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博济医学院在曲江池畔已屹立十载有余。当年的新植杏林，如今已亭亭如盖，花开时节，云蒸霞蔚，果实成熟时，金黄满枝，成为长安城南一景。“博济”之名，随着一批批学成下山的弟子和那一卷卷日益完善的《博济医典》抄本，真正传遍了四海九州。
阿树已是两鬓染霜，年过半百。长期的劳心劳力，加之早年西行积下的风霜，让他的身体不复从前强健，咳嗽旧疾时而在阴雨天发作。然而，他的眼神却愈发深邃澄澈，如同历经淘洗的玉石，温润中蕴藏着无尽智慧。他渐渐将学院日常事务交由李仁溥、平安与杨素心打理，自己则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到《博济医典》的最后定稿，以及对医学根本问题的更深层思索上。
这一日，春光明媚，学院内却笼罩着一层难以言喻的凝重气氛。阿树在书房中整理旧稿，忽感一阵剧烈咳嗽，竟至呕出一口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案头尚未完成的《医典·总论》篇章。
平安与杨素心闻讯，疾步闯入书房，见状皆是心头大震。
“师父！”平安抢上前扶住阿树，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
“无妨，老毛病了。”阿树摆摆手，用帕子拭去嘴角血痕，面色虽苍白，神情却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释然，“看来，与诸位相伴的时日，恐不多了。”
“师父何出此言！您定能康复！”杨素心急声道，眼眶已然泛红。
阿树微微一笑，目光扫过两位已然成为栋梁之材的弟子，又望向窗外那一片生机盎然的药圃和讲学堂，缓缓道：“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为师此生，能遍历山河，得窥医道之奥，能着书立说，开宗立派，更能得尔等英才继其志，已无遗憾。如今，《博济医典》主体已成，学院根基已固，四方皆有我‘博济’门人，济世活人。为师……可以安心了。”
此后，阿树的病情时好时坏，但他拒绝卧床静养，只要精神稍济，便坚持完成《医典》的最后修订，或与前来探视的弟子、友人谈论医理，神色安详，仿佛只是在准备一次寻常的远行。
他将平安与杨素心唤至榻前，做最后的嘱托。
“平安，”他看着这位自少年时期便跟随自己，历经风雨、性格沉毅的大弟子，“你性情敦厚，根基扎实，尤精药性方剂，且能持重守成。这博济医学院，乃我等心血所系，是为根基。日后，便由你执掌山长之位，仁溥师叔辅佐于你。望你谨守‘博采众长，济世活人’之初心，护持好这片杏林，使之薪火不绝。”
平安跪在榻前，紧紧握住师父枯瘦的手，泪水盈眶，重重叩首：“弟子……谨遵师命！定竭尽全力，护持学院，不负师父厚望！”
阿树欣慰点头，又看向杨素心：“素心，你才思敏捷，善于阐发，志在四方。编撰《博济医典》之功，你出力尤多。医典乃学问之载体，传播之利器。日后，医典的增补、刊行、传播之事，便交由你全权负责。望你能继我遗志，使此学广播天下，深入民间，真正泽被苍生。”
杨素心亦是泣拜于地：“恩师放心！弟子必当殚精竭虑，使《博济医典》流传后世，让我‘博济’之学，光耀千秋！”
阿树又细细嘱咐了许多关于学院管理、弟子培养、与各方同道交往的细节，思绪清晰，言辞恳切。最后，他轻声道：“我死之后，不必厚葬，亦不必守制过哀。将我葬于学院后山杏林之下，让我能常闻书香药气，听尔等讲学论道之声，足矣。”
弥留之际，众多闻讯赶来的弟子、学院同仁、乃至受过他恩惠的百姓，聚于院中，默默垂泪。阿树躺在病榻上，目光似乎穿透了屋顶，望向那高远的天穹，口中喃喃，气息渐微。
平安与杨素心俯身细听，只听他断断续续吟道：“西行……万里求真……融汇……东西……医道……无界……薪火……传……”
声音渐低，终至不闻。一代医宗，溘然长逝。其时，窗外春风拂过杏林，花瓣如雪，悄然飘落。
阿树逝后，举院悲恸。长安医界，无论此前是否认同其学说，皆为之震动惋惜。百姓自发前来吊唁，队伍从学院门口一直排到曲江池畔。朝廷亦下旨褒奖，追封爵位，认可其“融贯中西，功在医林”的贡献。
平安与杨素心谨遵遗命，丧事从简，将阿树安葬于学院后山那片他最钟爱的杏林之中。墓碑简朴，仅刻“先师阿树大夫之墓”，旁立一石，铭刻其毕生追求的宗旨：“博采众长，济世活人”。
葬礼之后，博济医学院并未因创始人的离去而沉寂。在平安的主持下，学院运作如常，教学诊疗，井然有序。平安以其沉稳仁厚的风格，赢得了全院上下的敬重，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巩固学院基础、培养核心弟子、以及与太医署等官方机构保持良好关系上，确保“博济”根基稳固。
而杨素心，则扛起了传播与发展的重任。他组织精干力量，对《博济医典》进行最后的校对、排版，利用其在士林与商界的人脉，筹措资金，筹备大规模的刊印。他深知，要让医典真正流传，不能仅靠抄录，需借助最新的雕版印刷之术。
同时，他策划了更为宏大的“博济医行”计划。不再仅仅是派遣行者短期考察，而是于天下要冲之地，如洛阳、扬州、成都、江陵、广州等处，设立“博济医馆”或与当地医家合作建立“博济学社”，作为传播学问、收集地方医学智慧的据点。他亲自奔走，遴选得力弟子驻守，将《博济医典》作为核心教材，推广融合医学的理念与实践。
数年之后，《博济医典》首批雕版印刷完成，墨香弥漫学院。这部凝聚了阿树师徒两代人心血，融汇了东西方医学智慧，收录了无数民间验方与医案的巨着，终于以完整的面貌问世。书籍装帧朴素，内容却浩如烟海，一经推出，便引起了整个大唐医学界的轰动，求购者络绎不绝，甚至通过往来商旅，传至新罗、日本、吐蕃、乃至更远的西域诸国。
各地的“博济”医馆与学社也陆续建立起来，它们不仅是诊疗机构，更是学术交流的中心。来自不同地域的医者在此切磋，将《博济医典》中的理论与本地实践相结合，又不断反馈回新的经验和案例，使得“博济”之学始终保持着活力与进化。
平安在长安总院，收到了来自扬州分馆的一封急信。信中言及当地突发一种“烂喉痧”（猩红热）疫情，来势凶猛，患儿尤多，当地医者沿用旧法，效果不彰。分馆主事是杨素心早年派出的弟子，他根据《博济医典》中关于“疫毒”的论述，结合天竺清热、波斯泻下之法，拟定新方，控制住了疫情，并附上了详细医案。
平安阅后，既感欣慰，又深怀追思。他将此案收入学院正在编撰的《博济医案续编》中，并在下一次全院讲论时，以此为例，阐述师父阿树融合医学思想的生命力。
“诸位同门，”平安立于讲坛，声音沉静而有力，“先师虽逝，然其精神，其学问，已化作这浩瀚医典，化作我等手中活人之术，更化作这遍布四方的‘博济’星火。医道之传承，不在固守一隅，而在兼容并蓄，不断创新。此乃先师遗志，亦是我等毕生之责！”
台下，济济一堂的学子们目光炯炯，充满了对先贤的敬仰与对未来的使命感。杨素心坐于前排，看着台上愈发有宗师气度的师兄，心中亦是澎湃不已。他知道，师父点燃的薪火，已由他们接过，并且，必将由他们，传递给更后来的人，永无止息。
春去秋来，曲江池畔的杏林，花开花落，果熟果落。阿树的墓前，总有弟子或受惠者前来打扫、祭拜，献上新采的草药或鲜花。墓碑旁，不知何时，又悄然立起了一座较小的石碑，上面刻着博济医学院历代山长与杰出贡献者的名字。
平安与杨素心的名字，赫然在列。
而他们的故事，以及无数“博济”医者的故事，仍在继续，如同那奔流不息的江河，承载着仁心与智慧，向着更广阔的天地，向着无尽的未来，浩荡前行。
薪尽，火传，光耀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