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芳
国立三中，抗日烽火中黔东的这颗璀璨的文化明珠，虽然已经结束了46个年头，可至今仍然在我的心中闪烁发光。她在我的脑海里刻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她那朴实的战斗精神成了指导我一生对国家、对民族、对事业、对他人、对自己的一个虽然无字无声，但却永远形象具体的座右铭。
三中成立的那年，我仅4岁，随即进入了三中附属的幼稚园，后来升入附小——实验小学。1946年三中结束时，我已12岁，刚好小学毕业。儿时的许多珍贵回忆，至今还时常萦绕心头，激起阵阵思绪的涟漪，回味无穷。
我的整个童年时期与国立三中有着血肉般的密切联系。我家就住在三中附近，一部分在车公馆左侧，后门紧靠着三中的后门，另一部分就在三中右隔壁的邮局正对面，也就是学校门前丁字路口的拐弯处，据说门头上有“青莲世第”四个大字。我的大姐永芬、大哥永治都在国立三中念书，端姐永生先在附小，后来上了预备班和初中部。我童年的许多时光都是在国立三中的校园里、学校门口长长的石级两旁和丁字路口，以及校园后面的小山坡上和美丽的茶树林里度过的。记得学校的后面是个大礼堂，叫“抗建堂”。“抗建堂”的左前方有一个小亭子，名叫纪念碑，我们常去那里玩要。亭中有块石碑，上边刻的字许多我都不认识，只能认出校长周邦道和家父李扬承的名字。哥哥姐姐的同学们经常去我们家玩，有时还三五成群地出去郊游，饱览铜仁如诗如画般的秀丽风光。我总是少不了跟在一起凑热闹，他们有时给我讲故事，让我猜谜语，教我说绕口令、唱歌、背诗，领着我玩“摸手背”、“摸鼻子”、“碰球”等游戏。我问了他们许许多多的“为什么”，他们往往你一言、我一语地尽力给予圆满的回答，令我十分佩服，从心底里敬爱他们，行动上模仿他们。
转眼十几年如白驹过隙。中大哥哥哥、大姐姐们那艰苦朴素、勤奋好学、聪明活泼，热情爽朗的形象仍然活跃在我的眼前。尤其是任国英大哥，他的名字倒过来正好是“英国人”，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他也特别喜欢我，亲切地称我为“二妹”（也许是因为大姐永芬那时已病故，我的排行作为女辈永治二）。198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从一份报纸上得知我大哥的下落，便立即冒然写信联系。当我们兄妹乘火车专程去蚌埠看望他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失散了40多年的老朋友终于重逢了，真是喜出望外，百感交集。这时的我已经是鬓角花白，而他们两位则更是有几分老态了。谁能想象当年我还是坐在这位大同学的双腿上看《雷雨》的小丫头呢！他至今还一直珍藏着好几张我儿时的照片，看到那些陈旧发黄的照片上的小姑娘，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直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几乎彻夜难眠。
国立三中治学极其严谨，使同学们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师生都以“抗战建国，责任在吾身”来激励自己，自觉地“陶铸循省”、“读书懋勉”以“报国精忠”。校园里一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有一次大姐带我去宿舍住宿，我见到晚上熄灯前女同学们都为寝室点名，并且对一些事情进行了批评和表扬，对一位女老师未规范提出严格的要求。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大家就起床绕大楼前的操场跑步，然后就是庄严的升旗仪式，只见一个班一个班地按高矮排得整整齐齐，个个同学都动作迅速，精神抖擞，一丝不苟。
三中课外活动内容非常丰富，除体育活动外，还把教室周围的菜地分给各班和各组。抗建堂里经常举行各种活动，我看过同学们演出的《在松花江上》、《铁蹄下的歌女》、《放下你的鞭子》等充满抗战激情的节目。着名作家曹禺先生的大型话剧《雷雨》，也由多才多艺的三中师生搬上了舞台。也许是因为对于中学生来说，这《雷雨》着实太“大”了，所以大家都称之为“大雷雨”。演出是非常成功的，高潮时许多同学都激动得泪流满面，场内一片抽泣之声。后来听说还到社会上去义演，受到各界的一致好评。这些演出，不仅在三中同学之中，而且在铜仁广大民众之中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种子，唤起了一片爱国热忱。
在我的印象里，国立三中的同学总是爱憎分明，一身正气。对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满怀刻骨仇恨；对继之而来的美帝国主义，他们也是怒发冲冠。那年北平发生震惊华夏的“沈崇事件”，三中师生一致愤起上街示威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女子部那边出发，由西向东挺进，走了好一阵子时间。同学们有的扛着大标语，有的举着小旗，边走边喊口号，个个义愤填膺。晚上还举行了火炬游行，灯笼、火把一排一排，俨如一条大火龙；歌声、口号声震天动地，使整个山城铜仁都沸腾了起来。在国立三中师生的这种民族自尊心的感染之下，我和许多围观的群众一样，情不自禁地跟在游行队伍后边走了一程又一程。
三中的学籍管理很严格，每个学生都有详细的教学档案。三中结束后，我考入了省立铜仁中学。校址就在原三中高中部。有一天我们坐在操场旁“孤龙门阵”，有个同学手中拿着一张表格跑来说：“喂，李永芳，这是你高二的成绩单，真不简单！”我们谁也不敢相信，因为我刚刚考入初中，哪来的高二成绩单！可大家定睛一瞧，果然上边的名字是“李永芳”，一点没错，不过仔细一看，上边写着“男，十八岁”，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国立三中有个男同学与我同姓同名。在大家付之一笑的同时也觉得，中确实不同期、同学的情况记载得那么清楚：有该同学的简介，还有每门课的成绩以及老师的评语等。事隔几十年，最近从旅台校友会新编的国立三中校友录中发现我的同名学长李永芳已被列入故去的校友名单，不由深感惆怅。
三中同学学习极其刻苦用功，当我们在后面山坡上或茶树林里玩耍时，经常可以看到同学在放声朗读或默默地看书。他们的刻苦求学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对我一生影响最深刻的是英语学习。我家厢房里住着一位三中的英文老师，名叫李刚，经常有一批批的同学到他家里请教英语，我在窗外看着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用英语对话，羡慕极了，有时就干脆进屋去依在他们身边看个究竟，听个痛快。他们也很喜欢我，都叫我“小鬼”。星期天他们带我去福音堂作礼拜，他们说去那儿不是信教，而是想找美国牧师（好像是叫冯牧师）练习英语。做完礼拜冯牧师总要和同学们叽哩哇啦地说上一通，听起来象唱歌一样好听。在路上大同学们一边取笑我傻呼呼地听不懂还要瞎起劲，一边教我练习绕口令，模仿方言，训练自己的口齿，说只有小时候把口齿练清了，将来才能学好英语。他们教给我说的“四十四个石狮子”、“南京南 篮球队”，以及湖南腔“宁甲雷，鹅希艺果夹舌斗，鹅雪鹅不希，津津省希宁”，（人家说我是一个夹舌头，我说我不是，真真笑死人），上海腔“阿拉弗晓得”（我们不知道）、“依卡米”（你洗洗米）等等。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正是由于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从小就爱上了英语，并与英语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那时起，我就逐渐领悟到学好英语的诀窍在于首先要能模仿上口，要把英语当成一个活的交际工具来学习。懂得了这一点，中学时我的英语学习一点也不费劲，参加学校英语朗诵比赛，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1954年我被录取到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俄语。在服从分配的同时，我把英语作为第二外语来学习。大学毕业后，工作任务是教俄语，但英语却像吸铁石一样仍然吸引着我，使我能数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学或业余夜校的英语学习。三十岁那年，组织上决定调我改行教英语，给两年脱产时间进修，要求达到能教英语专业精读课的水平。这对别人来说，也许是个苦差事：中年改行，半路出家，谈何容易！然而对于我来说，却真是如鱼得水。由于学习比较得法，少走弯路，提高较快，后来又有幸得到三次短期进修机会，水平逐渐提高，现在用起英语这个工具来，已经比较得心应手了，教学和科研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为国家培养了一些英语人才。
喝水不忘掘井人，我想我之所以有今天这点水平，应该感谢国立三中，她给我的指引和熏陶，使我受益终身。鸟恋旧林，鱼思故渊。莘莘学子永远留念国立三中这个培养人才的摇篮。
（李永芳，女，58岁，贵州铜仁人。1946年毕业于国立三中附属小学。曾在安徽大学外语系任教30余载。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