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意已决，御前风波暂息。朝廷明发上谕，重申浙江赋税新政试点之决心，严令地方全力推行，不得延误。政治的浪潮，终于重重拍打在浙江的现实滩涂上。
杭州，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衙门内，气氛紧张得如同拉满的弓弦。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长官齐聚，面色凝重。案头摆放着朝廷章程与刚刚拟定的本省实施细则。
“诸位，”布政使环视在场官员，声音低沉而坚决，“事已至此，毋庸多言。太子殿下于御前力排众议，陛下圣意如铁。新政推行，关乎我等身家性命，更关乎浙江百姓福祉，亦关乎朝廷国策成败。唯有同心协力，将此事办好，方是唯一出路！”
他随即宣布成立“清丈田亩总核衙门”，由按察使司派员监督，布政使司遴选“干练、清廉、通晓田亩事”之官员及吏员组成清丈队伍，分赴各府县。同时，行文各府州县，命其张贴安民告示，召集地方士绅耆老，详释新政条款，尤其是“摊丁入亩”对无地少地百姓的益处，以及清丈过程中严禁胥吏舞弊的严苛律条。
命令下达，机器开动。然而，执行的阻力，远超想象。
在湖州府乌程县，第一支清丈队伍刚至县衙，便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当地几位致仕官员及大族族长联名递上“陈情书”，言辞恳切，忧心忡忡，言及清丈恐扰民，恳请官府“体恤民情，缓步施行”。县令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对清丈之事，态度暧昧。
清丈队伍中一位年轻气盛的户部主事，欲强行推动，却发现自己寸步难行。胥吏消极怠工，提供的鱼鳞图册陈旧模糊；下乡丈量时，乡间保甲长言辞闪烁，引路迟缓；甚至丈量工具也频频“意外”损坏。地方势力用他们最擅长的方式，进行着软抵抗。
而在宁波府定海县，情形则大为不同。县令因海运之利，与沈家等海商关系密切，深知新政之利。清丈队伍一到，县衙全力配合，胥吏不敢怠慢。沈荣更是主动出面，宴请县中士绅，席间大谈海运带来的好处，以及太子殿下简化商税、摊丁入亩对地方长远发展的益处。一些家中田产不多、但商业利益较大的士绅，态度开始松动。
然而，真正的较量在田间地头。清丈伊始，各种问题便暴露出来。
有地主暗中指使佃户，在丈量时聚众围观，喧哗干扰；有士绅借口祖坟风水、宗祠圣地，阻挠丈量人员靠近其名下田产；更有甚者，重金贿赂清丈小吏，企图隐瞒田亩，或以次充好，将下田报为中田，中田报为上田。
消息通过驿站和密探，不断传回杭州三司衙门，也通过特殊渠道，呈送至金陵东宫。
朱标看着这些奏报，眉头紧锁。他深知，清丈田亩是“摊丁入亩”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最易滋生腐败、激化矛盾的环节。他立刻做出指示：
一、申饬乌程县令，限期打开局面，若再敷衍推诿，立行革职查办。同时，从省里增派得力干员及护卫，加强乌程清丈力量。
二、明令各地，清丈过程必须公开，允许地方推举公正士绅或耆老在场监督，丈量结果需双方签字画押，张榜公示，有异议者可逐级申诉。
三、授权按察使司，对清丈过程中接到的舞弊举报，无论涉及何人，立即查办，一经核实，从严惩处！并可将几个情节恶劣、证据确凿的案例，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雷霆手段之下，浙江的局势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乌程县，那位态度暧昧的县令被省里派来的官员当场摘去官帽，锁拿问罪。几位暗中串联、阻挠清丈的士绅被按察使司传讯训诫，其中一人因证据确凿被革去功名，家产罚没。血淋淋的教训摆在面前，乌程县的抵抗势力顿时土崩瓦解，清丈工作得以艰难推进。
而在宁波，沈荣等人则积极配合清丈，主动将自家田亩如实上报，甚至协助官府劝说其他观望的士绅。定海县的清丈进度，远远快于其他府县。
乡野之间，普通百姓最初是茫然和恐惧，但随着告示的张贴和官府的宣传，尤其是看到一些平日里欺压乡里的胥吏或因舞弊被严惩，或在新规下不敢肆意妄为，而自家丁银数额确实有望大幅降低时，一种期盼的情绪开始悄悄滋生。尽管仍有疑虑，但至少，他们看到了改变的可能。
浙江大地，风云激荡。清丈的绳索，一寸寸地勒紧旧有利益格局的肌肤，疼痛与反抗在所难免。但朝廷的决心，太子的意志，以及那柄高悬于贪官污吏和顽固士绅头顶的铡刀，正一步步地将这变革推向深处。
朱标在金陵，每日密切关注着浙江的每一点进展。他知道，这清丈风云，只是赋税新政的第一道坎，后面还有折色法的推行、商税的简化等诸多难关。但他更知道，唯有迈过这道坎，才能触及那积弊的核心，才能真正开启他心中那个“藏富于民”的新时代。他提笔给浙江布政使写了一封密信，信中除了指示，更有一句：“事虽万难，心要定。但为黎民计，虽千万人，吾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