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清晨，堪培拉联邦宫电报室，这里的气氛比往常凝重了许多。值班的译电员脸色苍白，手指在电键上微微颤抖。他们刚刚接收并翻译了一封来自cSb伦敦站的特急加密电报。这份电报的内容，不是关于海军技术或外交晚宴，而是一场远在圣彼得堡的、血腥的屠杀。
“1905年1月22日，圣彼得堡。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军队，在冬宫广场，向和平请愿的工人队伍开枪。初步估计，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数千人受伤。沙皇的威信已彻底破产，革命的火焰在俄国全境被点燃。莫斯科、基辅、华沙……各地工人大罢工与军队哗变此起彼伏。”
这份电报被以最高优先级，直接送到了亚瑟的早餐桌上，打断了他正与马歇尔教授讨论的新一轮“联邦基础建设债券”的发行计划。
亚瑟平静地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他看着电报上那冰冷的数字，沉默了许久。
“潘多拉的魔盒，终于打开了。”他低声自语。
他预料到了俄国的战败会导致内部动荡，但他没有想到，沙皇会愚蠢到用一场大屠杀，来亲手点燃埋葬自己的柴火。
“殿下，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马歇尔教授也看到了电报，他立刻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分析道，“俄国内部的大规模动荡，意味着他们继续战争的能力将直线下降。日本……将赢得比我们预想中更快的、更彻底的胜利。”
“是的。”亚瑟的表情变得凝重，“这打乱了我们的节奏。我们原本的计划，是让它们在满洲的泥潭里流血。现在，这头巨熊的一条腿，已经被它自己砍断了。”
亚瑟立刻召集了紧急内阁会议。
“先生们，”他将电报内容通报给了所有人，“圣彼得堡的枪声，改变了一切。我们的战略必须立刻调整。”
“第一，”他转向cSb局长道尔，“我需要立刻知道日本人的反应。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他们一定会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总攻，争取以最小的代价，在俄国革命彻底爆发、欧洲列强介入调停之前，锁定胜局。”
“第二，”他转向国防部长布里奇斯将军，“奎那那计划必须加速。海军部必须立刻重新评估日本海军在战胜俄国后，其南下战略的威胁等级和时间表。”
“第三，也是最棘手的。”亚瑟的目光，落在了总理迪金和工党领袖比利·休斯的身上。
比利·休斯，这位工党领袖，此刻正坐立不安。他虽然在白澳政策上与亚瑟达成了脆弱的妥协，但他骨子里，仍是一个激进的、信仰国际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圣彼得堡工人的鲜血，在他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殿下，”休斯果然第一个站了起来，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他几乎是在控诉，“这是沙皇暴政对工人阶级犯下的滔天罪行！工党议员团一致要求，联邦政府必须立刻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这场屠杀！并且，我们要求，联邦立刻停止对沙俄政权任何形式的物资出口，哪怕是那些所谓的人道主义物资！”
“休斯议员！”财政部长特纳爵士立刻反驳，“你疯了吗？停止出口？你知道我们和俄国人的贸易，现在占据了联邦出口总额的多少吗？这会让我们自己的工厂产量减少，导致很多工人被辞退失业。”
“让工人失业，也比用他们的劳动果实，去资助一个屠杀工人的刽子手要强！”休斯毫不退让，“这是原则问题！工会联盟明天就会在悉尼和墨尔本，发起游行，声援我们的俄国兄弟！”
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在堪培拉的内阁会议室里，瞬间爆发。
亚瑟抬起手，制止了争吵。
“休斯议员，”他平静地看着比利·休斯，“你的愤怒，我理解。你的原则，我尊重。但是，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我们不能被愤怒和原则冲昏头脑。”
“如果，”亚瑟提出了一个冰冷的假设，“我们现在公开谴责沙皇，并切断贸易。谁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休斯一愣。
“是日本。”亚瑟替他回答，“沙俄的后勤将立刻崩溃。日本会赢得一场不费吹灰之力的胜利。然后呢？一个彻底打垮了俄国、信心爆棚的日本帝国，会是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大威胁。”
“你以为你是在声援俄国的工人，”亚瑟的声音变得严厉，“事实上，你是在把我们自己的工人，推向一场更可怕的、由日本人发动的战争，你用你的原则，换来了一个更强大的敌人！”
比利·休斯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无法反驳这个残酷的逻辑链条。
“那……那我们该怎么办？”他喃喃地问，“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什么都不做？”
“不。”亚瑟摇了摇头，“我们的行动，必须比任何游行都更有效。但它必须在水面下进行。”
他转向了道尔：“道尔局长，cSb在欧洲的网络，是否与俄国的革命党，有过接触？”
道尔点头：“是的，殿下。我们与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甚至布尔什维克在日内瓦和伦敦的外围组织，都保持着低级别的、纯粹的情报交换关系。我们一直在监控他们。”
“很好。”亚瑟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包括比利·休斯在内，都感到震惊的决定。
“从现在开始，”亚瑟对道尔下令，“启动一个计划。我授权你，通过最隐蔽的第三方渠道，向这些俄国革命党，提供资金支持。我称之为普罗米修斯计划”
“什么？！”
“殿下！”迪金总理惊呼出声，这位温和的自由派政治家脸色发白，“您要资助革命？资助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这是在玩火！一旦被伦敦或圣彼得堡知道……”
“他们不会知道。”亚瑟的语气不容置疑，“这笔钱，将从南方联合贸易公司的战争利润中，提取一百万英镑。它将通过瑞士的银行、德国的中间商、斯堪的纳维亚的皮包公司，被洗成几十笔国际人道主义捐款，流入他们的手中。”
“我们资助他们，”亚瑟看着休斯，说道，“不是因为让他们在莫斯科夺取政权。而是为了让他们在俄国的后方，点起足够多的火。让他们去炸毁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桥梁，去策反即将开往前线的军队，去组织更大规模的罢工。”
“我们要用这种方式，加速沙皇政权的内爆。我们要让俄国，因为内部的溃烂，而无法再继续这场战争。”
“同时，”他又转向马歇尔教授，“我们对俄国的贸易，不能停。但我们要改变商品结构。减少钢铁和军火原材料，加大粮食、药品和廉价伏特加的出口。我们要用物资，去稳住他们即将崩溃的社会秩序，防止他们彻底陷入无政府状态。”
“我们要让俄国战败，但不是被日本彻底打垮，而是因为内乱而主动退出。日本获胜，但赢得精疲力尽，面对一个仍然保留着部分实力的对手，不敢轻举妄动。”
比利·休斯呆呆地站在那里。他那套基于街头政治和道德激情的革命理论，在亚瑟这种冰冷、精准的全球地缘政治操盘面前，显得如此幼稚。
亚瑟用一种他无法想象的方式，既声援了俄国革命，又维护了联邦的利益，同时还削弱了两个潜在的敌人。
“比利，”亚瑟最后转向他，语气缓和了下来，“你和霍根的集会，可以搞。民间的愤怒，需要一个出口。但是，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你们可以谴责暴行，可以为死难的工人募捐。”
他微笑着说：“而你们募捐来的所有款项，联邦宫将以一比一的比例，进行配捐。然后，我们会把这笔钱，通过我们自己的人道主义渠道，确保它能送到最需要它的、正在战斗的俄国兄弟手中。”
比利·休斯，这位工党领袖，向他的王子殿下，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明白了，殿下。您……才是真正的革命者。”