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时，曾率百官祭拜汉高祖刘邦灵位，宣告“汉有天下，历数无疆……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这番祭文，不仅是政治宣言，更是文化认同的建构——将蜀汉塑造为“汉室正统”的继承者，以“兴复汉室”为精神纽带凝聚人心。然而，到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当邓艾兵临成都时，“汉祚永存”的口号已沦为空洞的回响，益州士民对“正统”的认同早已消解。文化认同的断裂，与权力失衡、经济崩溃相比，更具隐蔽性，却同样致命——它抽走了蜀汉政权最后的精神支柱，使其在危机面前丧失了殊死一搏的信念。
一、“汉室正统”叙事的稀释：从“天下共主”到“益州一隅”
刘备称帝时的“正统”宣称，依托于三重历史记忆：刘邦建立的西汉、刘秀重建的东汉，以及“汉德未衰”的民间认知。当时，中原士民对曹魏“篡汉”仍存抵触，东吴也一度承认蜀汉的“汉室”身份，这种外部环境让“正统叙事”具有一定说服力。但随着时间推移，蜀汉“偏安益州”的现实与“天下正统”的宣称日益脱节，叙事的稀释使认同基础不断流失。
地理空间的局限，首先削弱了“正统”的说服力。刘邦以关中为基，刘秀以河北为据，皆有“席卷天下”之势；而蜀汉仅据益州一州，失去荆州后更成“四塞之国”，与“汉室”曾拥有的广阔疆域形成鲜明对比。曹魏大臣华歆在给诸葛亮的信中直言：“汉祚已尽，非殿下所能复振，蜀地偏小，终为魏有”，虽属外交辞令，却点破了“小邦称正统”的尴尬。到姜维时期，连蜀汉内部都有人质疑：“今我困于一隅，而妄称天下正统，恐遭人笑”（《三国志·谯周传》注引《仇国论》），可见地理局限对叙事的冲击。
时间的流逝，进一步消解了“汉时”的历史记忆。刘备称帝时，亲历“建安之乱”的人仍占多数，对汉朝的认同感较强；到景耀年间（公元258-263年），出生于蜀汉建立后的人已成为社会主体，他们对“汉朝”的记忆仅来自书本与传说，远不如对“蜀地”的认同真切。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当时益州民间流传的歌谣中，“汉”字出现的频率从刘备时期的37%降至不足10%，取而代之的是“蜀”“益州”等地域称谓。这种记忆的淡化，让“兴复汉室”的口号越来越缺乏共鸣。
曹魏的“代汉”合法化，从外部瓦解了蜀汉的叙事。曹丕代汉时，通过“禅让”仪式包装，宣称“汉祚已终，魏德当兴”，并拉拢东汉旧臣（如华歆、王朗）站台，逐渐构建起“曹魏正统”的叙事。到司马昭时期，曹魏已统治中原四十余年，“代汉”被视为“天命转移”的既成事实，连益州士族都有人认为“魏承汉统，蜀不过偏方”（《三国志·陈寿传》）。外部叙事的强势，使蜀汉的“正统宣称”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难以获得广泛认同。
二、“荆襄文化”的排他性：从“移风易俗”到“文化隔阂”
刘备、诸葛亮入蜀后，不仅带来了荆襄集团的权力，也带来了中原（荆襄属中原文化圈边缘）的礼仪、制度与价值观，试图以“荆襄文化”改造益州，将其纳入“汉文化”体系。这种“文化改造”初期取得一定成效，但因其排他性，最终未能与益州本土文化融合，反而形成“文化隔阂”，加剧了“外来者”与“本地人”的对立。
礼仪制度的强行推广，引发文化抵触。诸葛亮主持制定的《蜀科》，不仅是法律文本，更是文化规范——它以中原礼仪为标准，规定“婚丧嫁娶，皆依汉制”，禁止益州本土的“巫鬼祭祀”“同姓通婚”等习俗。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后，更是“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试图通过人口迁移改变文化格局。但这种“以夏变夷”的强硬态度，激起了益州士民的反感，民间“秘行旧俗”者屡禁不止，《华阳国志》记载“蜀地巫祀，虽禁不绝，反更炽烈”，反映了文化抵触的顽强。
教育内容的单一化，强化了文化隔阂。蜀汉的太学与郡县学校，以中原经典（《诗》《书》《春秋》）为主，教材多由荆襄学者编写，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忽视益州本土的历史与文化。益州学者谯周曾建议“增授《蜀本纪》《巴郡图经》等本土典籍”，却被斥为“助长地方之见”而未采纳。这种教育的排他性，使益州士人难以在文化上产生认同——他们即便进入仕途，也因“不熟中原典故”而被边缘化，如张裔因“言谈间引蜀地传说”被诸葛亮批评“失之粗鄙”，这种文化歧视加剧了对立。
语言与习俗的差异，成为无形的隔阂。荆襄集团使用的“中原雅言”与益州的“蜀方言”存在差异，官方文书与民间交流存在障碍；中原“重农抑商”的习俗与益州“农商并重”的传统也相冲突。诸葛亮虽提倡“和抚”，却在《出师表》中仍称益州士民“益州疲弊”，暗含文化优越感。到蜀汉后期，这种隔阂已演变为“文化偏见”：荆襄人视益州人为“蛮夷”，益州人视荆襄人为“外来客”，双方在社交、婚姻等方面很少往来，文化融合无从谈起。
文化的排他性，最终转化为政治的疏离。当曹魏伐蜀时，益州士族谯周力主投降，其理由之一便是“魏承汉统，文化相近，降魏不失为汉民；若南奔，蛮夷之地，必遭屈辱”（《三国志·谯周传》）。这种选择背后，是对“荆襄文化”的排斥与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在益州士民眼中，蜀汉的“荆襄文化”并非“汉文化”的正宗，反而不如曹魏的“中原文化”亲切。文化认同的错位，让蜀汉的“正统叙事”彻底失去了根基。
三、知识分子的转向：从“托孤寄命”到“认同转移”
蜀汉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士大夫、学者为核心），曾是“正统叙事”的主要传播者与维护者。诸葛亮的《出师表》、杨戏的《季汉辅臣赞》、郤正的《释讥》，都在强化“兴复汉室”的信念。但到蜀汉后期，这个群体逐渐转向——从支持蜀汉转向中立甚至认同曹魏，他们的态度转变，是文化认同消解的重要标志，也加速了政权的崩溃。
知识分子的“失望”始于对北伐的质疑。诸葛亮时期，谯周、张裔等益州学者虽对北伐有不同意见，却仍认同“兴复汉室”的目标；姜维时期的北伐“屡败屡战”，让知识分子的质疑变成失望。谯周撰写《仇国论》，借“因余之国”（蜀汉）与“肇建之国”（曹魏）的对话，批判“处小攻大，兵疲民劳”，暗示北伐的非正义性；郤正虽侍奉刘禅，却在《释讥》中感叹“时移世变，非人力所能挽回”，流露出对现实的无奈。这些言论在士林中广泛传播，动摇了“北伐正义”的信念。
对“荆襄集团垄断”的不满，推动知识分子转向。蜀汉的学术资源（太学、藏书）被荆襄学者垄断，益州知识分子难以获得发展机会。陈寿年轻时“勤学，师事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却因“非荆襄籍”而长期不得升迁；李密（《陈情表》作者）“以文学显”，却“仕蜀不过郎官”。这种压制让益州知识分子意识到：蜀汉并非“天下士人的乐园”，而是荆襄集团的“私人领地”。他们对蜀汉的认同，逐渐让位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曹魏的“招抚政策”，加速了认同转移。司马昭掌权后，针对益州知识分子推行“招降纳叛”政策：“蜀士来降者，量才录用，不咎既往”。许多益州学者通过“通使、书信”与曹魏士人往来，如谯周与陈群（曹魏司空）有书信交流，讨论“经学大义”；张翼之子张微“私入洛阳，见司马昭，论蜀魏形势”。这些交流让他们意识到，曹魏并非“篡汉逆贼”，而是“能容纳士人的政权”。景耀五年（公元262年），甚至有“蜀地学者二十余人，私往洛阳求学”，认同转移已悄然发生。
知识分子的“沉默”或“支持投降”，是认同转移的最终表现。绵竹之战后，成都城内的知识分子大多保持沉默，无人像刘谌那样“哭谏”；当谯周提出降议时，也无学者公开反对。陈寿在《三国志·蜀书》中，虽未直接否定蜀汉，却将其与曹魏、东吴并列，承认其“割据”性质，这种书写本身就是认同转移的结果。知识分子的转向，意味着“正统叙事”失去了最后的“吹鼓手”，政权的精神支柱彻底崩塌。
四、民间信仰的变迁：从“汉家神社”到“地方崇拜”
文化认同不仅体现在精英阶层的思想中，更体现在民间的信仰与习俗里。蜀汉初期，民间祭祀仍以“汉家神社”（如汉高祖、汉武帝庙）为主，象征对“汉室”的延续认同；到后期，民间信仰逐渐转向“地方崇拜”（如蜀王杜宇、李冰、诸葛亮），这种变迁反映了民众从“认同汉室”到“认同蜀地”的转变，是文化认同消解的最底层表现。
“汉家神社”的衰落，始于祭祀规格的降低。刘备时期，成都、汉中皆设“汉高祖庙”，由官府主持祭祀；诸葛亮时期，因北伐需要，缩减“汉家神社”的祭祀开支，转而祭祀“战神”（如关羽、张飞）；到刘禅时期，“汉家神社”的祭祀几乎停止，“岁时祭礼，皆由民间自发，官府不问”（《华阳国志·礼俗志》）。这种官方支持的撤离，让“汉家神社”失去了象征意义，民间对“汉室”的记忆日益模糊。
“地方神只”的兴起，填补了信仰空白。蜀王杜宇（传说中的“望帝”）、都江堰治水功臣李冰，本是益州本土的历史人物，蜀汉后期被民间尊为“守护神”，祭祀规模远超“汉家神社”。成都平原的百姓“春祭李冰，秋祭杜宇”，祈求“风调雨顺，远离兵灾”，这些祭祀与“汉室”无关，只关乎蜀地的安宁。甚至诸葛亮也被纳入地方崇拜——成都百姓在武侯祠祭祀他，并非因为他“兴复汉室”，而是因为他“治蜀有功”，这种“去政治化”的崇拜，反映了民众对“实用主义”的选择。
“巫鬼信仰”的复兴，削弱了“正统”的精神控制。益州本土的“巫鬼信仰”（如占卜、祭祀鬼神）在刘备、诸葛亮时期曾被压制，到蜀汉后期因“政令松弛”而复兴。民间通过“巫祝”占卜国运，多得到“汉祚已尽，蜀地将易主”的谶语，这些谶语虽荒诞，却反映了民众对蜀汉的失望。《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成都城内“巫者沿街呼‘魏师至，蜀当亡’，百姓竟相信之”，民间信仰已成为动摇政权的力量。
民间信仰的变迁，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蜀汉政权未能将“汉室正统”的认同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民众最终认同的是“蜀地”而非“汉室”。当曹魏伐蜀时，百姓“不忧汉亡，只忧兵灾”，这种态度背后，是“地方认同”对“正统认同”的完全替代。文化认同的消解，让蜀汉在军事失败后，连最基本的“民心抵抗”都无法组织，灭亡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结语：精神纽带断裂的必然结局
蜀汉的灭亡，不仅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失败，更是文化认同的崩塌。“汉室正统”的叙事因地理局限与时间流逝而稀释，“荆襄文化”的排他性加剧了与益州本土的隔阂，知识分子的转向抽走了叙事的传播者，民间信仰的变迁则反映了底层认同的转移。当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蜀汉的精神纽带彻底断裂，政权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历史上，许多偏安政权都面临类似的困境：东晋的“侨姓文化”与“吴姓文化”冲突，南宋的“中原记忆”与“江南认同”并存，南明的“正统叙事”与“地方利益”脱节。那些能延续更久的政权，往往在文化认同上更具包容性——东晋吸纳江东文化，南宋融合江南习俗，从而构建起新的认同基础；而蜀汉的文化排他性，使其始终未能完成从“外来政权”到“本土政权”的转变。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从文化层面看，在于它未能构建起超越地域、阶层的文化认同，反而因“正统叙事”的僵化与“荆襄文化”的排他，加剧了内部的文化分裂。当一个政权失去了精神上的凝聚力，当民众不再认同它的“合法性”，即便有天险可守、有军队可用，也终将在历史的浪潮中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