由五个中单位组成一个大单位，形成一套高效而有序的指挥体系。
最基层为 伍，由五人组成，设伍长一人统领。
两伍（10人）为一 什，设什长一人。
五什（50人，加上什长自身及可能的少量辅兵，实际作战编制约五十余人）为一 队，设队率（或称队帅）一人。
两队（约100-110人）为一屯，设屯长一人。
五屯（约500-550人）为一曲，设军侯一人，这才是具有一定独立作战能力的战术单位。一曲通常辖五百余人，是军队构成的核心单元之一。
两曲（约1000-1100人）为一部，主官在地方郡国称都尉（如西部都尉等），在中央军则称校尉（如北军五校尉）。一部辖千余人，是重要的战役兵团。都尉或校尉的副手通常设有军司马、假候（代理军侯）等。此外，还有别部司马，可受命单独统率一部或多部兵力，职权颇重。
最后，前后左右中五部（约5000-6000人）合为一军，设将军统领。如大将军，为常设官职，位比三公，是武将之首，中央最高军事统帅，多由皇帝信任的外戚担任。
皇家禁卫部队则多设中郎将（如五官、左、右、虎贲中郎将等）统领。其他名号的将军并非常设，需由皇帝或中央政府正式拜授，如偏将军、裨将军、各种杂号将军（如捕虏将军、荡寇将军、伏波将军等，依征讨任务而定）、征、镇、安、平四方将军、前、后、左、右将军，以及地位尊崇的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皆不常设，一般大规模出征时方授此号。
在地方上，尤其是在边郡，除了少数常设的杂号将军（如度辽将军）和特殊的中郎将、校尉（如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破鲜卑中郎将等）外，都尉已是手握重兵、镇守一方的军中高官，权责极重。此刻安阳城内的那位西部都尉，其麾下若能满编，便应有着不下千人的正规部队，是守卫这片危殆边疆的中流砥柱。
理解了这套严密的部曲制，便能明白为何李植县长对西部都尉如此倚重，也更能体会到，在这烽火连天的边塞，每一级军官、每一支队伍，都如同这庞大军事机器中的一环，维系着帝国那摇摇欲坠的边境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