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黄埔路官邸书房内，午后的阳光透过厚重的奶白色窗帘，在红木书桌上投下几道昏沉的光斑，空气却凝重得能拧出水来，连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都显得格外刺耳。蒋介石将那份关于徐渊在重庆为其子女大办周岁宴的详细报告重重拍在桌上，“啪”的闷响震得砚台里的墨汁晃出几圈涟漪，纸页边缘被他攥得发皱，指节泛白。
他猛地站起身，深灰色中山装的衣角扫过椅面，背着手在铺着军用地图的地板上来回踱步。锃亮的黑皮鞋碾过地图上“四川”区域的等高线，每一步都像踩在无形的焦虑上。光头上青筋隐隐跳动，顺着鬓角蔓延至下颌，脸色阴沉得如同嘉陵江汛期的乌云，眼底翻涌的怒火几乎要冲破眼底的红血丝——他最恨的，就是在自己眼皮底下藏着失控的火苗。
指尖捏着的报告被汗水浸得发潮，字句像淬了冰的钢针，一下下扎在他最敏感的神经上。“四川地方势力与新兴实业资本紧密结合”，那行字旁边还附着徐渊与川军将领碰杯的照片，两人笑容里的熟稔刺得他眼疼；“影响力日增，于川中渐成枢纽之势”，底下标注的宾客名单里，既有重庆商会的头面人物，又有几个他曾试图拉拢却未果的乡绅，密密麻麻的名字织成一张他看不见的网；最让他心口发紧的是那句“产业布局深具战略眼光，恐对未来中央政策在川之推行产生影响”，报告后附着的徐渊旗下工厂分布图，从兵工配件到粮食加工，恰好卡在川渝经济的要害处，像一把无形的钳子，正悄悄扼住西南的命脉。
他突然停下脚步，指节重重叩击地图上“重庆”的位置，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忌惮像藤蔓一样缠上心头——徐渊既不像其他地方军阀那般张扬，也不似政客般油滑，偏偏用一场周岁宴，将川地的人脉、资本与势力揉成一团，摆到了明面上。这种“不声不响成大事”的手段，比明目张胆的对抗更让他忌惮。可忌惮里又裹着难以言说的无奈：眼下抗战刚过，中央财政吃紧，西南是重要的物资基地，他既不能贸然动徐渊，怕搅乱川地局势；又不能放任不管，眼睁睁看着对方成为西南的“隐形霸主”。
首先，是投鼠忌器的经济政治顾虑。徐渊的根，早已像老榕树的气生根般，深植于江浙财团的土壤里。尽管他将兵工厂、纺织厂等核心产业重心悄然转移至西南，在重庆、成都织就新的产业网络，但在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与地域观念里，他依旧是“江浙帮”无可替代的重要一员——逢年过节，他派往上海的特使总会带着西湖龙井与绍兴黄酒，登门拜访虞洽卿、张嘉璈、钱新之这些财团元老；上海银行公会的重要决议，他即便远在重庆，也能通过加密电报参与讨论；甚至江浙商人在西南投资遇阻时，第一个想到的靠山仍是徐渊。
这份盘根错节的关系，恰是蒋介石最深的顾虑。江浙财团本就因孔宋家族借战时统制经济大肆挤压而对中央离心离德，上海的纱厂老板们私下里早已抱怨“中央只知刮钱，不顾商人生死”。若此时对徐渊采取查封产业、限制行动等过激手段，无异于在这些昔日“钱袋子”的心上扎刀子，彻底寒了他们的信任。要知道，国民政府每月“剿共”军费的三成，仍需依赖江浙财团的债券认购与银行贷款；上海的关税、盐税更是支撑中央财政的支柱。一旦引发整个江浙资本圈的强烈反弹——罢购公债、收缩信贷、转移资产，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立刻会陷入绝境，前线士兵的粮饷、弹药供应都将断档。牵一发，确有可能动全身，这步棋，蒋介石不敢轻易走。
其次，是美国因素的干扰。在蒋介石的认知里，徐渊早已不止是一个坐拥千万资产的民族资本家，更是“美国人在中国的重要代理人”，是插在远东土地上的一根“美国楔子”。他办公室的抽屉里，至今锁着军统送来的密报：徐渊与梅隆家族合作在重庆开办的汽车组装厂，所用设备全是美国军工标准；他的所谓“经理团代表”去年访美时，与摩根财团代表在华尔街咖啡馆密谈两小时的照片，被洗成了清晰的大图；甚至美国驻华武官每次考察，必会绕道徐渊的工厂参观，临走时还会带走几箱徐渊旗下酒厂产的出口型威士忌——这些细节，都让蒋介石深信，徐渊背后站着的是足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强大资本。
而此刻的国民政府，正像溺水者抓住浮木般依赖美国援助：亟需美国承认其“唯一合法政府”的地位，以压制中共与地方势力；亟需美国的“租借法案”延续，为“剿共”提供武器弹药；甚至中央银行的法币稳定，都要靠美国对华白银贷款支撑。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下，贸然动一个被美国资本视作“利益代言人”的人物，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不堪设想——美国会不会暂停援助？会不会在国际舆论上批评国民政府“迫害外资伙伴”？会不会转而与其他势力接触？这些不确定的风险，像悬在蒋介石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他对徐渊多了几分“碰不得”的忌惮，只能暂时按下怒火。
再者，是实实在在的军事实力威慑。报告里没有明说，但蒋介石比谁都清楚，徐渊绝非手无缚鸡之力的纯粹商人，他手里握着或者说影响着的，是一支能随时搅动京沪局势的“私人武装”。那个这些年驻防苏州周边的第83师，像一颗锋利的钉子，牢牢钉在蒋介石的“卧榻之侧”——这支部队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打出过威名，士兵们精神状态高昂，手里的装备比其它中央军嫡系部队的还要精良，连迫击炮都是美国造的；师长曾维献更是徐渊的亲姐夫，两人的情谊远非普通上下级可比。
名义上，第83师隶属国民革命军序列，受军政部调遣，但实际上，中央党部派去的政工人员，连士兵的花名册都摸不到——部队的饷银，除了蒋介石因种种顾忌依旧憋屈照发的那部分，还有徐渊旗下私人银行直接拨付的所谓“津贴”，比中央军标准高两成；士兵的军装、罐头，是徐渊的纺织厂、食品厂特供，质量远超国府配给；甚至连军官的晋升，都要先经过曾维献与徐渊商量后，才上报军政部。
更让蒋介石不安的是，第83师扼守着苏州至上海的铁路干线，掌控着京沪地区的西部门户——一旦动了徐渊，曾维献会不会以“保护家属”为名起兵？会不会切断京沪铁路，导致中央军兵力调动受阻？会不会引发苏州、无锡一带的地方势力响应，形成“反蒋联盟”？这些问号，像沉重的石头压在蒋介石心头，他不敢赌，也赌不起。
最后，是前车之鉴的阴影。日本人上次在法租界霞飞路徐公馆的暗杀行动，结果像一场公开的“打脸”，至今仍让蒋介石心有余悸。那次行动，日本黑龙会派出了多名杀手，突然袭击下依旧全军覆没。
这段往事，像一根刺，扎在蒋介石心里。实际上寰宇贸易公司被宋子文搞出烂摊子，徐渊以各种理由搪塞不愿出头时，他的杀机就显露出来了——不能为其所用，又有着举足轻重金融能力的人，在当权者眼中就是取死有道！
蒋介石其实并非没有动过用“暗手段”来铲除徐渊的念头。然而，每当他想到日本人曾经在徐渊面前遭受的惨败时，心中便不禁涌起一阵犹豫。他深知，徐渊这样的顶级资本家的安保措施必定异常严密，有过被刺杀经历过尤甚，以军统的实力去执行这样的任务，失败的可能性极大。而一旦行动失败，所带来的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首先，这将彻底激化徐渊与中央之间的矛盾，使得原本就对蒋介石心存不满的江浙财团、美国资本以及第83师等势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反蒋力量。
其次，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暗杀行动极有可能被外界解读为“勾结日寇式暗杀”或者“残害爱国功臣”，这无疑会给蒋介石背上一个极其恶劣的名声。毕竟，徐渊在自然灾害期间曾慷慨解囊，捐赠了大量资金，还亲自创办了难民营，为无数灾民提供了救助。而他的妻子陈舒妍更是最大的私人慈善机构的创始人，徐家在民间享有“爱国商人”的美誉。一旦这种舆论被发酵和传播开来，恐怕就连党内的一些元老都可能会站出来公开反对蒋介石，甚至可能会动摇他的统治根基。
面对如此巨大的风险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蒋介石深知这种“赔本又折兵”的买卖绝对不是他所能承受的。因此，尽管对徐渊心存忌惮，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使用“暗手段”来解决问题。
从未来的视角上看，这位民国的领袖，各种手段不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倒像是一个帮派的流氓头目，堂皇的招式使不出来，对于徐渊这类“刺头”充满了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